收稿日期:2022-01-02
作者简介：潘丹妮(1998-)，女，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潘丹妮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昆明650221)
摘要：缅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外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提升我国在缅甸的国家传播能力，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这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建设发展。当前中国对缅甸的传播策略存在效果不佳、沟通不畅等问题，需要从议程设置角度积极改善缅甸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消极认知。通过发挥中国媒体、企业的作用，以多样的传播渠道拉近两国民心，制定对缅甸精准传播策略，从而提升我国对缅甸的国际传播能力。关键词：对缅传播；国家话语权；一带一路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 (2022)08-0028-05R es earch on C hi na's preci s i on com m uni cat i on st rat egy i n
M yanm ar Pan D anni
(Y unnan U ni ver s i t y ofFi nance and Econom i cs ,K unm 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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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y w ords :C om m uni cat i on w i t h M yanm ar ;nat i onaldi s cour s e pow er ;T he B el tand R oad
国际传播承担着国家形象建设和国家话语权提升的重要责任，在国家对外政策中也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这个国家历史的反映，不同国家文化的多姿多彩易于为他国所学习、借鉴与接受，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连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开展“一国一策”精准传播是在全媒体环境下最有效的传播方式。
一、对缅传播的现状与挑战(一)缅甸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缅甸作为中国优化周边地缘环境的战略突破口之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沿线国家，其对于倡议总体上是以比较积极的态度保持观望，但具体行动不多，部分建设中的项目由于国家内部
和国际压力等原因停工。缅甸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是中国以经济发展为缘由，借力自身的地缘优势，塑造周边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举措。在“一带一路”建设构想中，缅甸是中国西南省份通过陆路进入印度洋，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最便捷的西南战略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经济互利为抓手与对象国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由此，缅甸各界认为“一带一路”是本国与中国拓展合作的重大战略机遇。2015年4月，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席吴瑞曼表示，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可以实现同步发展，是应该实施的宏伟计划。2019年缅甸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国务资政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对缅甸乃至整个地区都有益。致辞说，众多国家参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仅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涵盖领域广泛，缅甸地处“一带一路”沿线，对缅甸和整个地区来说，参与“一带一路”是有益机遇。
但缅甸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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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作用。李晨阳表示，缅甸社会普遍认为，缅甸对中国的崛起太重要了，甚至认为没有缅甸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无法实施。其中，密松电站和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被缅方视为可以决定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武器。因此，缅甸对中国在缅落地“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于具体项目的建设主要是持观望态度。随着缅甸成为亚洲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缅甸最突出和最热议的话题。中国在缅甸的大量投资也受到缅甸国内政治环境变化、国内民众与社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缅甸社会认为缅甸参与到中国以扩大自身势力范围的经济建设项目当中，将让渡部分国内事务主导权，与所获得的边缘利益不成正比。
