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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2020年12月
No.6 Dec.2020
DOI ： 10.19867/jki.writing.2020.06.001
山河人间与我
李修文
摘要：新冠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不仅充实了 我的生命，也帮助我完成了《诗来见我》的创作。通过回顾创作《捆绑上天堂》等长篇小说以 来的人生经历，我借此表达了对文学生活的推崇，也反思了“非虚构”和“散文”等流行概 念，提出要捍卫有“我”的写作和传统。受到中岛敦《山月记》的启发，我希望进一步发掘中国
传统资源，写出现代中国人的典型面貌，在文学创作中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李修文；驻校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文学生活；小说创作；散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粤文章编号：1002-7343(2020)06-0005-09
今天跟各位的分享谈不上是一场学术演讲，只是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的写作一直困难重重。从20多岁开始专业创作以来，我几度搁笔，中断文学生涯。但是，我如 今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作家、一名写作者，其中的确蕴藏了自己的很多困顿和对这些困顿的克服。
一、山河人间使我更加“充实”
先从今年的疫情开始说起。疫情中，我和文坤斗书记要下社区，为中国作协安排到武汉来的作 家们服务。很奇怪，走在宽阔、空寂，过去那么熟悉、如今又判若两地的场景里，我并没有产生一种直 接书写疫情的愿望。但与此同时，我想起自己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所读到过的许多诸如杜甫、罗隐等 大诗人。这些唐朝中晚期大历年间的诗人在那个瘟疫频发、战乱频仍的时代所创作的诗歌，也一下 子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一直有个创作规划，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书。这当然算不上什么研究。中国古诗词 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处和来历，是我们文化身份的另一种证明。但很久以来，我觉得诗 词研究更多是从学理、字词、境界和意境等角度的解读。大部分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什么 时候、无
论在怎样的心境下，总有那么一首诗、一句话在等着我们，来见证我们的困顿、狂喜、卑微与 自我和解。特别是在疫情中，当我们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开始浮现出来，成为我们日常行为的
作者简介：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散文家、编剧。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 二届春天文学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山花文学双年奖等多种奖项。2019年人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淫2020年10月27日，李修文受聘担仟武汉大学首仟驻校作家与兼职教授，并在武汉大学驻校作家启动仪式上发表 演讲。该演讲由武汉大学写作学硕士研究生王海龙、李梅根据录音整理成稿。
李俊渠$代2020年第6期
时候，我觉得许许多多的诗词在我的身上和记忆里重新复活，于是我开始动手来写这本书。这样的 创作念头其实产生很早，之前我以为自己写这本书会用非常漫长的时间，但在疫情中我很快就把它 写完了。我总觉得，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介人、一种见证了我们人生的文学形式，应当有一种相遇般 的解读，把它重点放在人与诗歌的相遇上。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诗来见我》，即诗来见证和映照我 的人生，说明自己如何与那些诗人和经典的场景相遇。
我本来准备写中国古代历史上隐藏在章回体小说里的“有诗为证”，准备研究躲藏在戏曲里的 那些中国
古典诗歌，也准备去研究禅诗、僧诗。但疫情以来，人生中许许多多的基本词汇都浮现在我 的生命之中：比如，我很久没有看见母亲；比如，朋友寄来口罩，我很想念他；比如，我们在外面奔走 的许多时候，都有一个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平息自己内心冲突的问题。这不禁让我想到唐代诗人里 我很推崇的韦应物。韦应物一生中充满内心的自我斗争，但最终到了一条安妥自己、说服自己的 道路。至少，他的诗歌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情境。我还想到与自己终身不能和解、一辈子都冲突剧烈的 罗隐。在我个人的心中，罗隐是一个可以和明朝唐伯虎并称的诗人。他们都是当时在整体的语言体 系里改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人。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尝试白话人诗的“白话高峰”，分别是杜甫和唐伯虎。在 杜甫诞生以前，很多材料无法写进诗歌。杜甫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以诗歌给万 物重新命名。我们许多无法归纳、总结的一些基本感受，在杜甫之后才真正进人诗歌。比如在他之后 的罗隐，写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渊《筹笔驿》)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 愁”渊《自遣》)等等。这些如今看来的大白话实际在唐朝就已经人诗。他的命运和遭际把他送往那里，类似地还包括唐伯虎。他们绝对不是无心插柳，而是真正地有意为之。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诗歌的 奇迹，也不禁让我想起这两个人的命运。罗隐十次科举不第，长期流落江湖，长期需要说服自己，也 需要说服自己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唐伯虎更是如此。他很年轻的时候介人“徐经科考案”渊徐经之孙是著名的徐霞客），并受此牵连，就此堕人一个他根本无法想象的境地。除此之外，他的妻子、女 儿、父母和带
