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长安
中国的壁画艺术有着悠久远古的历史。
一九七九年冬，人们在陕西扶风杨家堡的西周墓中，发现了绘制而成的二方连续菱格纹图案，这种图案与同一地区西周建筑遗址中的汉白玉菱形壁面饰物颇有相似之处，也许这在当时只具有纯装饰性的意义。春秋时，相信孔子参观周朝的明堂，就见到当时的壁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并且“各有善恶之状”。这种绘制人物的壁画，从社会意义来看，比纯装饰性壁画就更深一层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说明，壁画艺术在中国古代源远而流长。自周秦而至魏晋南北朝，壁画艺术日趋发展，各地在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壁画时有所见，然而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壁画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分类的真正繁荣，是在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唐代。
洞窟壁画与墓室壁画
保存至今的唐代壁画原作，可分为洞窟壁画和墓室壁画两大类。被称为东方佛教宝库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是唐代洞窟壁画的代表。这里保存有洞窟四九二个，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这些洞窟在唐代所建二四七个，加之在前代壁画上重新绘制的三十五个，总计二八二个。这些洞窟中的壁画，是敦煌画艺术中
最为精彩的部分，历来为历史界和艺术界人士所瞩目。唯因敦煌在汉唐时期是内地通往西域乃至西亚、中亚的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所以在佛教文化日盛的唐代，它的宗教特就非常明显和突出。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以佛教经变为主要内容，如“西方净土变”、“东方经变”、“法华经变”、“涅槃经变”等等。画家通过艺术语言给人们勾勒出一个想象中的虚幻的“极乐世界”，希*以对欢乐和幸福的虚无飘渺的构思和完善，获取心灵上的满足，得到神灵的保佑和恩宠。毋庸置疑，唐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发达，是社会开放和开明的标志之一。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现实生活的欢欣与平和也许能给人以更为实际的温存。在壁画艺术中，几乎与佛教题材同步发展而又更能反映大唐帝国文化风貌和社会生活的是一幅幅光彩照人的现实主义杰作——唐代墓室壁画。
长期以来，面藏丰富的唐代墓室并不为人所知，史籍无载，传者无闻。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考古发掘中陆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唐代墓室壁画，使今人大开眼界。迄今已经发掘出土的唐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陕西的关中地区，以西安、咸阳、乾县、礼泉、长安、三原等地最为集中，总数达六十余座。这些墓葬中的壁画，大部分已经揭取后收藏在博物馆中；尚有少数墓葬，或因某种原因在发现后毁坏，或者留待揭取。仅原收藏在西安碑墓中的壁画，其面积达一千余平方米。除陕西之外，其他如广东韶关的张九龄墓，山西太原董菇村的赵澄墓，金胜村六号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也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壁画。但无论其规模和面积，都无法与陕西唐代墓室壁画相比。
唐代盛行厚葬。从现已发掘的墓葬来看，其壁画的内容、规模大小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绘制这些
壁画的目的，乃是为死者设置一个生前的生活环境，使之在阴间地府也能永享人间的欢乐。
通过综合研究，可知唐代墓室壁画的题材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反映社会生活的，有仪仗、狩猎出行、车马列战、骆驼与驼夫，客使礼宾、男侍女侍、乐舞、马球、庭院行乐、宴饮、屏风、墓主像； (二)、反应农业生产的，有农畜、农耕；
(三)、反应建筑的，有楼阁、城墙、佛寺、道观，以及斗拱、柱、平*图案；
（四）、其他内容。如星象内容的金鸟、蟾蜍、银河、星斗，四神内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