缅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对缅政策的认知不仅与中国的合作诚意存在差异，在缅甸社会内部的不同阶层也存在着认知差异。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是个体对意见事务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他国顺利实施的基础便是沿线国家主动接受和认可的程度是否支持。政策认知就是政策接受者对政策本身、政策制定主题和政策执行主体的主动接受融入和认可的程度。缅甸社会民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所要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对象便是政策客体。缅甸民众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区域收益面、个体利益、自身素质、政策宣传和推进策略等因素影响有关。缅甸受众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和中国对于倡议的推进存在区域性差异、感知关注差异和预期差异。政策落地推进是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主要依托交通设施建设、能源运输项目开发，这一系列工程实施辐射在缅甸国内地区范围是有限的，辐射范围内的民众自然而然地受到倡议建设影响，并从中获益，也由此提高接受水平。而不在项目辐射范围内的民众远离倡议内容，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一带一路”，但对此并不会产生了解兴趣。这就造成缅甸民众内部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受众自身文化素质对政策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缅甸内部以官员、媒体从业者为主的阶层民众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较高认可度。普通民众阶层由于生活环境与“一带一路”项目较远，这一体对于倡议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口耳相传、媒体宣传以及切身获益的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
缅甸落地是直接或间接惠于缅甸全社会的，但缅甸民众不同体对其合作领域有不同的预期。与感知关注差异相似的是，官员、媒体与学生接触“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的机会较多，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大多持积极正面态度。官员阶层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注和预期多集中在中缅合作能否顺利开展以及进展情况。缅
甸官员阶层是推动本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重要因素。
(二)缅甸媒体设置议程渲染中国负面形象
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的是新闻媒体如何影响大众的想法。缅甸民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基本来自于媒体塑造，而在缅甸舆论场中媒体大多带有浓厚的西方话语特点，并在涉华报道中故意设置不利于中国的议题，这就导致中国国家形象在缅甸社会出现偏差。缅甸媒体在“一带一路”报道中缺乏对关键问题深入挖掘，文章内容大多是援引西方媒体报道，其独立访谈报道则缺失强烈的意愿对议题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国家借助“债务陷阱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造谣。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 ahm a Chel l aney)曾公开表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一些国家背负着巨额债务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中美竞争中的欧洲》(Eur ope i n t he Face ofU S-Chi na R i val r y)中写道，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小国之间利用“债务账簿外交”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迫使小国做出让步。缅甸学者敏辛认为，在涉华报道方面呈现情绪，直接影响缅甸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这种情绪已成为一种持续的态度，而不是短暂的公共舆论倾向。伍庆祥对《缅甸之光》涉华报道进行分析，认为缅甸官方媒体在报道内容上未因中缅密切的关系而有所侧重，报道中同样充斥着天灾人祸等负面消息。谭少丽对《环球新光报》的涉华报道特点进行分析，认为《环球新光报》作为缅甸官方媒体，对中国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对香港修例风波等敏感事件报道热情较高，对中国国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抱有一定兴趣，对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报道不多。幸尧认为缅甸对华“错误知觉”表现为“中国威胁论”“地缘政治支轴国”“去中国化”“泛政治化”等，产生的原因包括“非理性认知相符”“诱发定式思维”和“历史包袱”，建议明晰缅甸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创造性介入包括民地武等产生错误知觉的问题，以加强对缅传播能力和交流合作。
