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797（2020）10-0041-06
罗冬梅陈玉雯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民国时期的昭通地方志编修工作成就显著，与明清修志相比，进步斐然。一方面， 沈阳大学李曼
完成了数十部新的方志，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因编修者大多接受"西学"熏陶，在编
内家拳法修中擅于引用西方先进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知识，其质量也有明显提高。从历史背景、主要编写内
容、作者体和变化特点等维度分析民国昭通方志编修的整体情况，并分析其创新与不足，既有
助于进一步了解昭通地方史研究的相关资料，亦可以为当代方志学的发展提供诸多历史经验。
关键词：民国时期；昭通地区；方志编修；特点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八千五百种左右，共十一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1方志是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记载着某一地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详细情况。民国时期恰逢中国地方志编纂的转型阶段，昭通的方志编修亦身处变革洪流之中，在体例和内容上，既蕴涵“承上启下”的包容胸怀与开拓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近代化的学术趋向。在体例上，继承旧志的优秀传统之余，根据不同的记述对象，构思和增添新的文本结构。在内容上，将当时最前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涵纳其中，兼具科学性和时效性。目前，学界有关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编修的考察虽有成果，却不充分。①本文通过介绍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编修的整体情况，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并对其作者体、学术价值和内容创新等方面予以考察，力图呈现出其方志学的时代特征，祈望以薄力而弥余憾。
一、民国时期昭通方志编修阶段划分
民国时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大转型时代，社会风气初开，人们的思想相对于清代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从学术互动的角度而言，西方和日本的文献学、图书馆学、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传
收稿日期：2020-10-13
作者简介：罗冬梅，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陈玉雯，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
钠
①关于近年来学界涉及昭通方志编纂工作的相关研究，参见赵芳《陈一得与云南地方志》（《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4期）、陈昊琳《论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云南档案》2007年第7期）、李硕《云南地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倾凰出版社2009年版）、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云南地方研究
统的分类学、版本学、目录学理论也在逐步完善。
人类与环境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2]，这对民国时期全中国的方志编修都产生重要影响，云南亦不例外。“为改进政治之参考”3，该时期云南方志编修成果显著，故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的编修亦可以192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28年）是民国时期昭通地区方志编修的起始阶段。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时期虽历经战乱，社会动荡，修志工作举步维艰，成果较少，但是全国修志氛围浓厚，昭通地区修成了《召通志稿成为这一时期昭通方志编修的经典之作。
第二阶段（1929〜1949年）为地方志进一步编修阶段。1929年12月，由当时的内务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令各省设馆纂修通志，次年2月，云南成立通志筹备处，云南通志馆于9月2日正式成立。云南省通志馆成立后开始着手制定通志的凡例和分类纲目，制定出了《修志概要》十八条和《全省各县志纲目草案》，对全省方志编修作了具体规定，内容涉及到体例结构、资料取舍、文字文风和图表数据。民国时期昭通地区的方志在编修的时候多遵从《修志概要》和《全省各县志纲目草案》中规定的条例，所以此时期修成的方志，体例内容大都相似，只是具体内容应各地之间的差异而不同。这一时期修成了《巧家县志稿》《昭通志稿》《昭通县志稿》《绥江县县志》《盐津县志》等多部地方志，其中，由陈一得主持编纂的《盐津县志》体例完备，是众多地方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二、民国时期昭通主要方志的编修概况
民国时期，昭通地区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也对旧方志予以整理，本文着重介绍该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主要有以下九部。割草机设计