这些墓室壁画，内容丰富、彩绚丽、笔法娴熟，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为我们再现了一千年前唐代社会的广阔画面，奏出了一曲曲悦耳动听而又气势豪迈的盛唐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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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李贤墓中有一幅著名的《打马球图》，气氛紧张而热烈堪称精品。马球又称为波斯球，因其
骑马以杖相擎，又称杖球。波斯求先是传入吐蕃，后由吐蕃入中原，成为唐代皇室和贵族们取乐的重要运动项目。唐代皇家球物的比赛，有大批观者助兴，其规模的浩大和热烈的程度，也许可以和今天的世界杯足球赛相媲美。史料记载在唐大明宫含元殿，达官贵人们筑有球场。一九五六年西安北郊曾出土碑石一方，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把建球场与建含光殿相提并论，足见对其重视的程度和工程规模之大。当时打球风气极盛，在长安城内许多坊里都建有球场，入王宫坊、太平坊、平康坊等。参加比赛的球员，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下至军中宫里和乐府的女弟子都有。大约由唐太宗李世民起，包括中宗、玄宗、宣宗、熹宗在内的历代皇帝都极衷于此项运动。唐玄宗李隆基还是太子时，他的球技就非常高超。唐诗中说“宫殿千门白书开，三郎（李隆基）沉醉打球回”，即指他已打球成癖，据记载，当吐蕃人派使来长安迎娶金成公主时。使者中有善打马球的高手，他们与唐朝的皇家球队比赛，竟将皇家球队打得大败。中宗急忙传旨让当时的临淄郡王李隆基和驸马杨慎交等人上场，迎战吐蕃人。李隆基“东西突驰，风回电激，所向无前”，结果反败为胜，大败吐蕃球队，留待为千古佳话。唐人沈佺期还有单道女子打球的诗句：“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球。府身迎未落，回*逐旁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球。”这当然是一场蹩足的球赛。参加者为了观赏自然美景，常常失球。看来，她们追逐打球，并不十分认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取乐而已。由于唐朝和日本、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马球很快东传。但是嵯峨天皇《早春观打球诗》描述了东瀛的马球运动：“芳春姻景早朝清，伎客乘时大出庭。回林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左承右得当门兢，踏分行乱雷声。大声伐鼓催筹*，观者犹嫌都百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 的《马球图》描绘了一幅极为壮观的来回追击争相击球的场面。这场球赛有二十多人参加，近景上有苍翠
的林木，远处有低矮的山峰。球场上竞争激烈，球员们都在争先恐后的追击，真是动人心魄。其紧张的场面诚为杨巨源在诗中所说：“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地动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发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铁尘不敢生。”这幅图中处于马球近旁的五名球手是整个构图的中心，而画面的焦点则集中在一名反手击球的球手身上。此人骑赤红大马，手持月牙鞠杖，坐骑向前飞驰，球手侧身后视，正欲反手击球。这种反手击球的技巧，如不能掌握好时机，领活稳健地操纵坐骑，拿在一刹那间是很难击中的。唐诗中有专赞这种反手击球的英姿道：“鞠球由来*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疆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诗人把这种反身击球的动作称为“背打星球”，是指在球手的高速反手猛击之下，球像流星般飞去。真是画龙点睛，说的恰到好处。壁画所反映出的骑马击球，紧张激烈，动人心弦，这是盛唐、中唐极为盛行时期才能出现的高水平球技。但是到了后来，打球的形式五花八门，有其上骡子打球，也有步行打球的，马球这种盛行一时的运动项目即走向衰落，或向别的形式转化了。
描绘仕女的题材在唐代墓室壁画中相当普遍，她们的身份大约有公主、宫女、墓主人、贵族家的仕女等。从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几十座唐墓来看，以永泰公主墓中前室东西壁的《宫女图》最为精彩，人数也最集中。
永泰公主李仙蕙，字穠辉，是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公主不但才华出众，聪明良慧，而且端庄秀丽，很受中宗的宠爱。她原封永泰郡主，久视元年（七00年）下嫁武则天侄孙武延基。大足元年（七0七年），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密告她与夫武延基、太子李重润“*议朝政”，被武则天杀害，死时年仅十七岁。中宗复位之后，追封她为永泰公主，迁到乾陵陪葬。吴兢有《公泰公主挽歌》二首，其一曰：“穠华从妇道，*降*诸侯。河汉天孙合，潇湘弟子游。关瞿方作训，鸣风自相*。可叹凌波*，东川遂不流。”表述了对公主早亡的深切痛惜之情。