由于在缅甸历史进程中，寻求向西方民主转型，本国媒体受到西方舆论思想的影响，甚至部分私营媒体由西方和日本资本支持，长期进行攻击中缅经济走廊、宣传中国阴谋论。当前欧美政治出现极化态势，导致由其主导的政治传播呈现极化走向，民众获得的外部信息分歧化和碎片化，公共的理性讨论让位于极化观点的表达。由西方主导的话语“债务陷阱论”在缅甸的传播与扩散，不仅对中国在缅投资项目与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冲击，还对缅甸自身经济建设以及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产生了不良影响。当今欧美国家利用社交媒体，通过其扶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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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在缅甸民间舆论场使用“视觉错觉”的方法，将图文、音视频进行加工，造成缅甸受众在一个深度的信息社会中丧失基本的政治判断，使得中国在进入缅甸民间舆论场时已经失去了传递信息的优势。在这样的媒体舆论环境下，受疫情以及本国政局动荡的影响，使得缅甸民众加深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
织里镇(三)传播主客体之间没有形成共情
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是需要依靠国外媒体进行“他塑”的，在实际媒体报道中，外国媒体在中国事件的报道中是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来看待中国形象，甚至是歪曲中国形象。西方与中国在“国家话语权”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西方强调话语权是基于权力制衡，是国家间通过话语所体现出的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中国所提出的国家话语权建设是基于国家权利，是中国倡导的民间的交流对话。国家话语权是融入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习近平曾指出，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所以当前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利用舆论施压中国的环境下，我国在国家传播中的“自塑”能力的加强显得尤为重要。信息传播能力是改变中国话语表达不畅的硬件基础。因为人类社会长期相互隔离的状态导致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存在较大的差异，结果往往带来了恐惧和敌视、偏见与误解。西方曾进行民调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仅有20%左右的受众是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当前，对缅传播回家的滋味
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针对全媒体技术领域的，希望通过技术补足来达到突破传播障碍的效果，缺少关于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同时，中国国内国际关系领域、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新媒体平台处于“失声”状态，相关研究人员忽视国际发声渠道，专业人员的研究难以走出国门，更是远离受众国。中国在对缅传播过程中主要依靠中宣部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统筹制作缅语作品，基本忽视了以缅甸文化环境作为传播土壤的宣传策略，难以使得传播对象通过议程与传播主体实现共情。
二、如何提升对缅精准传播能力(一)优化缅甸对中国认知
上文将缅甸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反映概括为总体积极、具体观望，且内部存在不同方面的认知差异。从国际传播角度进行分析，如何优化改善缅甸对中国的认知状况需要解决传播主体惯性思维、传播内容对接困难、传播对象现实忧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主体开展对缅传播依靠传统的外宣媒体，同时，中国对缅甸始终视为友好邻邦，在与缅甸交流互动中愿意将自己与对方置于同等地位，这就使得传播过程中受众国产生易于接受心理。传播过程中主客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我们将话语春风化雨般地送入受众心田，将使得传播效果显暑著提升。“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倡议为使得对象国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接受，将中西方价值理念融入其中，并尽可能地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彩。因此，我们需要创新传统对缅传播方式，在以官方媒体话语输出方式的基础上开展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加深两国理解互信，开展民间交流，推进两国民意相通。“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拉近中
国与缅甸“胞波”情谊的重要时机，在两国民众的生活、文化等民生内容上下功夫。要解决传播主体思维定式问题，将传播内容进行细化分类，满足不同受众的差异化需求，从而缓解缅甸民众对中国传播的淡漠心理，使得缅甸民众愿意去了解和接受中国对其传播的内容。
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与转播者的传播意图相背离的偏差和误解，导致传播隔阂复杂难以实现精准高效。不同的文化在语言内涵、思维模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相互融合的障碍，进而导致一定的“文化折扣”。受众习惯于接受本土媒体的新闻结构、语言风格和素材编排。只有进一步形成合理而有效的话语生产机制，真正做到“因他人之言而为之言”。缅甸民众的媒体使用方面偏好西方社交媒体和本国媒体，彭伟步认为，媒体选择使用偏好成为影响缅甸民众认知和评价中国的主要障碍，也从一个视角显示缅甸民众偏向于使用西方媒体以及非友华缅甸媒体所形成的“信息茧房”，阻碍其更加深入了解中国。针对中国媒体在全媒体阵地的缺失，中宣部牵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在缅甸民众擅长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及时发布中国国家政策信息。新华社缅文新媒体融合平台作为中国首家缅文新媒体传播平台在仰光上线开通。缅甸读者和观众可以通过手机、缅文网站以及缅甸民众热衷使用的FA CEBO O K、Twi t t er、G oogl e等多媒体阅读新华社播发的缅文新闻、图片报道以及缅语视频。中缅两国媒体首次合作开办的《中国电视剧》栏目，是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所达成共识的具体行动，开创了中缅媒体合作传播的新模式，也是两国深化媒体交流与合作的成功范例。要扩大做出国门的媒体数量，充分利用地方媒体和新媒体，建立两国媒体互通互动机制，实现中国对缅传播的全媒体联动，打造内容
