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亥⾰命和国民⾰命的要员名录，诸如叶楚伧、胡朴安、马叙伦、邵⼒⼦、柳亚⼦、夏仁虎等，⼤多既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具有⽐较深厚学养或在某⼀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乃⾄硕学⼤儒。
既著有《⼭东⾰命党史稿》，还撰有《俚语证古》和《⽅⾔⾳释》等《诂雅堂丛书》的丁惟汾，正是其中的⼀颗亮星。
叱咤风云载青史，学富五车著⽂章
丁惟汾(1874-1954)，字⿍丞，别号诂雅堂主，⼈称诂雅先⽣，⼭东⽇照⼈。1903年赴⽇本留学，追随孙中⼭，是同盟会的创始⼈之⼀，与廖仲恺相侔，并称孙中⼭的左膀右臂。
在创建国民党政府期间，曾⼀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22年9⽉6⽇，丁⽒与陈独秀、张秋⽩等9⼈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草拟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2⽉，受在⼴东的孙中⼭委派担
任“辅助总理”的参议，代表北⽅党⼈⽀持孙先⽣的⾰命活动。
丁⽒“结⽳”之作《俚语证古》
《俚语证古》是《诂雅堂丛书》的⼀种，初稿曾题名《俚语解故》，是书⼗四卷，凡⼗四类，类各为卷，隐略为《尔雅》《⽅⾔》体例。卷⼀为天，卷⼆为地，卷三为形貌，卷四为声容，卷五为饮⾷，卷六为⾐服，卷七为家宅，卷⼋为器⽤，卷九为草，卷⼗为⽊，卷⼗⼀为鸟，卷⼗⼆为兽，卷⼗三为⾍鱼，卷⼗四为语丛。全书考释俗语俚⾔凡1025条，条⽬以今语列⾸，次以简语接释；释⽂则取该条俗语中⼼词或关键语素直释其语义，次注古今⾳读、⾳转，末则征引经史⼦集、字书等以证其所出有⾃。各条⽬体例严谨，考释精审简明。例如: 姑⼦，嫁⼦也。妻称夫姊为⼤姑⼦，夫妹为⼩姑⼦。姑字当作嫁。《⽅⾔》三，⼥谓之嫁⼦。郭云，
⾔往适⼈。《诗·周南·桃天》篇，之⼦于归;《传》云，之⼦，嫁⼦也。 阿嚏，鼽嚏也。喷⿐谓之打阿嚏。阿为鼽(古⾳读欧)之双声⾳转。《⽉令》，民多鼽嚏。《⽟篇》，嚏，喷算也。鼽嚏，为喷⿐声。鼽嚏，《淮南·时则训》，鼽室;⾼注，鼽读怨仇之仇。按仇，古⾳亦当读欧。
有民俗语⾔学者的研究指出:《俚语证古》⼀书保存了⼤量⽅⾔俗语的资料，为我们进⼀步了解民俗语汇提供了⽂本，尤其是名物⽅⾔俗语，使⼀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的名称得以保存，为我们阅读古代⽂献提供依据。⽽且在此书的最后⼀卷语丛部分，也可以寻到仍然具有⽣命⼒的⽅⾔俗语的渊源，如丁个、单崩、趣⿊、当⼽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民俗语汇提供了难得的语料资源。丁惟汾采⽤⾳转原理，将古今⽅⾔、俗语沟通起来。⼀⽅⾯具有创新精神，为训⽰古籍者开辟了⼀条新的途径。另⼀⽅⾯作者脱离传统词源学⽅法，以⽂字资料为本，凭字词⾳形义推究语源。即如古⼈作诗词⽂章，多讲究⽤典，注重遣词⽤字要有所本、有其来历。这种崇雅尚古观念所致，使得推求民间俗语语源亦所本于前⼈经典⽂字。于是丁⽒便“类次俗语、俗事之见于经史⼦集”，“务使⾥巷中只语⽚解，俱合于古”。这种以见诸古⼈⽂字为语源或出处的主导倾向，不仅贯穿着中国俗语学史，亦是传统词源学的基本⽅法，即偏重书证⽂献中的语源。其实，民俗语⾔和民俗词汇未必都能见诸典籍，因此在探寻民俗语源上不仅要强调书证，也要看到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民俗⼼理因素、民间⼝碑资料等。