永泰公主墓发掘之后，公主的墓志出土。因铭文中记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有些学者对原作定论的公主的死因表示怀疑，认为此句是说公主是死于分娩时的难产；又有人据此认为公主是因病而死。永泰公主究竟是因何而死？笔者以为，墓志铭文引起的争议是因人们对其字句的理解不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还是可信的，公主与武延基、李重润一起死于武则天的毒手。
也许中宗皇帝对女儿惨遭杀害特别痛惜之故，在对她陪葬乾陵时给予了特别厚重的待遇。公主墓中有极为丰富的陪葬品，墓室和墓道有大幅的壁画。
中国中医急症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以前室东西壁的四幅巨制《宫女图》最为人所称道。图中有宫女约三十人，一个个体态丰满俊秀，形象楚楚动人，步伐轻盈文雅。宫女们高挽着发髻，身拖长裙，在肃穆宁静的空气中，手执各种侍奉公主之物徐徐而行。其中前室东壁南侧的一幅最为精彩，人物形象刻画的惟妙惟肖，
cc2000生动感人，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美女像的罕见之作。这幅画上有九名女子，左起第一人似为永泰公主自己，其余的八人为公主的近侍。公主端庄秀丽，华贵雍荣，双目注视着前方。众宫女手捧杯、盘，执如意、团扇、拂尘等物，紧随其后。最后一人，着男装、戴*捧着
一个包裹，但不知其中为何物。这八名宫女，除执拂尘者面向读者，其余七人目光传神，互相顾盼。她们的眼神里在传送着什么？是互相告诫着不要惊动了前行的公主，还是在催促着跟上公主的行进？从所有人物表情所蕴含的神韵中可以看出，她们的性格是多么的温顺平和，整个画面的气氛又是多么的和谐。这里使人想起了日本高松冢古坟中的一幅壁画。一九七二年三月，日本明日香村和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在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发掘了绘有壁画的高松冢古坟。这乃是一座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的墓葬。当时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的交往上极为活跃，日本多次委派使者到大唐帝国来学习和访问，唐人的文化意识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座古坟中的壁画，除“日月图”、“星宿图”和“四神图”（缺朱雀）外，在东、西壁共铭有四组十六名人物，其中男女各八人。人物高三十二至四十厘米。男女均穿宽袖长衫，着*头：图中的两组女子像，应为侍女，她们着宽松的上衣和打折褶的拖裙，仪态端庄，形象丰满，侍女们手持团扇、如意和拂尘缓步行进。画中道具和人物的神态与仪态公主墓中的宫女图颇有相似之处。
音乐和舞蹈是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乐处于声，舞动于形，音乐舞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艺术的日新月异，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开明决定了
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发展，唐朝的乐舞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唐代初期沿用了隋代的九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疏勒伎）。太宗时期减文康伎而加（宴）乐伎和高昌伎为十部乐。玄宗开元二年（七一四年），设立五所教场，教习乐舞。宫廷中由坐部伎里选拔乐工为“皇家梨园弟子”，有宫女数百人，其规模也许不比如今的中央剧团差。在其他贵族家中和明州郡也有相应的乐工，其总数达数万人之多。这些人除了为主人演奏之外，也常常受雇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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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乐舞机构和乐伎，是供上流社会享用的，这种社会现实在唐代墓室壁画中也有反映。李寿墓室北壁东侧的奏乐图，是整个乐舞场面的一部分。这些乐伎着白衫、红裙和绿巾，执笙、琵琶、箜篌、筝等，正在专心的演奏。从乐器上看，这是中原和西域乐舞交相融合的产物。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源于楚地的汉地声律发生着变化。随着箜篌、羌笛、胡笳、琵琶、拨羅回这些异域乐器的东传，中原乐舞注入了新的心声。唐代大音乐家李正年根据张骞由西域带回的乐曲《摩河兜勒》改韵律二十八解，乐曲惊人，“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李勣墓墓室东壁的乐舞图，原有三名乐工演奏（中间一人残缺），左右两人分别持排箫和横笛，两名舞女在乐声的伴奏之下对舞。她们上着红长袖舞衣，领饰绿彩带，下着条纹白拖。快速旋转的舞姿，强烈运动的身躯足以看出她们娴熟的技巧和欢快的心音。
