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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潮
习主席曾多次强调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非常强调新时代军人的血性伦理。血性是军人必须的精神品质，是战斗力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血性的培育上存在几个常见的误区，若不加以清理，将影响军人血性的培育和强军梦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在于“做得好”，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是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了解德性，而是为了使自己有德性，
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
[1]39
任何道德只有实践了才有意义，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践活动。血性作为一种军人道德也是如
此。血性不在于知道什么是“血性”的知识。知道什么是“血性”仅仅是概念上把握了血性，我们不会说知道什么是“血性”的人就是有血性的。一个研究血性伦理的学者不一定比一个普通战士更有血性，只有在训练场上拼搏，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军人，我们才称其是有血性的。既然血性作为一种德性是属于实践领域的，那么血性具体的表现与培育也需要在实践中发现和进行。 血性是军人坚定信心的实践。血性在军事实践活动中表现为战胜敌人的信心。有着绝对必胜把握的军事实践活动算不上是有血性的。血性一定是战胜恐惧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是在信心的坚定中实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和德性却总是同比较难的
事务联系在一起。因为事情越难，其成功就越好。”
大头蚁属[1]43
“知其可为而为之”相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是容易的。血性作为一种大勇，理应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但是能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在军事实践中，激发军人的血性必须通过外在的力量帮助其坚定内在的信心。《何博士备论﹒魏论下》中有言“以屡胜之将，恃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
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
[2]167
这里论述了面对强大的敌人，在事实上没有必胜的把握时，在自上而下信心的影响下，将士们也会有一往无前的血性去战斗，这种血性将促成胜利，将劣势扭转为优势。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连续攻陷我沿海重要城市，全军上下对抗战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蔓延，亡国论大肆传播。在此紧要关头，在思想上力挽狂澜，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的思想，坚邵睿卿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 201602）
摘 要：血性既是军人坚定信心的实践、也是军人激发情感的实践、其培育主要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等，决定了军人血性是实践问题而非认识问题；军人主体的局限性、战场环境的复杂性、社会环境的多样性等，决定了军人血性是应然问题而非实然问题；血性不能脱离忠德、仁德、智德等的滋养，决定了军人血性是价值复合而非独立存在。澄清军人血性的伦理误区，对于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确保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军人；血性；伦理
作者简介：邵睿卿（1993-）男，汉族，江苏南通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硕士在读，专业技术十二级，研究方向：军事伦理。
定了军民抗战的信心，激发了官兵的血性胆气。
班主任工作量血性是军人激发情感的实践。军人有血性不是麻木。所谓麻木即简单地按照命令行事，中间不掺杂任何的感情。虽然麻木的人在战场上能够表现出与血性类似的勇气，但是麻木的人更像是一件没有思想的武器，这种状况下的人不配享有血性这种德性。而且麻木到对自己生命都毫无感情的人并不存在。做出牺牲生命这样的选择，大大地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在战场上上级命令本身并不能赋予官兵这样的血性，对人形成足够让其放弃生命的指令。舍生忘死的军人血性需要通过相应的情感激发来获得。
另外，单个战士的血性受部队整体士气的影响很大。士气的高涨就是体情绪的激昂。“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
勇；无气则虚，虚则怯。”
[2]164
一个怯懦的人在一个士气高涨的队伍里也会受到集体情绪的感染变得有血性。而士气则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提振的。例如合唱战斗歌曲、组织宣誓等等。
血性培育主要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有血性的人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思维，沉着冷
帮练下腰致其伤残
静地做出动作并完成任务。按照这个要求，有血性包括了面对残酷战场环境和突发情况时稳定的心理状态。这种稳定心理状态的形成必须通过训练实践来完成。战场上对于人勇气的考验是全方面的，包括“视”“听”“触”“嗅”“身体”“心理”等方面的考验。若平时不组织专门的战场环境适应性训练，即使有一腔热血也会被战场上的血腥与恐怖摧毁。美军通过在阿拉斯加州建立的“北方作战训练中心”和在巴拿马建立的“热带丛林作战中心”，模拟逼真战场环境, 提高部队战场适应能力对我军就很有借鉴意义。严格的日常训练对战场适应能力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训练应当从难从严，更加贴近实战化，通过对身心的极限考验锻造军人血性。
误区军人血性是应然问题而非实然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血性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血性是一个实践问题那么它就是变化发展的。实践的客体、主体、环境都是变化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把握新时代官兵的主体特征，分析现代战争形式，并提出新的应然性要求。
军人主体的局限性决定了血性的应然性。作为血性主体的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这些局限性是可以被改造的。血性不是一种自
当代思潮
然遗传。梯利认为：“冲动可以逐渐变成那不会轻易改变的行为习惯，这时就形成了性格” “这些先天的冲动、特定的脑组织和神经系统可以被影响和改造，因此一个人可以被教育成有道德的。”[3]254人人都是血肉之躯，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有他所害怕的东西，人天然的就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是可以被改造的。怯懦表现为害怕，害怕却不一定是怯懦，因为害怕并不总是不好的。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帮助我们保持警惕。只有不好的害怕才是血性应当战胜的对象。因而血性表现为一种应然性，即战胜应当战胜的恐惧。斯宾诺莎说“德性就是人的力量的自身”，这句话用于血性就是说，血性和怯懦同源异流，没有怯懦也就没有对血性的要求。我们需要确定军人血性有哪些应然状态，有目的地对军人性格、习惯进行塑造。