他长大的人在五年之间全部死亡。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以一种非常密集的方式改正、改造和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们通常认为唐伯虎的诗歌明心见性、浅白如溪，但我觉得在当时的写作 伦理中，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座高峰是非常罕见的。之所以讲到他们，是因为我在疫情中的遭际促使 一些最关键和最基本的词汇重新进人我的记忆和想要描摹的对象。所以，我很快地写完了这本书。它也在某种程度上部分触及了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即《山河人间与我》。
我的写作就是被山河人间所改造过的；我的写作就是广阔无边的山河人间。它帮我在每一次写 作充满困难的时刻重新选择了字词。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今天能够重新写作，依靠的正是如朱熹所 说的“充实”，“充”就是扩大生活的边界;“实”就是尽可能把自己要写下的所有字词落实为自己的命 运。所以我特别希望，凡是我所写下的，都尽可能映照出自身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个东西它渊源何 在？而我又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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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捍卫有“我”的写作与传统
nokia622020多岁，我在《收获》上连发两部长篇小说。那是一种完全依靠某种想象力和审美力来推动的 写作。从写作以来，我就处理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即我和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刚开始 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创作了一大批中国古典的戏仿、小说和戏曲等一些所谓“互文性”的文本。它 们出自某种莫名其妙的愤怒以及某种零度叙事的诱惑，但我很快就觉得不太满足。
我从小受戏曲影响巨大，在爱上文学以前就爱上了戏曲。这样的一种文化出身使我经由戏曲的
山河人间与我一武汉大学驻校作家启动仪式上的演讲/李修文透析袋
引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文学本身。在这样一种影响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先锋派文学甚嚣尘上 的背景之下，我写了一堆在那个年代看起来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平静的作品。但它们其实无根无 基、其来无自。所以，我当时就想自己能不能尽可能通过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中国小说的某种话 本、传奇和说书人的传统。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就连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我很快就遇到一个问 题，就是身处那样一个年代，我所依靠的古典价值和古典美学在快速行进的几十年里，不断分崩离 析、遭受粉碎。而我在自说自话，妄图用一套我从中国古典传统里所得到的美学浸染，强行地归纳我 眼前看见的事实。所以，我很快就产生了某种身与心的背离。与此同时，我用第一人称以一个垂死者 的口吻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捆绑上天堂》。写作者的悲剧往往在此，一个写作者内心里的惊涛骇浪往 往不足为外人道。
在写作《捆绑上天堂》时，我常年以第一人称模拟自己是一个垂死者。半年过后，我觉得自己的 创作和生命力都受到了巨大摧残，感觉自己因为人戏太深，已经写不下去。后来我选择去做影视，除 了因为我的创作一开始就和戏曲密切相关，还因为我的写作里一直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都在影响 我的渊源。于是，我经过了心如死灰、浪迹江湖、形迹可疑的十年时间。因为要活下去，一个专业作家 的身
份认知使我无日不感到羞愧，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写不出作品的专业作家。在相当程度上，我已 经完全不相信自己还能成为作家。其后，有的批评家讲《山河袈裟》有一些抒情过度，我承认这一批 评。因为在写《山河袈裟》的时候，我有一种对自己巨大的、热烈的欢迎，即我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作家 了。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大惊小怪，但对我而言，这宛如一次“借尸还魂”。我感觉自己活在一种巨大 的幸运之中。
可我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演讲的题目《山河人间与我》。它换个稍微学术或者理论一点 的名字叫作《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和能力捍卫一个正当的文学生活》，或者《相对纯正的文学生活》。如 今人们都不太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创作历程，我觉得，无时无刻地捍卫某 种有可能使自己恢复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学生活，是作家终生都要打的一场仗。在写不出作品的这十 年里，我流荡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小剧组里。在十八大以前的十年里，几乎每一个剧组都是草台班 子。好不容易投人一个项目去做，不是老板被抓，就是项目没了。但因为我比较擅长去写作或参与一 些历史剧、军事剧和民国剧，所以我这十年几乎每天都游荡在祖国的各处穷乡僻壤。那么毫无疑问，“山河人间”经过我这一己之身，得到了落实。我生活的边界通过我的遭际，变得越来越宽阔。宽阔在 何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我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自我；第二点，我和广大人间那么多名目、那么多 风暴、那么多无名无姓的人的一种遭遇和相逢。在和他们的相逢中，在那种不如和他们滴血认亲的 愿望以及行径中，我觉得一个新的自我可能得以产生。比如，他们都极大地启发了我的写作。
