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4月，第35卷第4期）
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April 2021，Vol.35，No.4）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网互嵌’机制、溢出图景及其政策体系研究”（18BJY011）作者简介：课题组负责人马淑琴（1963—），女，山西省运城市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课题组成员：柴美珍、赵红英（义乌工商学院）、刘泽胜。
——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引言
世界经济局势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皆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粗放型发展方式引致的生态环境脆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规模呈现增长趋势，且存在显著的绿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例，探讨OFDI 绿技术溢出与沿线国
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对于实现“一带一路”更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课题组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 ）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 ）测算我国OFDI 绿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 绿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 绿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 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 绿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
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 绿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绿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 绿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关键词：OFDI ；“一带一路”；绿技术溢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地位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4-0070-12
doi ：10.14089/jki11-3664/f.2021.04.007
引用格式：课题组.OFDI 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J].中国流通经济，2021（4）：70-81.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资源与能力、中间产品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入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1-3]，相对侧重
OFDI的指标测算和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而关于OFDI引致的绿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涉及领域更广，参与国家更多，投资规模也逐年增长。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率仍能达到18.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均有所改善，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也有所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合作共赢发展理念，加之我国处于“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端环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生的绿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绿技术溢出效应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利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过程中帕累托改进的实现，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价值。经纬度地图
二、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一）文献综述
OFDI绿技术溢出究竟如何影响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现有研究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出口技术
复杂度等视角[4-8]考察了OFDI绿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作用，认为东道国技术创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协同发展是母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主要来源[9-11]。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外向度和契约质量也是影响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且存在行业异质性。外资开放程度中等的行业OFDI绿技术溢出效应更明显[12]，契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其在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挥的作用依次增强[13]。
国内外有关OFDI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本研究探讨OFDI绿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本研究认为，关于OFDI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可能在两个方面存在拓展空间：一是目前OFDI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研究所分析的更多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或正向溢出的作用。结合绿发展理念，尽管OFDI绿技术溢出内涵、影响因素、外溢渠道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但OFDI绿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二是目前多数关于国际绿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溢出来源来探讨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绿技术溢出效应，鲜有将与我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绿技术溢出输出方的系统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绿技术溢出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有补足余地。
（二）OFDI绿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制
国榷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围绕OFDI绿技术溢出如何影响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主要从绿技术升级效应、要素优化分配效应、产品绿改进效应、资源挤占效应、学习吸收桎梏效应入手探讨OFDI绿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制。
东道国企业从OFDI中获得绿技术溢出，经过学习和吸收，实现东道国绿技术水平的提高。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认为，绿技术溢出主要通过三种效应来促进东道国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一是绿技术升级效应。OFDI绿技术溢出可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绿生产技术，促进东道国企业绿技术进步。这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绿技术的升级不无裨益，将对东道国绿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二是要素优化分配效应。OFDI 绿技术溢出效应将引致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且污染较严重的部分东道国企业退出市场，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通过促进市场有效竞争驱使生产资源相对丰裕的企业扩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实现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三是产品绿改进效应。东
道国企业可从绿技术溢出中获得新产品以及先进绿技术与知识，并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全面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加快东道国企业产品生产向价值链高端递进，促进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说：我国
OFDI绿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
OFDI绿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与两种效应的存在有关。一是资源挤占效应。从短期看，绿技术溢出带来的绿技术会代替东道国原有的生产技术，挤占该部分的生产要素资源。绿技术尽管能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但短时间内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难以形成较为明显的收益，从而对企业生产发展产生负向作用。二是学习吸收桎梏效应。学习吸收能力不足将桎梏东道国绿技术进步。当绿生产技术差距较大时，部分学习和吸收能力不足的企业可能无法从先进绿技术中获得收益，致使绿技术溢出效果欠佳。此外，高技术门槛或高学习成本会使企业面临较高的决策风险，却很难得到较高的期望收益。
综合以上五大效应，本研究认为，探讨我国OFDI绿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需要考虑时序异质性，即可能存在非线性关联。由此，基于本研究假说进一步提出推论：我国OFDI绿技术溢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总体上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后文将分别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子样本回归。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研究参考姚战琪等[14]的研究框架以及豪斯曼（Hausmann R）等[15]的成本发现理论模型，构建如
下计量模型：
GVCP it=α0(1)+α1(1)GTC i t+α2(1)X i t+γi(1)+δt(1)+εit(1)（1）
GVCL it=α0(2)+α1(2)GTC i t+α2(2)X i t+γi(2)+δt(2)+εit(2)（2）
为检验OFDI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GVCP it=α0(3)+α1(3)GTC it+α2(3)GTC it2+α3(3)X it+γi(3)+δt(3)+εit(3)（3）
GVCL it=α0(4)+α1(4)GTC it+α2(3)GTC it2+α3(4)X it+γi(4)+δt(4)+εit(4)（4）
在以上模型中，i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 表示年份。GVCP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L表示全球价值链地位，两者均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16]。GTC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
