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先明 黄华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07期
德育陶冶法
摘 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 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洞察号登陆火星
关键词：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关键区位;毗邻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7-0120-10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中国跨国企业理所当然要在推进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次区域的发展阶段参差不齐，工业化水平差异很大，涉及的行业和部门众多，产业链长，存在不同水平的产业级差和技术级差;无论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还是产品内分工看，中国跨国企业都具有中间介入和生
产性投资的机会，而“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国际机制也在进一步完善[1]。概言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向国际化机遇。
毋庸置疑，由于中国跨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较短，中国企业深入参与“一带一路”与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有较大偏离。Dunning[2]强调跨国企业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才能抵消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而中国的跨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具备或满足这些优势或者条件;王碧珺[3]提出的“无优势跨国企业”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中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特征;即便是技术和资本优势突出的大型国有企业，同样存在“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的问题。Mathews[4]试图用LLL模型解释那些初始国际化时不具备所有权优势、而以后生存并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经验，给出了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答案;Luo和Tung[5]则提出，跨国企业可通过共同参与价值创造活动获取能力，学习到成功国际化所需要的经验和知识，在内外部资源的连接中逐步克服自身的“后来者劣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因素究竟对跨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什么作用、尤其是对企业在海外初始投资的影响，仍然需要深入讨论。
圣雅伦
msn保护盾
相关研究指出，环境变量对初始直接投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Busenitz等[6]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会显著影响跨国企业的生存和增长前景。同时，东道国的国家规模也可能影响企业的前景。Barkema和Vermeulen[7]的研究表明，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对于需要实现规模经济才能长期生存的企业就十分不利;而由于规模和标准化体系同时存在，Birkinshaw等[8]认为，行业因素也可能对跨国企业进入发挥重要作用。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的战略一致也是一个关键因素。Delios和Henisz[9]考虑到当跨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如果偏离东道国的发展战略，生存前景可能低于平均水平。此外，在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约束下，地理距离也很重要。应该看到，“一带一路”环境变量对中国跨国企业初始投资及其持续发展具有实质影响。黄慧[10]就指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其发展水平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沿线国家如此广袤，以致于各大区域间客观形成了“距离—密度—分割”的多维经济地理差异;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的营商环境和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无不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和风险。
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攀升，2019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企业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7%。尽管总体规
模一直在增长，但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与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占比来看，流量却只占6.4%左右，存量只占2.7%左右。“一带一路”引进直接投资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毕竟相对有限，需要引导有限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地区，以便产生更大的直接投资增长效应，确保跨国企业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目标。这就涉及到关键区位的定位和选择问题。
气炮 二、关键区位的界定与选择方法
（一）关键区位的界定
改变一生的闪念
所谓“关键区位”，是指跨国企业的初始投资能够便利化进入，且具有投资安全的东道国区位。换言之，关键区位就是使企业能够规避由外部环境主导型风险所导致损失的初始投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关键区位应具有以下条件：首先，竞争性的制度环境，宜于投資的外来者和后来者进入。其次，开放性的空间条件，便于企业绿地投资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再次，通达性的基础设施网络，可降低企业的外部性成本。最后，共生性的企业关系，可形成基本的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互补。显然，企业在关键区位的初始直接投资，能够使企业在跨国经营初期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不安全导致的沉没成本风险。没有这一基本特
征，后续的区位再造效应与禀赋累积效应也不可能发生。关键区位对新进入企业是其初始投资的选择地区，但对已经先行进入的跨国公司而言，成为关键区位的首要条件应该是持续投资产生的经济地理重塑效应，即持续的外国投资改变了规模经济、专业化、运输成本等微观因素，缩小经济距离、增加经济密度、弱化制度和空间分割及发挥空间依赖性效应，对后续外资的进入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中国跨国企业作为后来者，其关键区位选择的实质，就是对先行投资创造的经济地理重塑效应的跟进和应用，是后来的跨国企业对“后来者优势”的挖掘与利用。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新发展，也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关键区位形成条件的认识。Liebscher [11]认为，提高产出密度、生产效率与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改变经济地理与区位;直接投资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会引起东道国技术水平提升，从而改变其区位禀赋条件。王建华和李艳红[12]阐释了外来投资对区位具有塑造效应与累积效应机理，提出了企业直接投资面临区位的“优势前提”“优势创造”问题。Mi和Yum[13]与Tanaka和Hashiguchi [14]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知识与技术创造，溢出到周边地区并逆向回流累积，形成新的区位禀赋。Nelson和Winter[15]强调了区位优势是特定禀赋条件循环累积效应的结果。Bitzenis等[16]与Qian[17]提出后续的直接投资是在先行者投资区位禀赋基础上
综合考虑成本、资源、市场和区域竞争等要素作出的投资选择。Fallick等[18]与Kloosterman[19]都认为，由于一个地区或国家跨国企业投资存在进入、继起、撤出与再进入的问题，区位选择具有循环累积效应和毗邻竞争效应。相关研究还发现关键区位直接投资的后续效应问题，即跨国投资经济地理重塑机制的累积和持续，为后来企业的投资跟进创造显示性区位优势。Bank [20]的研究指出，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成为外资和产业的双重集聚的重要区域，可归因于关键区位与经济地理重塑之间互动机制的形成。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