轶失奉节墓仅存的北壁的一幅舞女图，一名身姿优美的女子着短儒衫和红长裙，臂肩轻披红绫正在翩翩起舞。舞女面目清秀，体态苗条，舞姿轻盈，是壁画中少见的艳丽佳人。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体态丰满，才貌出众，颇得风流天子的欢心，一代崇尚肥之风骤起。至今，我们这些考古研究者难得在唐朝的文物中发现一位苗条淑女的形象。但是作为艺术表演的形象，人们还是人们还是喜欢如轶失奉节墓中这种优美的身姿。“*腰舞尽春杨柳，至今犹自细腰多”，大块大块脂肪的抖动毕竟毕竟不如苗条修长的身姿更加令人陶醉。
唐代墓室壁画中规模较大的乐舞场面是苏思昂墓墓室东壁的乐舞图。这幅乐舞图中有一名胡人舞蹈，由十一名男子组成的乐队伴奏。乐队分列左右，各有一名指挥。演奏者执琵琶、笙、钹、拍板、排箫、笛、琴、箜篌等乐器。从舞者快速旋转的身躯来看，应是胡舞。胡舞又分为胡旋舞和胡腾舞。胡旋舞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舞蹈之一。这种舞来自康国（今中亚细亚撒马尔罕），由一人或三、四人舞，有男子也有女子。因其有急速旋转的动作，故称胡旋舞。史料记跳此舞者“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玄宗时安禄山常跳此舞，白居易在《胡旋文》诸中说：“中原自有胡旋者，门妙争能而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唐人喜欢西域的胡旋舞，进而走向极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唐帝国蒸蒸日上的万里江山，正是在胡旋舞令人陶醉的韵律中走向衰败的。又，唐李端《胡胜儿》（《或胡胜歌》）诗中有“胡胜身是涼州儿……扬眉动目踏花*”句，笔者以为“*”应是画中的地*，那么此舞或应为胡胜舞。然而无论是何种情况，这种舞却应是胡舞无疑。
如上述由成对乐工演奏的场面在出土的唐代其他文物中亦不乏其例。如西安何家村所见*王李守礼使用过的一件鎏金伎使乐八棱银环，每面饰胡人乐伎形象，分别掌有拍板、小铙、洞箫、琵琶的乐器，制作极为精巧。又有一件三彩骆驼，背负六名乐工组成有笙、萧、笛、拍板、排箫、琵琶的乐队，中间一名女子翘首放歌。像诸如此类的文物还可以举出一些。
拳皇13卡历史文物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是当时文明发达的直接物证。唐代乐舞是中原乐舞吸收了西域乐舞之后互相融合的产物。“唐乐”璀璨夺目，五彩缤纷，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篇章。研究墓室中壁画的乐舞题材，可以使人进一步加深这一信念。
唐代帝王喜好狩猎。他们不仅把狩猎当作是一种炫耀武功的表现，也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来看待。章怀太子李贤墓中有一副大型狩猎出行图，高为一〇〇——二〇〇厘米，全长八九〇厘米，场面极为壮观。这幅狩猎出行图共描绘了四十余骑人马，另有两只骆驼，近处是青翠的林木。这只携带着射狩的猎物，浩浩荡荡奔驰向前。书中的两头骆驼满载狩猎用的轻重屋子，紧紧相随，队伍中还有侍从仪仗，追随左右，呐喊助威，真是好气派！画面人物前后相呼，坐骑的飞速奔驰，旌旗的摇动，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激动人心的场景。就在画中数十骑偏中的位置，有一位身着三长袍的人物，神态自若，双目前视，他是不是这只狩猎队伍的主人，即埋葬在这里的墓葬主人章怀太子李贤？冲墓室壁画的制作原则来分析，人们追求“事死如事生”，如此庞大浩荡的狩猎队伍，应是太子生活的写照。那么，作者安置在队伍中这位圆脸庞蓄鬓人物，应是长眠在朝陵之侧这位后来失势的太子。李贤是在永淳二年
（六八三年）被贬到巴州，文明元年（六八四年）武则天临朝之后被逼杀的。在武氏临朝之前，李贤立太子后，奉诏监国，却也曾显赫一时，当时的帝王和皇戚爱好骑射，唐诗中多有此记述“李白句中有“半酣呼应出远郊，弓弯满目不虚发“，“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唐太宗李世民《冬狩》曰：“金鞍随上苑，玉勒骋平畴。旌旗四望合，置*一面求”。诗中描述的正是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围猎骑射的壮观场面。唐代的皇室贵戚之所以如此喜好射猎，看来与唐初李世民等人的喜好不无关系。李世民在贞观五年曾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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