我经常跟同道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真实遭遇。有一年，在陕西榆林，我遇见过一个盲人。这个盲 人跟我一起赶路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快乐，而我非常苦楚。头上暴风暴雨，我寸步难行，但这个盲 人引吭高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现在并不是跟我走在一起曰我问他走在哪里，他说自己现在走 在北京长安街。通过他的描述，我意识到，中国或者全世界有很多盲人为了对付这一生一世的不堪 和苦楚，早就已经在头脑中给自己虚拟了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他既活在与我们同在的世界里，也活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其实有很多盲人最后死于精神分裂，死于两个世界对他的拉扯。在相当程度上 来讲，我们的世界是假的，他为了度过他的一生所给自己创造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我后来写了 《三过榆林》。这篇文章是我个人写作历程的一个分水岭，对我十分重要。其后，很多文章都受它影 响，比如《致江东父老》中的《白杨树下》。《三过榆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 启发，即决心彻底抛弃既有的“散文”概念，重新恢复到在中国有很深渊源的、横亘了上千年的文章
$代2020年第6期
传统。在文章传统里，没有新闻意义的真实，没有今天“散文”概念所给出来的那些答案。它虚实不 分，上天人地。只有躲藏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我”，才能为这个世界提供出一个作家所能提供出的 最大真实，即美学的真实。
如今，非虚构写作是一门显学，也是创意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年，为了给缺乏现实 关照
的中国当代文学，填补一些非常坚硬的东西，倡导一种直面现实的态度，我们发明了“非虚构”的概念。但是，我个人从头到尾都认为“非虚构”的边界实际上非常可疑，比如“非虚构”所要求的真实。对于刚才谈到的盲人，怎么去归纳他身上的真实呢？在人们看起来，他头脑中虚拟的世界一定不真 实，但对他而言，难道不是他观照自己人生并见证自己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真实吗？当然，蒙田也早就 有名言，叫作“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渊蒙田《论想象的力量》)。我是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在一个真正 的同心者、同路者身上，发现了强劲的想象产生的事实。这种事实竟然就成为映照他一生、扶持他一 生的一座圣殿。他日日要叩拜，但又是他的日常生活，所以他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进而，我想起我们 生活的这片荆楚大地，尤其是从小生活的江汉平原。这里过去常常巫风大作，我小时候没怎么住院，只要一生病，基本就是靠做法事。我觉得我无数次看见过一个归来的亡者。我小时候上学路过一个 老太太家的时候，老太太总是非常认真地跟我讲，昨天他的儿子回来给她的水缸里挑满了多少水，又给她买了多少米，早上吃完饭已经愉快地走了……但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她的儿子已死去多年。
同样的境况，在蒲松龄的小说里有《王六郎》的故事，在唐宋传奇里也可以读到大量这样的故 事。这就不得不使我自己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这么多年以来，固然社会不断获得巨大进步，但当来 分析我们的文学，或者分析一些具体的文本时，我们是不是往往更加地从社会学意义侧重将文学视 为整个社会进程的一面镜子或一个证据。可是在中国人的美学里，无论是在四大名著，还是在传统 的中国古典价值里，躲藏的那一声中国文学最深重的叹息，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们的抒情传 统，它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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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吗?它在今天这样一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进程中，是不是在做着最后的搏斗?或者说 中国人之所以身为中国人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在进行着最后的申诉？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小说传统 有个非常重大的渊源，即司马迁的《史记》。正所谓“异人异事”，“异”表达的就是生命力的象征。某种 程度上中国的小说自从其诞生，就一直在为中国人的生命力作证。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走这样一条 道路，即经由鲁迅先生的改造，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行进在一个通往现代性的历程之中。有一个欧洲 哲学家讲“可能美国会有一个完成了的现代性，欧洲出于历史的负担一直有一个正在行进的现代 性，而中国的现代性，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维度里，处于一个持续行进的进程中”。
