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职工工资的“溢出效应”：基于宏观和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孙中伟
【摘 要】最低工资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到了最低工资对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对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影响.论文利用全国2001年至201 1年间277个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和2000年至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有助于促进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增长,特别是在2004年最低工资执行力度加强之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最低工资调整对城镇户籍、文职、高中学历以上者的工资增长影响更大,而对农村户籍、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工人等体的影响相对较小.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影响并不限于农民工体,对于提高以城镇职工为代表中等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期刊名称】《公共行政评论》
水葫芦之灾【年(卷),期】2017(010)004
【总页数】20页(P115-134)
【关键词】最低工资;城镇职工;工资;溢出效应
【作 者】孙中伟
【作者单位】青岛电视台生活在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麦哲伦海峡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6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收入分配问题一直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明确阐述居民收入增加计划。当前，各种“中国梦”成为激励国民奋斗的目标，而“收入倍增”毫无疑问是国民心中最迫切的一个“梦”。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消除短缺和贫穷，通过“做大蛋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转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但“蛋糕”做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失衡也越来越严重，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白重恩、钱震杰，2010)。据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自1978年以来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
了近20个百分点(张建国，2010)。对许多工资劳动者来说，能否实现“收入倍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倍增。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以及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密切关注。
荧光探针当前我国工资分配调整的总体思想是“提低、扩中、抑高”，即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抑制高收入，形成“橄榄型”工资结构(胡俊生，2006)。在“提低”方面，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推动劳动者的工资上涨是被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自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以来，最低工资实施一直备受关注，但国内相关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低端产业工人是最低工资的直接目标人，他们的基本工资一般就是最低工资，因此提高最低工资就可以直接提高其工资水平(孙中伟、舒玢玢，2011；马双等，2012；付文林，2014；孙楚仁等，2013；叶静怡等，2014；叶林祥等，2015)。
最低工资对工人阶级工资增长的推动效应是其政策实施的直接、预期效应，然而，近来一些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不仅在提高工人阶级工资水平，在提高中等收入体方面也具有明显作用。与工人阶级工资普遍较低不同，该体工资往往高出最低工资很多，因此最低工
资调整并不会对企业产生直接的压力。但是，梅特卡夫(David Metcalf)(Metcalf，1999)在英国的研究发现，由于低收入劳动者劳动参与率较低，最低工资提高的影响对中等收入者及其家庭的影响更高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哥伦比亚，也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对低收入劳动者(如女性、年轻人、低教育程度者)的收入没有作用，反而对改善中产家庭的收入和生存状况具有明显作用(Arango & Pachón，2007)。奥特曼(Steffen Altmann)(Altmann et al.，2011)认为最低工资具有跨不同市场的影响，呈现一种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这种效应并非最低工资的真正意图，而是其政策运行的意外后果。
本研究将利用2001—2011年十年间全国277个地级市的城镇在岗职工面板数据和2000—2011年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数据，评估最低工资对城镇职工工资的溢出效应。所采用的两套数据一份为宏观层面，另一份为微观数据。以往研究要么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要么采用微观个体调查数据。微观调查数据虽然对劳动者工资和人口特征变量进行了较多的观察，但是缺乏城市层面的数据，而且也存在统计上所谓的“层次推论”的困难。宏观数据虽然能够较好地展现最低工资增长与职工工资增长的趋势，但是，无法证明最低工资对不同体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结合宏观与微观两层面的数据，首先通过宏观数据来说明最低工资对城镇职工工资的总体性影响，再通过微观数据来分析最低工资对不
同体影响的差异性。余文还有四部分：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第四部分是模型估计结果，包括宏观数据估计结果与微观数据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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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是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社会政策，是必要的社会保护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美国的一些州在1912年之后也陆续通过了最低工资立法，当时许多美国经济学家都支持最低工资立法，以保护弱势的劳动者(Prasch，1999)。二战以后，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现象严重。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会提高失业率，不利于就业，所以部分国家减缓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力度。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适度调整最低工资不会降低就业率(Card & Krueger，1994，1995)。最低工资制度再次受到重视，成为一些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魏章进、韩兆洲，2006)。2010年5月，一向以自由市场著称于世的香港也通过了最低工资立法(新浪网，2010)。
最低工资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标准设置过高会造成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企业不得不通过裁员降低用工成本，以致失业率上升；标准设置过低则无法起到保障工人基本收入的作用(N
eumark & Wascher，2008)。国外有关最低工资与就业率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46年，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就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中，最低工资会提高用工成本从而损害就业(Stigler，1946)。该论点被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例如布朗(Charles Brown)等(Brown et al.，1982)研究发现，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时，底层劳动力的就业大约会减少1%。但是，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这是基于理想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因此备受诟病(Fields，1994)。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实施最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首先，最低工资提高会使得加入到搜寻工作队伍中的失业者人数增加，而“搜寻-匹配”的效率是搜寻者人数的增函数，因此会促进就业，其次，最低工资对低生产率劳动者产生激励作用，他们为获得更高工资会接受教育和培训，提高了人力资本，从而有利于就业(Dickens et al.，1999；Fraja，1999；Cubitt & Hargreaves-Heap，1999)。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最低工资是否会提高失业率，至今悬而未决，也非本文研究的问题。布朗(Brown，1988)后来也承认，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经济学界普遍过高估计了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曼宁(Alan Manning)和狄更斯(Richard Dickens)(Manning & Dickens，2004)则从理论上指出，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可以依据市场工资雇佣相应数量工人。当最低工资低于市
场工资时，它对劳动力市场就没有影响，因为雇主仍然要支付高于最低工资的薪水；而如果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就会出现低就业的现象。如此，那些幸运者就会得到更高的工资，而失业者的情况将比以往更加糟糕。
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激烈争论不同，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工资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曼宁等人(2004)利用英国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英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最低工资是适度的，虽然影响了40%的工人，但是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福廷(Nicole M.Fortin)和勒米厄斯(Thomas Lemieux)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工资不平等的增长可以通过制度变迁进行解释，去工会化对男性工资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最低工资下降是妇女工资偏低的因素之一(Fortin & Lemieux，1997)。波什(Mariano Bosch)和马科达(Marco Manacorda)(Bosch & Manacorda，2010)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墨西哥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发现，该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是由于真实最低工资的陡然下降造成的，换言之，最低工资是有益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国内研究者也对中国最低工资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孙中伟和舒玢玢(2011)基于珠三角九城市的调查和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工资对最低工资标准具有高度的依赖性。2004—2010年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96.5%，农民工工资增长
了78.8%；从增长率的变化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每次提高，都会带来农民工工资的相应增长，二者的平均值基本上呈平行状态。马双等(2012)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叶林祥等(2015)最低工资会对员工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产生显著影响，但业绩工资和津补贴对其影响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抵消，最终导致最低工资对员工小时工资的影响较小。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不仅对员工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而且对小时工资都存在着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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