《巧家县志稿》十卷，卷首一卷由当时云南财政厅长，陆崇仁提倡并聘请汤祚等纂修。于1942年成书铅印，内厘大事记、天文、舆地、职官、民政、司法、财政、教育、交通、农政、工业、商务、物产、氏族、方言、礼俗、宗教、金石、人物、艺文、轶事二十一目，下附子目一百十五。县志的编修“悉依省府所颁《县志草案》之规定而略事变通，体例既严，纪述亦尚翔实”斥体例依当时云南省颁
布的县志草案而略加变通编纂而成。“其材料取自光绪时期的《续云南通志稿》及县府案册，另据大量采访资料，记事断自民国二十八年”斥在卷首龙云为其做的序中提到：“巧家僻处荒陬，自设治迄今，历时仅二百余载，向无县志之纂辑”[4]529，而且志书中还记载了当时该地区的矿产资源铜产等的记述，民族类中汉、回、夷、苗等民族历史记载较为翔实。这无疑为后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胡晓桃（昭通志稿》十二卷，由符廷铨修、杨履乾纂。1924年铅字排印，流传较广。卷端载唐继尧、龙云、陈铎、符廷铨等为其做的序。龙云在序中称赞道:“深佩新例精严、详明、周备，不列天文、星野、仙人、隐逸等门，尤见卓识。其他各门事理纯正，择言优雅，清而不污，粹而不杂，皆征实录，不尚浮夸。”6这些称赞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昭通志稿》体例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其内厘方舆、食货、政典、官师、武备、人物、烈女、艺文、物产、人种、风俗、详异、杂记十三志，下系三十三目，目附子目三十六。叙事起自古代，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史事均未涉及。
《召通县志稿》九卷，李文林、卢金锡修，杨履乾、包鸣泉纂。其中包括厘图、大事记、天文、舆地、职官、民政、方言、礼俗、宗教、艺文、金石、艺术、人物、诗文征、轶事等二十四目。后附前志源流，本志纂修始末。每目之下系以子目，共一百五十四，子目下又有附目，共六十三。该志书记事始于民国元年，止于民国二十三年。清以前史事，因前志叙述较详备，故事志不再重复，志中工业、物产、礼俗、宗教等类，材料极为丰富。问98体例依照当时省颁兴修县志纲目草案及各县修志概要，较前志细密详备。
（昭通等八县图说》一卷，陈秉仁纂。现在可见的最早版本是民国八年（1919年）云南学会的铅印本。卷端载有陈秉仁的自序，主要论述昭通所属八县的山川险要、城镇形势交通、物产、险要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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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县主要是昭通、大关、鲁甸、镇雄、永善、盐津、绥江、彝良八属，所记较为简略。
（昭鲁水利工程志》由包鸣泉、张希鲁、杨履乾等编修。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十军军长安恩溥驻扎在昭通，云南省政府任命他为昭、鲁水利工程的督办。龙云在序中认为：“夫河渠有书、沟洫有志。农事为立国之本，水利乃务稼之源”此书介绍了昭通地区的河流、水患情形等。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还附有过往治理水利工程经验的地方，并把这些过往经验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于后世的水利治理等有很好的借鉴。
《绥江县志》四卷，刘承功、黄崇华修，钟灵等纂。凡例十三则。其中包括舆图、大事纪、天文、舆地、交通、物产、职官、民政、司法、财赋、教育、考试、农业、工业、商业、伎术、宗教、礼俗、方言、金石、艺文、人物二十二目，下系子目一百八十五。“是志体例照省府所颁发县志条例，记事断自民国三十五年，分类极细，记事甚详，包罗甚广，附表图绘制精良，表说相资，查检得便。”5102这是李硕在《云南地方志考》中对《绥江县志》较为客观的评价。
《大关县志稿》七卷，王心田修，纂者不详。其中有衙署、街衖、坊表、卡讯塘、公署、乡村、户口、交通、田赋、募兵、经费、蠲恤、仓廒、水利、山川、古迹、疆域、形势、气候、土质、动物、植物、官师、人物、戎事、营利、忠义、寓贤、贞女、节妇、贤女、杂记诸目，分类较为详细，记载的内容也较为翔实。
《大关县志》十六卷首一卷，张维翰修、谭明辉、张铭琛等纂，于1948年成书。凡例十八则及编修县志人员题名录。内厘图说、大事纪、天文、舆地、职官、民政、司法、财政、教育、交通、农业、工业、商业、物产、民俗、人物、轶事、艺文十八志，下系子目一百二十三。《大关县志》于1978年由台湾中正书局出版发行。
《盐津县志》十六卷，陈一得、陈葆仁等纂修。于1949年成书传钞未刊，修志原则是“不尚理论，务求实质”[8]。内厘舆图、大事纪、天文、气象、舆地、物产、交通、教育、民事、农业、工业、商业、赋务、司法、民风、金石、文牍、艺文十八目，下系子目一百二十四。最后附赵汝为编修县志本末。记事上自汉唐，下迄民国三十七年。《盐津县志》的分类较为细密，县志中有关民国之前的旧事，多摘录自省志。该志书农业详查水利农产状况，商业注重货币变迁的记述，人物尤其重抗战国疡之褒扬。这也说明了县志记载了当时社会的状况，比较符合主流。由于《盐津县志》体例完备，史料详实，数据准确，是民国时期云南具有较高质量的县志之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昭通地区各县修的地方志中有很多材料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旧方志，但是也记载了许多新的内容，并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民国时期昭通地区的地方志编纂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相比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内容等多有创新。
三、民国时期昭通方志纂修工作中的作者体