我说一点闲话：为什么我和宁浩导演合作《疯狂的外星人》？其实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创作实例 一直都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没有其他电影作品。可能有点狂妄地说，我们一直在鲁迅先生改造民族 性的进程中，并以这样的维度来观照、指导我们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全球充满了一种地球英雄对抗 外星灾难的叙事中，我们中国人对抗的武器和方式到底是什么?是那种直接地像古希腊英雄式的或 者西西弗斯式的斗争吗?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想要征服地球而来的外星人迷失在中国人的同化里?迷 失在中国无边无际的酒局中？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地球上作为人所遭遇的日常生活障碍，对它而言也 是如此？正是基于此，我们开始创作《疯狂的外星人》。但在创作作品中，我们又遇到一个难题，即某 种所谓的“作者性”很难在现代化的电影工业展开之时得到维护，日常工作进程很难准确地落实创 作者的抱负。跟我合作的导演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无法捍卫他的抱负。这和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有关 系。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在这样一套进程中，我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有“我”的写作者?和以前的时 代不同，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可以完整地参与一场劳作，并且在一整场的劳作里产生某种神圣感和崇 高感，但如今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碎片化的社会院我们每个人却被限制在一个格子间、限制在自己的
山河人间与我一武汉大学驻校作家启动仪式上的演讲/李修文
领域，每个人都怀揣着各种各样的个性靠近彼此，但最终又成为一个苍白的集体。所以在我看来，如 何建立一个今天的“新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不管在写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捍卫有“我”的写作，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自我。
李敬泽老师是对我启发很大的一位作家。他前年出版了一本我逢人就会推荐的书，叫叶会饮 记》。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虽然身处同一场域，却时而要在会场致辞，时而要狼狈地寻厕所，时而思考书记员在想什么，时而想着德里达等思想家曰他一会儿在咸阳机场吃牛肉面，一会儿又在 一个北京郊外的山顶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分裂的一个“我”竟又 如此紧密地凝聚在一具肉身之上。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即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当此之际 其实成为今天生活中的一座客厅，一台处理器，乃至一个战场。我们每天吞吐着那么巨大的信息量，又静悄悄地潜伏，潜伏了那么多这时代里新的无奈和苦难。但这一幕我又觉得并不新鲜，因为它同 时回应着我们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即有“我”的传统。
在我个人看来，很多时候其实不像文学史经常总结出来的，认为某个年代出了多少个代表性作 家，比如中国古典文学里的“建安七子”或“大历十才子”这样的命名。实际上，我经常感动的是：中国 古代文人在面向虚空或不存在事物之时往往都有一种对自己的确认，在大部分时候靠一己之力完 成了他自己。换言之，一个时代的变化并不明显、普遍，不是井喷式的，那么多文人或大师其实是在 靠一己之力、靠自身的遭际，在巨大的孤绝当中完成了他自己。前面提到的罗隐和唐伯虎就是如此。在最近刚刚写完的《诗来见我》中，我梳理了一批诗词，觉得这么多诗人所接受的这些经历，不断地 安慰我，不断地说服我，也带给了我今时今日的力量。
三、“我”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所以，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者？我觉得要勇敢地讲今天的中国，有勇气成为一个可以 提出中国问题，处理中国问题，描摹中国式的面孔、情感和伦理的作家。今时今日，当一个新的、巨大 的主体性诞生后，我们置身于一个伟大传统之中。但就像艾略特曾经讲过的那样院“传统从来就不在 我们的过去，是因为我们的加人，传统又悄悄往前挪动了一步。”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情感和 遭际中。还是以我个人的遭际举例。在影视界，我曾签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叫“小马奔腾”。这 个公司过去是中国前几名的、非常有创造力的公司。但随着老板去世，这个公司已经风流云散。公司 垮了后，我无数次路过当年云集那么多座上宾的会所，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别人的新会所。当我 路过它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一些中国文学里最深刻的一声声叹息院“树倒猢狲散”“天下没有不散 的宴席”“眼
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可是当它跟我的生命、我的朝气结合在一起，我就想，在前几十年整个中国所纷繁、复杂、快速、凌厉迈人的一种进程中，其实一直存在和流淌着中国文学 里最深重的一声叹息。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重新呼应这伟大的传统的写作者?写出一部发 出那样一声叹息，并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感同身受的作品？
事实上，日本作家中岛敦的《山月记》是处理中国古典题材的一个好例子。这本小说涉及唐宋传 奇里一个非常有名的传奇，即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和朋友两个人如何在山路上斗野兽的故事。但在 中岛敦的笔下，这个故事改造成了这样：有两个好友进京赶考，一个高中、一个落第。高中的人也没 做多大的官儿，去一个小地方上任，宦海沉浮十年后并没有多大的长进。有一天，他经过一条山路，遇到一只要吃他的猛虎。他躲避猛虎时，猛虎突然开口，说自己其实就是当年和他一起进京赶考的 同伴。同伴如愿高中，而自己则被自己内心巨大的愤懑、怨恨和怒气所改造。有一天晚上，当自己住 在一个小旅馆的时候，狂风暴雨中听见遥远的山岗上有一头猛虎在呼唤，于是自己再也控制不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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