战场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血性的应然性。现代战争由于武器装备变化导致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也必然导致血性的应然状态变化。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确，军队依旧是处置争端的暴力手段。这种暴力的性质不变，那么血性的需要也不会变，不过血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高技术战争的今天，战场不再是固定的，任何地点都可能是战场。我们要面对无法躲避的精确制导武器、更为复杂的战场环境等等。这些新情况都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并根据这些新情况，对军人血性的应然做出新的规范。
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血性的应然性。一是不同时代的对血性的应然性要求不同。血性的要求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时代环境不同、官兵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生长环境不同，血性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在抗战时期我军的血性包括了克服物质困难的无畏精神，时代要求军人要在物质上做出
牺牲。先辈们的精神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但不是要像先辈们一样忍饥挨饿。不是说官兵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适当的物质享受就是没有血性了。新时代军人有新时代军人的考验，新时代军人面对的是复杂战争环境、高技术战争的考验。新时代军人的血性表现有别于先辈们的血性。
二是不同阶级的血性要求不同。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军人的血性道德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因而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人血性要求是不一样的，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军人血性要求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具体分析不同阶级的血性道德应然性要求。不能简单借鉴他国的血性道德，也不能简单复刻传统的血性道德。
中华护理杂志三是和平时期的血性和战争时期的血性不同。军人的血性不是只有战争时期才能表现出来的，更不是只有战争时期才能具备的。和平时期的军人也应当有血性。主要表现于责任与担当，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奋勇当先，在训练中敢于挑战自我，在值班执勤中敢于担责，在演习演练中敢于创新战术战法等等，这些都是和平时期血性的表现。和平时期的血性道德和战时的血性道德虽表现不同，但是却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和平时期的血性可以延续到战时，平时窝窝囊囊，战时更指望不上。
误区军人血性是价值复合而非独立存在
军人有血性极端条件下表现为不怕死，这是我们都同意的。但是不怕死不能等于有血性。死只是生命
的消亡，血性绝不在于形式上的不怕死，而在于这种形式上所复合的其他德性。“英勇诚然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强盗的胆量，为荣誉的英勇和骑士式的英勇，都还不是英勇的真实形式”“冒生命危险当然比光怕死要光明，但还属于单纯否定的东西，它本身既没有规定，也没有价值。”[4]390若血性仅仅是有胆量那它与动物和强盗的胆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军人的血性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勇气一样不具有价值独立性，它必定是与其他德性相复合的。
scp范式血性不能脱离忠德。这个“忠”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忠于己，二是忠于人。忠于己即忠于内在价值。忠于人，即忠于党和人民。
血性总是依附于人的内在价值的。《二程集》中有言“君子勇于义，小人勇于气。”[2]180君子的勇是奉行大义而激发出来的，而小人仅仅会逞意气之勇。这个大义就是内在价值尺度所追求的。也就是说军人有血性，必须是落实内在价值尺度的。因此培养官兵的价值观对官兵的血性培育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内在价值观，血性也是难以实现的。
血性不能脱离仁德。在形式上，血性和仁爱是相对立的两个范畴，血性体现于杀伐，而仁爱体现于帮扶救济。若单从形式上看，血性就会被简单看作对仁爱的否定，那血性又何以成为一种德性呢？事实上，血性与仁爱虽在形式上是对立的，本质上却是统一的。表现在“贵生”和“爱民”两个方面。
血性道德的实践也必须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天道好生而恶杀，故兵为不得已而用之”。[2]43形式上的
杀伐并不是血性的目的。血性的目的是获得胜利，而胜利则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存。同时，血性在战场上直接目的是保全自己。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有血性的一方，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最大地保存战士的生命。也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获得对方生命的处置权，最大限度地保全生命。以杀戮为快乐的军人或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军事行动都是不正义的、不得人心的。其行为的结果往往是受到对方的殊死反抗，不仅消灭了对方的生命，也消灭了自己。这样的军人即使不怕死绝不能称之为有血性，因为它体现出的只是动物的兽性，其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善的。
血性不能脱离智德。军队是以打赢为价值追求的。因而血性也必须为“打赢”目标服务。血性需要以“智”为支撑才能实现打赢的目标。“智”包括中道之智和精武之智。中道之智是血性的认识和判断的智慧。精武之智是“打赢”目标实现的前提。
“凡战，智也。斗，勇也。”[2]183血性需要以“精武”为前提。一支没有恰当组织、指挥，缺乏战术战法的军队，即使人人都有勇气也不过是一头红了眼的疯牛，不到自己攻击的目标，横冲直撞，白白消耗自己的士气。这样的勇气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勇”与“精武之智”辩证统一才是血性，“勇”为“智”提供了不竭的战斗力，而“智”引导“勇”作用于正确的方向。“勇”无“智”则盲，“智”无“勇”则无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少任一个都无法实现“打赢”目标，因此军人血性要有智为引导。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吉尔吉斯斯坦电影
[2]朱少华.中华武德名论.[M].解放军出版社，1999.
[3][美]梯利.伦理学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注释
[1]转引自欧阳浩《军人血性，在炮火硝烟中偾张——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大抓实战化训练综述之五》，载《解放军报》2015 年 12 月 2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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