民国时期昭通的地方志纂修在龙云提倡全省修志的浪潮中展开而来，当时提倡修志或者参与修志的人员大多为昭通人，并在当时云南的社会中享有一定的声誉，正是这些人的提倡，才有这些方志的流传，以下对当时较为知名的提倡者与编修者分别予以介绍：
陆崇仁（1887〜1951年），号子安，彝族，昭通市巧家县养麦地人。民国初年毕业于云南政法学校。1920年当选省议会议员，后任寻甸县知事。1930年任省政府委员复兼财政厅长、国民政府云南税区税务局长、1944年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及云南省参议员选举监督。陆崇仁十分关注家乡的发展状况，为促进家乡的发展，在文化教育、地方建设上都比较关注。“在昆明向商务印书馆订购《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万有文库》第一集，捐赠给巧家县立民众教育馆。”9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巧家县的发展。
龙云成为云南省主席之后，以省政府的名义通令各县纂修县志。因此陆崇仁大力提倡县志的编修。陆崇仁在其书的弁言部分中记述道：“民国纪元十九年秋，崇仁奉命再权云南省财篆。受事之初，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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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友鲁君啸仙出宰吾邑。谂其才、学、识兼优，因征求旅省乡人同意，以创修县志之责相属。"㈣这表明了陆崇仁再次掌管云南省财政大权时，因各方面条件的适宜，想要修一部自己家乡巧家县的县志。“鲁君属稿未竟，解职去。间任邑侯为汤君锡之。汤之才、学、识与鲁相存埒，遂以鲁手未完成任务，责汤完成之”咖。由于鲁君啸没有完成修志任务，陆崇仁不得不让汤祚来完成。对于本书陆崇仁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在该书的弁言部分记载道：“编纂方式，悉依省府所颁《县志草案》之规定而略事变通。体例既严，纪述亦尚翔实。虽不能与洛阳、关中、华阳各名志等量齐观，而事关一方文献，传诸将来，亦足备国史輶轩之采矣”则。但是对于该书的不足之处，他认为该书人物篇中的土著列传，记载的人物都是改土归流之后的人物，清康熙中叶至汉武帝设置堂琅县，这千百年的时间内，没有记载一人。“惟《稿》中人物编土著列传，均属改流后人物。其由清康熙中叶，上溯至汉武设置堂琅县。阅时千数百年，中间竟无一人传？妇女亦然”咖。“陆崇仁两次出任云南财政厅长后，即前后委托巧家县长鲁启奎、汤祚二人编纂《巧家县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县志定稿；陆崇仁独自捐资印制百余部，分送与各有关机关、单位学校和私人存阅。”9109经过陆崇仁、鲁启煃和汤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巧家县志稿》的编纂。陆崇仁为推广县志，捐资刊印100部，分送有关单位、学校和私人存阅。这对于推广地方志有极大的作用。值得一说的是《巧家县志稿》虽是陆崇仁积极倡修的，对陆崇仁及其家族中人，除了因叙事不得不提及的外，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字。
陈一德（1886〜1958年），原名秉仁，字彝德，后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遂号一得。祖籍四川金堂，祖父辈迁至云南盐津。陈一得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卒于1958年，是云南近代气象、天文、地震科学的先驱者，为民国时期云南的地方志编纂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于民国八年（1919年），用科学的方法将原昭通所属全图改编为《昭通等八县图说》。该图册图文并茂，并详细的分析研究昭通的气候特点，首次将昭通等八县划分为4种气候类型。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并主持编纂《盐津县志》，盐津地处滇东北，设县较晚，民国六年（1917年）才从大关县分离出来。历史上从未修过县志，所以有关的文献资料稀少。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盐津设县志局，局长由县长兼任，聘请陈一得为编纂主任，主持《盐津县志》的编纂。陈一得受聘后，为获得编纂县志的一手资料，带领编辑人员谭小波、谢八如等人，不辞辛苦翻山越岭，进入村寨，访问老农，收集当地的生产、生活资料。回到昆明后，对收集的材料整理编纂，并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完成《盐津县志》的编纂。在《盐津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中记载了有关陈一德的有关事迹并对他主持编纂的《盐津县志》予以较高的评价“1945年主修其家乡《盐津县志》，不循旧业，重民生各门，完整记录了盐津的历史、沿革、舆地、政治、自然、人文等类。史料翔实。特别是关于天文、气象的记录，其方法精当，数据的精确，为盐津气象界后学叹服难望其项背。”叩张维翰（1885-1979年），昭通大关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他参与编修《大关县志》，1978年在的中正书局出版。
以上这些人都是当时云南社会、政界比较有名的昭通人士，除他们外，还有张希鲁、姜亮夫等人，在此不再详细介绍，综上所著，这些编纂人员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等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力提倡，许多优秀的地方志由此编修而成。为县志的科学性、准确性提供了极大的保障。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一时期昭通地方志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以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四、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编修的创新之处