虽然有些民俗语汇在典籍中未曾涉及，但在⼝语中已经形成了⼀种语⾔⽂化被固定下来，就⽆需为它穿上⼀件厚重的古典⽂献的外⾐，或通过语⾳⼀定要为其寻到⾳转根据，这样只会使这些民俗语汇失去真实的外⾐。(韩璐:《<；俚语证古>说略》，《⽂化学刊》，2006年第2期) 据有学者⽐照《⼭东⽅⾔词典》统计，全书涉及“胶东⽚”的⽅⾔词条235个，“⾮常具有代表性”，“其中⽇照⽅⾔词条共有486个。与当今⽇照⽅⾔⼀⼀对照，主要有基本⼀致、读⾳或写法有变、词义有变、很少使⽤或不再使⽤、⼀⾳多义五种情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照⽅⾔的某些发展变化，对⽅⾔和俗语的研究有很⼤的作⽤”。(姜荣、孙夫荣:《丁惟汾(俚语证古)引⽇照⽅⾔考》，《⽂化学刊》，2008年第3期)本书因循章太炎先⽣《新⽅⾔》之法，多以通转⾳训考释俗语语源。考释虽精审，却不乏泥古难拔⽽牵强附会之病。⼜是书⽆⼦⽬索引，查检不便，⾄为遗憾。《俚语证古》的姊妹作《⽅⾔⾳释》
《⽅⾔⾳释》⼗三卷，初稿曾题名《⽅⾔译》，系《诂雅堂丛书》⼀种。是书乃为扬雄《⽅⾔》⼜⼀注本。各条⾸列《⽅⾔》原⽂及郭璞旧注，次将有关⽂字分别归属各个韵部，再次为释⽂书证，突出“以⾳释⾳、以⾳释义”⽅法，故
称“⾳释”，是⼀部别具特⾊的《⽅⾔》注本。卷⾸为丁⽒1933年在济南寓所撰写的《⽅⾔⾳释·序》:“⽅⾔，为四⽅之⾔。⽅，乡也。⽅⾔即乡⾔。举其⾔⽽说之，谓之谈。同乡与同乡⾔，谓之乡谈。与异乡⾔，则不得为乡谈。不为乡谈，即以为异⾔。同⼀⾔也，谈之者因声⾳之流变不同，遂以为异⽿。古先圣王知其然也。采取四⽅之⾔，笔之简策，藏诸故府。使⼈⼈知异乡所谈同为⼀⾔，并⾮异⾔。所以通民隐，定民志也。诏告天下，以重来兹，俾⼦⼦孙孙世守罔替，永宝⽤享。扬⼦云⽒，起于汉末，抱残守阙，辑⽽录之，并为之疏通证明，可谓伟矣。景纯继起，复为训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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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因益彰明。降及后世，继起者虽代有其⼈，⽽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盖亦危矣。有清末叶，海禁⼤开，异国之⾔，漫衍浸⼊，通都⼤⾢崇外语鄙国⾔之风尚，骏骏⽇炽。国运⽇危，来轸⽅遒，顾瞻周道，如有隐忧。爰取《⽅⾔》-书，详为念读，略解鳃理。始知四⽅之⾔，通为⼀贯之语，但⾳有流变⽿。以今语证古语，古今⽆不吻合。即妇⼈孺⼦之琐语猥⾔，与古⼈亦⽆少异。夫乃叹今⽇之⾔语，仍是原⾃古初，⽆少变更，⽽古先圣王之流译远矣。因详为爬梳，以⾳释⾳，以⾳释义，作《⽅⾔⾳释》。”
“异国之⾔，漫衍浸⼊”，不⾜惊怪，如《上海俗语⼤辞典》所辑录的某些因⼀时流⾏⽽误为俗语者，随着时代发展亦多为淘汰，所能保存的，仅适合汉语习俗者⽽已。然⽽，⼀时“通都⼤⾢崇外语鄙国⾔之风尚，骏骏⽇炽”，却当注意，要为纯洁中华民族语⾔⽽奋⽃，否则将起连锁反应，乃⾄“国运⽇危”。当然，仅此⼀端尚不⾜亡国灭族，亦不可视同⼩可。⽽泥古守旧，亦为⼀弊。编纂《⽅⾔⾳释》，缘于爱国之忱，⾚⼦之⼼，其诚可贵。丁⽒所曾“时与往来商讨者，余杭章炳麟太炎，仪征刘师培申叔，蕲春黄侃季刚，皆邃于古⾳韵者也”(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丁⽒“诂经，其柄持在声⾳，声⾳之运⽤，其要妙在精熟，犹学书然。知啄勒勾趯之成规，腾于⼝⽽涩于⽤，与不知等。⽤必沉潜于中，积年累⽉，久⽽神明变化，应⼿得⼼。先⽣之于声⾳亦然。以此治尔雅，更以此治《⽑诗》《⽅⾔》”(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这个源⾃汉代扬雄《⽅⾔》和近代章太炎的传统训诂学⽅法，是丁⽒久经实践研习驾轻就熟的路径。其精于⾳韵训诂之学，⼜尝读《⽅⾔》等书凡数⼗百遍，
