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眨眼睛与律师的行为艺术
管秩
龙城飞将
李庄因“眨眼睛”获刑之案使重庆有司引来网上一片声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以肯定，声讨重庆有司的多为律师，为此，还有律师表演行为艺术，以证明有司的判决不合情理。
关于李庄案我写过追问的文章，根据网上提供的材料，我确信李庄是做了帮助龚刚模减轻刑罚的事情，至于这事能否判刑却是值得研究，但李庄获刑的原因决不可能是“眨眼睛”，更大的可能是利益的交换。 “眨眼睛”就使这位背景很深、口气很硬、能“捞人”的李大律师获刑，似乎重庆有司就是那么无理，做事就是那么不禁追问。难道中国的法治就是这么糟糕，这么黑暗!
实际上，爆出这样的新闻，正有可能说明这样的情况存在：李庄当时是在动员龚刚模推翻原先的供述，重新作有利于自己的虚假的供述。龚刚模可能当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们又担心全面受到监控，因而他用眨眼睛的方式加强对龚刚模的动员。“眨眼睛”并不能直接
给李庄定罪，但可能从侧面说明李庄当时是在与龚刚模通谋。
李庄这样做有其利益所在。第一、能够给龚刚模减刑，他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二、他的名气会更大，更多的重刑犯会委托他来辩护，可以得到长远的物质利益。据说，一些很牛B刑辩律师就是这么操作的。
龚刚模咬出李庄，也有其利益的考量。若听从李庄的计谋，万一被发现，刑罚会加重。而且他觉得李庄要价太狠了。若是咬李庄出来，一是可以省去可观的律师费，二是可以戴罪立功，属减轻刑罚的情节。平衡之后，他选择了后者。
李庄这么聪明的人就是没想到龚刚模人家也有一本帐，他是只算自己的帐，没算人家的帐。
反对重庆有司的律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李庄一样蹿的律师，后台很硬，口气很大，挣钱很多，能“捞人”。李庄案件使他们备受打击，今后他们的财路变窄，因而是刻骨铭心的痛。
另一类中数量众多的普通律师，若他们也跟着能“捞人律师”们去反对重庆有司，就是被忽
悠了。这正如有人评价中国的足球一样，全国几亿穷人，看一些富人在踢假球，自己又心甘情愿地送钱给作假的球员，真是悲哀呀!
李庄被减刑，极有可能是重庆有司与他达成了一项交易，有司不揭发他更大的其它罪行，他当庭认罪。不然谁会那么傻去牢时蹲几年?从这个角度看，仍然可以看作是重庆有司确实在惩治罪犯，是法治的进步，是中国的社会向公平正义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但一部分律师表演“眨眼睛”行为艺术，则是在这个事件上表演了一出“白马非马”的把戏。
白马非马，出自《公孙龙子•白马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逻辑问题。 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按照惯例，过关人可以，但是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经过他的一番论证，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代马通通放过。
景仰他的人说他的逻辑多么好，还有的“砖家”论证说，从“白马是马”到“白马非马”，是逻辑思维从低级阶段到了一个高级阶段的表现。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家一向以诡辩著称，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历史唯心主义”(存在)的逻
辑关系问题，所以名家也称“辩者”“察士”洛阳伽蓝记校笺。
对于一般人，说“白马是马”就如同说“张三是人”一样，清楚明白，准确无误。怎么可能“白马非马”呢?实际上，公孙龙子一点的高论一点也不高明，只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他的论证非常简单，就是不顾一切地偷换概念：“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也。命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马非马。”问题的实质在于，白是马这种动物的一种颜，白的马仍属于马这个门类之内。
所以，四位律师表演行为艺术与此非常相似，他们想以眨眼睛直接否定李庄的行为。事实上，检察院指挥的行为极可能是存在的，眨眼睛很可能是存在，但眨眼睛决不是李庄被判刑的根本原因。
陈国兴 孙随勤
又一起以生命对抗的事件发生。
3月末的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为阻拦镇政府自家养猪场，两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惠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而在3月初，湖北已发生一起因而致老人被“活埋”的人间悲剧。
在被公众诟病的旧拆迁条例即将废止，被各界寄予期望的新拆迁条例已发布征求意见稿，尚未正式公布实施之际，再次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既令人愤慨，又令人担忧。
据称，最近在一些地方已出现集中的苗头。这是凭借旧拆迁条例的翼护上演最后的疯狂，还是对即将施行的新拆迁条例的公然藐视?