（一）与时俱进，接受西方新思想
以《盐津县志》为例，陈一得在编修《盐津县志》的过程中，由于他本人是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教育的，这体现在他修的《盐津县志》中，例如：他主张“轶闻，志异庸德矫情，事涉迷信者，概删除不列”81586在《民国昭通县志稿》中还记载有彗星、流星、陨星等星象。《巧家县志稿》卷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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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巧家县历年的民事、刑事案件等。这些在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中是很难见到的，体现了民国时期昭通地方志的编修受到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
又如：在《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中记载了回教的礼拜寺、经典文字、教长祈祷仪式、禁戒等，耶稣天主教的教堂、宗派、教规、传教等、耶稣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医院、入教人数等具体情况，反映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并逐渐在国内获得认可的情况。
（二）经世致用，注重民生问题
民国时期昭通所修的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地方志编修“重政治，轻民生”“重人文，轻经济”的不足之处，加强对交通、农业、工业、商业等内容的记述，使志书的实用性较强，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
如：《盐津县志》卷五交通志，详细记载盐津县的省道、县道、乡道、水道、塘递以及叙昆铁道工程的经过等。在卷八农业中，详查水利、农产，附记水利资料。具体设置了耕地、农时、土壤、水禾【」、农产、农具、肥料、园艺、桑蚕、养蜂、畜牧等项目；在卷十商业等分志中，有市集、货币、商店、物价、货物、转运、盐店、银行、贷借、量衡、商会等条目，详细记载货币变迁，以求改进。这些都体现了志书的经世致用价值。在《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五中有记载当时昭通县的土壤、水利、农具、园蔬、蚕桑等的情况；卷四教育一节中记载了当时的教育局、各种学校、社会教育、教育会等的详细情况。《昭通志稿》卷一方舆志中记载了昭通的气候、教育状况等。
与此同时，在这些志书中都有记载各地的商业、手工业、矿产资源、盐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各地的财政经济状况。例如：《昭通志稿》卷二食货志中记载了昭通地区的矿产资源、经费以及水利等。《巧家县志稿》卷七记载了巧家县当时的工业、商务、矿产资源等。
（三）引用先进的方法，使方志记载的内容更加科学准确
例如：在《盐津县志》卷二天文、气象中，对宇宙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人类栖息于地球，赖太阳光热以生活，地球周日自转，周年公转，形成昼夜四季，其光热时间变化，实与吾人所居地球上之位置密切相关。”冋1627“天文切于应用气象，特设仪器测候，纪录两年，并制变迁图表，以明概要”冋1586。又如，因为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绘制详细的盐津县的地图，但虽“无力实测，疆域、位置、山脉、水流、形势、名胜曾经反复调查，务求近合。名山要地标高，并经用仪器实测记数，以资比较。各乡镇详绘分图，名胜择要附影片，以求明晰”。《盐津县志》中，凡“资料有精确调查者，概制成统计比较表”，这些都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值得一提的是，《凡例》还明确提出，“异庸德矫事情涉迷信者，概删除不列”冋1586，这与以往的志书编纂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巧家县志稿》卷二中还运用图表统计太阳出入昼夜时刻表，使人们更能直观明了的了解相关知识，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中都有用先进的方法记述。
（四）创新体例，使用图表，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
此时期昭通所修的地方志多依照云南省政府颁布的《云南全省各县志纲目》，而且依据旧志的通用体例，然后就本县的沿革及实际情况进行编修。另外，充分利用各种图表及统计表，不仅运用许多当时拍摄的照片，而且每一部地方志中都记载有当时绘制的舆地图、交通图、山脉图、水系图等。
民国昭通地区所修的方志中，多数都含有“人种”一节，记载了各县的少数民族情况。例如，（昭通志稿》卷十人种志中介绍了昭通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较为简略，但是为后世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五、民国时期昭通方志编修工作的不足
第一，内容多照录旧志。很多地方志的内容存在着抄袭旧志的情况。例如：（昭通志稿》与《民国昭通县志稿》中有关民族的记载内容是相同的，特别是对黑夷、白夷、民家、假汉人等的记载都是一样的。又如《昭通志稿》（旧名《昭通府恩安县志》），其中事实简陋，多摘抄光绪十二年（18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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