是其治《⽅⾔》作《⾳释》之本。章⽒撰《新⽅⾔》专就近代⽅⾔⽽考，⽽丁⽒《⽅⾔⾳释》则旁征书证，以“⾳释”为本。
《俚语证古》和《⽅⾔⾳释》两书是丁⽒⼀⽣治学的代表作品，也是其与世俗⽣活联系⽐较直接的“接地⽓”的作品。就两书的题材⽽⾔，与其关注国运民⽣的从政意识，亦可使⼈感到有种潜在的交相呼应的联系。
“诂雅堂主”与“平乐印庐”主⼈交谊故实力月西
甲基异丁酮丁⽒所著《⽑诗解故》《⽑诗韵律》《尔雅释名》《尔雅古⾳表》《⽅⾔⾳释》《俚语证古》，合称《诂雅堂丛书》六种。这些著述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和付梓问世，则要归功于王献唐的清钞整理。故论及丁⽒学术则不得不述及两位之交谊。
王献唐(1896 -1960)，初名凤琯，后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室名双⾏精舍、顾黄书寮、平乐印庐等，⼭东⽇照⼈。王⽒出⾝书⾹门第，22岁时，回济南任《商务⽇报》和《⼭东⽇报》主编，后以两报特派记者⾝份长驻青岛。1929年起历任⼭东省⽴图书馆馆长、⼭东⾦⽯保存所负责⼈、⼭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新中国成⽴后，出任⼭东省⽂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等职。
“平乐印庐”主⼈王献唐晚丁惟汾22岁，相差⼀代，但⼆⼈乡谊颇厚、学谊甚笃。且看如下零散的交往踪迹。
1919年，时任⼭东省⽴政法学校国⽂教员并兼《新报》和《申报》记者的王献唐，不时有评论⼭东政事⽂章见诸报端，引起了丁惟汾的注意和赞赏。后经同乡尹⾟农的介绍，于1923年在济南相见订交。⾃此，献唐拜丁⽒为师学习⾳韵、训诂之学，两⼈过从甚密，成为终⽣的忘年之交。
1926年，王献唐应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的丁⽒之邀，往九江担任了训练部总务科科长。次年，⼜经丁惟汾介绍到南京任国民党总部秘书，并从之研习《⽑诗》开始治学经。后来，因被怀疑与报纸披露的⼀些国民党内部信息有关，涉嫌泄密，于是愤⽽辞职并发誓不再从政，还将此前皆⽤名“王琯”，改作此后⼀直使⽤的“王献唐”。
王⽒⼀⽣著述颇丰，已刊⾏者如《炎黄⽒族⽂化考》《两周古⾳表》《古籍书画过眼录》《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30余种。此外，另有20多种稿本遗作有待整理刊⾏，总约50余种之多。与此同时，从集中反映其藏书、校书成就的《双⾏精舍书跋辑存》所收题跋可知，其⼀⽣校书有万余卷。当然，个中亦包括《俚语证古》《⽅⾔⾳释》等《诂雅堂丛书》。由此可窥其学养、功⼒和造诣之深厚，成果之丰已在其师之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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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献唐这般门⽣，⾜慰丁惟汾先⽣在天之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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