尽管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中国大地上的“最后晚餐”，但血的事实更让我们清醒和警惕：和谐拆迁之路漫漫。新拆迁条例出台容易，要变成日后拆迁行为的基本规范还很难。难就难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进行等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某种无视公民合法利益和人身权利，通过暴力等手段实现自己意志的“暴政思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天换地。
剖析极端案例可以发现，某些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不断刷新暴力血腥的程度。从睡梦中被彪形大汉抱起、惊回首房屋已成平地，到放蛇恐吓;从被统一着装、手持铁棍的大汉暴
力驱赶，到被“活埋”、被迫自焚。这种不断升级的侵犯，也不断挑战着社会和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
人的生命最可宝贵。这本应是公权和私权的“红线”。然而，某些公权对私权自视至高无上，踩踏红线事件屡屡发生，忘记了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私权通过正常渠道捍卫权益却无门，发现除了性命已别无他物，不得已用死来捍卫尊严与权益。
然而，即便拼上性命，也无法阻挡。陶兴尧父子的遭遇即是如此。这种对生命的侵犯和漠视，对逝者的不尊重，足令生者心寒——公权站在了公众的对立面。
研究极端案例，我们还发现，矛盾的焦点其实多在于补偿。也就是一方不按标准和被拆方实际情况给予补偿，被拆方不但未从拆迁中获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或许，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并未意识到，在一个公民权利更加彰显的文明社会里，即使拆迁补偿合理，公民也未必同意拆迁，他还可能誓死捍卫他在此地居住的权利。对此，公权是趁早收回侵犯私权的利刃，回到民主、依法的轨道上，还是继续畅行无忌，直至撞上南墙环境法学论文?
新拆迁条例的落地生根，还有待各地政府部门的战略思维和高度警醒，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莫变着法子使新条例走样。
必须重温新条例中的内容：“实施强制搬迁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补偿决定，对被征收人先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单位不得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方式实施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
法院实践心得
余金龙
这次到省高院的一次实习，着实让人感触颇深。一来是案件具有典型性：一审，二审，再审。从当事人申请再审到检察院抗诉，历经我国诉讼非平常连续之程序。二来：一件并不怎么复杂疑难的承揽合同纠纷案却在一审，二审，再审法官手中却呈现出不同的判决结果。下面就两点本人从司法的角度浅析一下其成因及实务与理论的关系。 广州登革热
之所以说本案在司法界并不多见，是因为它先后从基层打到高级法院，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在我国诉讼实践中的确少有的现象。。从检察院的抗诉书的文案号为008，即本年
度，启动公权力救济法院错判的只有8次;从法院的再审决定书看，其文案号为014，即本年度，启动再审程序的只有14次。这体现出我国法院对“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和对最高院对再审‘对于可审又不可审的再审予以不审’原则的把握。但由于审批人员的素质，审批作风的好坏不一定都会使两审后的案子不是错案。为了使那些实体权利义务颠倒的错案得到纠正，实现个案公正，也为了使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姑在“两审终审”制度铁罩下的诉讼领域打开一个“缺口”，引入一股正义之水。但这个缺口也不能打的太大，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审级越多越好，也不是审级越少越好，关键在于确定一种审级制度能否保证审判质量。拉长审级长度，但不能拓宽审级宽度(审判质量)也是徒劳，只会让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成为非正义。故设置再审等纠错错判程序也是权宜之计，关键是提高审判质量，优化组合审判资源。
实践的另一个体会是：一件并不怎么疑难复杂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得到三种不同的判决结果，先暂且不对这三种结果是非做任何评论，因为本案的客观事实只有当事人知之。法官和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根据法律事实来确认。判决结果之所以呈现三种结果，是因为审判人员对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达不成统一。这方面原因是宏观的，从微观方面来说，法官在举证责任(非法律规定)分配裁量上不同，当事人在各审的证据完善度，合议人员的经
验，智慧不同等。各审判人员在法律适用上相差不大，各法官都是法律的驾驭者。但在事实认定上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历来错案中，认定事实要占据七八成。在西方诸法治发达国家，对法官认定事实采取自由心证，即法官只要对得起法律和良心。这就要求法官要是法律的驾驭者，更是生活经验法则的熟悉者。在中国，由于法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对事实认定上往往抱有偏见，先入为主，个人喜欢等心理。另外在当事人方面，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掌握程序性事项，在各审中代理人先后易手，对案件交接不力也是一种。在这起案件中，判决结果几经易局，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从积极一面讲：案件得到改判，说明法官不会机械的套用法律，不会拘束于前手法官的判决;从消极一面讲：一个案件三次易局，让当事人的胜诉期待落空又实现，破坏了法院的既判力和司法的终结性。也认公民怀疑司法不公，审判不力。
微孔增氧 以上是个人对这次实习的一点心得体会，纯属个人鄙见，但也不会不见得不足为虑。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人说当事人不服判决，频繁上访虚耗司法和行政资源。试问如果司法公正，廉洁，效率又怎么会出现公民只知道政府官邸而不知道法院呢。人民法院为人民，在这个人情社会和金钱社会，关系社会，还有多少法官自己抵制腐蚀，真真正正为人民做主?费孝通先生曾对我国司法现状做一次评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德看所实
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看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所以现实是改革的催化剂，对待司法的现状，不能灰心，也不能期望过高，任何一项制度的构建都有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这里不妨借鉴一下龙宗智先生的“相对合理主义”：在一个不尽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各方面条件制约下，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有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祈求尽善尽美。如果不注意实际条件和多种复杂条件制约去追求理想，不仅难以奏效，而且还可能因为破坏了既成的有序状态而使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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