DI绿技术溢出度，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X
it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出口率（EX）、进口率（IM）、外商投资占比（FDI）、经济环境（FNI）、制度质量（LAW）、资本密集度（CLR）、研发强度（RD）。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γi）和时间固定效应（δt）。模型中的α0为截距项，α1、α2、α3为回归系数，εi 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P）和全球价值链地位（GVCL）。囿于2018年之后部分数据的可得性，考虑面板数据的平衡性，加之样本年份选取至2018年并不影响本研究结论，选用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①的面板数据对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进行测算。目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胡默尔（Hummels D）等[17]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法，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一国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另一种是库普曼（Koopman R）等[ 18]提出的附加值贸易法，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测算一国或地区所实现的附加值。由于附加值贸易法不仅能准确反映一国出口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而且能反映一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间接与再进口附加值，所以本研究采用附加值贸易法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分别得到总量和分行业的指标。相关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P）和全球价值链地位（GVCL）测算具体方法如下：
GVCP=
IV
in
E
in
+FV in E
in
（5）GVCL=ln（1+
IV
in
E
in
）-ln（1+
FV
in
E
in
）（6）
在式（5）和式（6）中，IV
in
表示国家i产业n出
口中蕴含的间接国内附加值部分，FV
in
表示国家i
产业n出口中蕴含的国外附加值部分，E
in
表示国
家i产业n的出口贸易总值。IV
in/E in称为前向参
与度，FV in /E in 称为后向参与度。可以发现，某国
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之和越大，该国该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某国某产业出口中蕴含的国内附加值越大，该国该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OFDI 绿技术溢出度（GTC ）。绿技术溢出度可由绿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 ）分解得到[19-20]。绿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法和非参数
法。囿于参数法生产函数形式的限制，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非参数法进行测算。本研究用绿技术进步表示绿技术溢出度，分析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 ），利用DEAP2.1软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测算绿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投入指标，将劳动力（L ）、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K ）、能源消耗量（E ）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劳动力用各国国内总就业人数表示；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参考田泽等[21]、金波[22]的做法，将物质资本存量设定为我国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并借鉴张军等[23]的方法，以2005年为基期，利用永续盘存法②计算折旧后的OFDI 存量，折旧率则参照霍尔（Hall R E ）等[24]的研究设定为6%；能源消耗量（E ）以各国能源总使用量作为替代变量。第二个层面是期望产出指标，用各国的地区生产总值（Y ）表示，并用平减指数将价格折算成基期年份的不变价格。第三个层面是非期望产出指标，用各国国内的二氧化碳（CO 2）排放量（P ）衡量。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防止因各数据库统计方法不同而造成计算结果失真，总量数据除OFDI 存量相关指标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外，其余均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 ）数据库。在分产业
层面，劳动力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 ），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UNSD ），能源消耗量和CO 2排放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
（IEA ）。
据此，本研究测得2005—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绿技术溢出及其分产业的时序演进情况[25]。由图1可知，样本区间内大多数年份的OFDI 绿技术溢出度大于1，说明OF⁃DI 绿技术溢出效应基本显著③。由图2可知，农业、工业、服务业OFDI 绿技术溢出度总体保持
较高水平，且呈现出相似的波动。2011—2015年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OFDI 绿技术溢出度下降趋势显著；2015年之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OFDI 绿技术溢出度开始回升，至2018年基本保持上升趋势。
3.控制变量
进口率（IM ）和出口率（EX ）。为在贸易维度控制经济外向度水平的禀赋差异，本研究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进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表示进口率和出口率。进出口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 Comtrade ）数据库。
外商投资占比（FDI ）。为在要素流转维度控制经济外向度水平的禀赋差异，本研究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比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2016年2017年2018年
神户人工岛
2006年1.08
1.061.041.021.000.980.960.94
图12005—2018年OFDI 绿技术溢出时序演进（平均值）
O F D I 绿技术溢出度
重表示外商投资占比。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 ），外商直接投资的分产业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 ）。
经济环境（FNI ）和制度质量（LAW ）。契约质量是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以体现一国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质量。为控制契约质量的禀赋差异，本研究以投资自由度作为东道国经济环境的替代变量，以法律制度作为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相关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EFI ）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 ）。
资本密集度（CLR ）。本研究用资本密集度指数来反映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资本密集度指数取决于一国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比值。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借鉴张军等[23]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PGROUP
研发强度（RD ）。为控制各国在技术禀赋方面的差异，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还包括研发强度指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表示，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
本研究首先利用具有稳健标准误的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 ）回归来分析OFDI 绿技术溢出及其他变量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影响，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
次项来检验OFDI 绿技术溢出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假说。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参见表1。
表1的列（1）、列（3）未加入OFDI 绿技术溢出度的二次项。由回归系数可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绿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和地位的提升。表1的列（2）、列（4）通过加入OFDI 绿技术溢出度的二次项，检验OFDI 绿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
升级间的非线性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与OFDI 绿技术溢出间的非线性关系成立。其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OFDI 绿技术溢出之间存在U 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地位与OFDI 绿技术溢出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且均通过了U-test 检验。经计算可知，表1中列（2）的拐点为0.66。从绿技术溢出度和参与度的取值看，大多数样本点处于U 型拐点的右端，因此OFDI 绿技术溢出影响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基本处于跃升阶段。表1中列（4）的拐点为1.18，从绿技术溢出度和地位的取值看，大多数样本点处于倒U 型拐点的左端，同样处于跃升阶段。因此，增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扩大OFDI 绿技术溢出，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
（二）固定效应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考虑到样本的面板数据形式，本研究根据面板数据的豪斯曼（Hausman ）检验和F 检验，备择选取固定效应模型（FE ）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为处理回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研究还基于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进行回归，回归
2007年
2008年2009年2010年
2011年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2016年2017年2018年
2006年
镶嵌图形测验
1.20
1.151.101.051.000.950.90
图22005—2018年我国分产业的OFDI 绿技术溢出时序演进（平均值）
O F D I 绿技术溢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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