丰富、质量过关的全媒体生态。
传播客体在认知过程中存在现实忧虑，这就要求传播主体在传播操作中突出受众意识，尽可能地为受众释疑解惑。缅甸民众对于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的现实忧虑主要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不理解以及自身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能否实际获利。缅甸普通民众没有形成积极认知的重要原因就是“一带一路”项目距离缅甸百姓的生活比较远，当前未能对缅甸民众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中国对缅甸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对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工商界以及留学生，忽视了基层民众对于项目建设的作用。因此在开展对缅精准传播策略时，要加强宣传的针对性，了解缅甸各阶层民众的核心关切，制定宣传内容精准投放的传播策略，强化各阶层对政策目标的共识。生活上实际获益并不能通过单纯的传统媒体渲染就可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为受众消解忧虑需要中国在缅企业切实地有所作为，以项目建设为媒介，让民众眼见为实。“民心相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五通”的其中一环，必须要让缅甸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中国项目为其带来的红利。实际上，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将是缅甸发展基础设施、扩大就业的绝佳契机。中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要善于听到并响应缅甸民众的诉求，提供当地民众工作机会与收入增加的机会，让当地百姓成为受益者。并在项目设计时尽可能地扩大辐射范围，只有让更多的民众从中受益，才能获得来自基层的支持。虽然这样的操作并不像传统传播方式，但形成精准传播立体化、多渠道的传播体系，将夯实缅甸
认可中国倡议的民意基础，以达到优化缅甸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细节认知的传播效果。
(二)以问题为导向设置传播议程
提高国际议程传播能力是减少“中国方案”质疑声的关键。我国已经错失了对缅率先开展议程设置的时机，缅甸民众接触到的涉华报道主要以缅甸媒体和西方舆论制造的“债务陷阱”“中国威胁论”为主，中国形象遭到严重破坏并由此难以接受中国在缅项目建设。中国在对缅精准传播策略实施中就要以受众为中心，传播内容做到以问题为导向，以达到消解受众忧虑的传播效果，开展对缅传播时要主动地设置受众所关心的议程。
中国未能及时遏制“债务陷阱论”在缅扩散，已经对现有项目造成重大影响。皎漂深水港项目原定总价值73亿美元成本缩减为13亿美元。缅甸计财部部长吴梭温对此的解释是,“为避免陷入债务陷阱，缅甸将寻求减少皎漂经济特区的规模”。中国媒
体要在面向缅甸民众的内容中主动设置议题，通过相关议题的开展正面回应缅甸的社会关切。媒体制作与受众期待不符的传播内容，在传播效果上就是要大打折扣。首先要在传播内容上向受众介绍什么是“债务陷阱”，通过以往出现的“债务陷阱”与密松水电站等项目建设进行比较，将项目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公开透明，通过事实让受众对“一带一路”项目产生自己的认知。如果中国媒体一味地躲避焦点议题，追求“完美主义”国家形象，相反会失去更多的舆论领地。
针对“债务陷阱论”的质疑，中国对缅传播不应单纯依靠外宣媒体进行单向性传播，而是将中国在缅企业并入到对缅精准传播战略当中。“债务陷阱论”在缅甸得到滋生扩散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角力，更深层因素就是民意。缅甸民众缺少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的渠道，没有对项目形成信任。在缅中资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建设的主体，它们在缅甸的企业形象和承担的社会责任是缅甸社会所直接感受和受益的。让缅甸民众感受到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给当地带来的收益和变化，以“债务陷阱论”为问题导向，主动化解负面舆论扩散传播在缅甸内部的消极认知。
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政经界出现，并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造势下成为西方世界蓄意指责、阻止中国对外政策开展的舆论匕首。威廉·卡拉汉认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需要进行反驳、剔除甚至是需要从公众脑海中剥离的话语意象”。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国对于这一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深刻。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缅甸除却经济因素外，大国间政治权力博弈以及缅甸内部政局环境和民地武问题都是“中国威胁论”在缅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缓释主要大国和沿线国家对于中国战略动机的疑惧，这就需要我们理清“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2020年驻缅甸大使陈海在缅甸主流媒体《环球新光报》(英文)、《镜报》(缅文)同时发表题为《中国新发展和中缅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宣介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就新时代中缅关系进行展望。改善中国在缅国家形象与舆论劣势必须要加深政府部门合作，使其在官方舆论场上发挥”牛鼻子“作用。
提高中国在缅甸的软实力要有效依托国家硬实力在缅的落实与合作，由政府引领，传统官方话语述说为基础加强在缅国家形象建设与对缅传播在地化。受到历史因素影响，中国的对外传播多以宏大叙事为特点，在缅播放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往往是向邻国彰显着中国气派，缺少让人能够沉浸其
中的细节描写。假设媒体以“中国文化”“自然风光”为抓手，主动向缅甸民众传递“胞波”情谊，要以“最后一公里”的意识，将触角深入到国外基层，使得最广大的民众认识到中国的善意。同时缅甸内部民族主义抬头，这时媒体应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主动化解矛盾，拒绝过度渲染，遵循客观事实，以达到消解矛盾情绪的效果。
(三)拓展传播方式实现共情传播
当前中国对缅甸的传播效果不佳，缺少传播维度的思考，使得缅甸民众难以对传播内容产生共情。因此，中方在制定精准对缅传播策略时就要考虑到两国的文化认同程度，他者叙事能力。Paul D uG ay在书中写道：在话语路径层面，文化认同是一种持续性和尚未完成的话语构建过程，是有条件的偶然性的存在，蕴含着一种融合或者合作的幻想和建构。缅甸与我国云南山水相连，民间交往、社会互动频繁，跨境民族历史悠久，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中缅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就使得中缅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壁垒是较小的。跨境民族是中缅民心相通工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也是两国国家的民族文化纽带。缅甸北部的一些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特区，如果敢等，在语言、通信、媒介传播甚至制度设计等方面都与接壤的云南现实相同相通，这一部分跨境民族成为中国对缅传播的重要主体与载体。挖掘中缅两国文化记忆资源，通过两国文化产生机制的异同，共同塑造关于“一带一路”的文化记忆。边疆地区跨境文化传播应致力于推动区域交流合作，针对跨境民族的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媒体资源，根据跨境民族在两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开展多元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拓展文化跨境传播渠道。在对缅传播中，强化民族、历史要素，借助文化载体，形成适用于“一带一路”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对缅甸开展精准传播，要从“自话”转变为“对话”。中缅两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不能延
续以往“各说各话”的对话逻辑，要充分发挥介于传播主客体之间的第三者作用。中国和缅甸在历史和地缘上都拥有较多亲缘性元素，缅甸的华人华侨更是与中国同根同源，拥有共同的经验。缅甸华人的族认同体现了多元化特征，政治认同呈现出一元化趋势。“华人华侨参与”和“海丝文化交流”是国家部委提出的五个重点中“民心相通”的具体化措施，在缅华侨华人随着代际发展逐渐融入缅甸主流社会，都会积极组织自己祖籍的同乡会。同乡会馆也成为华人举行中华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创办华校、庆祝传统节日，华侨华人会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参加，以表达华人华侨传播民族文化、融入当地习俗、建立和平友善关系的愿望。同时，缅甸汉语传播也成为缅甸华人华侨的重要活动内容。中国在对缅甸进行精准传播的过程中，要积极与缅甸当地的同乡会进行有效对接。在生活、文化、语言等方面建立
起互动的桥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民族认同感，使其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当前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再由这一体进行信息再消化、信息二次传播。这时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将更具有“在地性”，传播效果将得到有效的提升。如何有效发挥华人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是政策制定的关键点。中国的相关部门应当发挥作用，研究和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引导华人华侨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利用侨乡与缅甸华侨华人不同内容和级别的民间交流活动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三、总结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缅甸国家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此时，加强中国对缅甸传播能力有助于改善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对缅甸传播的能力提升有助于加深中缅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进而丰富和发展“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内涵，推进中国和缅甸推行更高质量的合作。缅甸作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对缅传播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在东南亚地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在这一地区的国家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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