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晋游仙诗作者：王 薇来源：《文天地》2011惠普收购康柏年第阿米福汀14期 游仙诗在六朝便已成为堪与山水诗、田园诗鼎足而立的一个诗歌类型。自曹植以《游仙》命题作诗以来，《游仙》之名便正式出现于诗册，继而到东晋郭璞时，具备了完备的体式从而达到高峰。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其录入郭璞《游仙》诗共七首，本文拟从中试析东晋游仙诗的特点。 弧菌
一、 游仙诗盛行的时代背景
游仙诗作为一个特殊的诗歌类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由屈原的《离骚》、《远游》等作品首开其端，下迄至汉魏时期，也记载过许多类似游仙的篇章，如乐府《步出夏门行》、《仙人骑白鹿》、《生年不满百》等，都表达了远游人间的思想；曹操、曹植、曹丕等人的某些诗篇亦传达出相似的理想，如《气出倡》、《飞龙篇》、《灵芝篇》等，然而却是到东晋郭璞时盛行，确定了完备的体式，达到其顶峰状态，可以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郭璞活动的时间段是在西晋中期到东晋初期。西晋中期的社会，经过了太康时 期短暂的后，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慢慢开始激化，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郭璞才在惠、怀之际，避难渡江南下（《晋书》本传）。郭璞生活的西晋中期和东晋初期这段时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谈玄尚虚之风盛行，大多文人名士沉溺于对老庄玄学的探讨。“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王弼、何晏“贵无”，以《老子》为宗尚。其后的阮籍、嵇康，任诞放旷，高节自标，更多的是以《庄子》作为自我的行为风尚。阮籍表现的更为外露，嵇康采用的直面方式则是《庄子》的“逍遥”的一面，但二者都是“任自然”而“非名教”，追求绝对的自由。值司马氏当国，谈玄之风未减。向秀有《庄子注》（《世说新语-文学篇》有论及），风靡一时，甚为当时人所称赞。裴頠有《崇有论》，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有无”之争（《晋书》本传）。“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向秀之后，郭象接过他的《庄子注》，将它继续完善。郭象的“明内圣外王之道ua
”、“独化于玄冥之境”、“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也”的“新庄学”（汤用彤语）观点，认为“名教”和“自然”可以并存，可以内为“逍遥”而外行“王道”，从理论上解决了自阮籍、嵇康以来困扰名士的“名教”和“自然”不相容的矛盾，为文人名士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整个东晋的士大夫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璞生当此际，《老》、《庄》 、《周易》玄谈之风盛行，他不能也不可能超出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世说新语我的钱包我做主-文学篇》注引）”，所谓“道家之言”，即是“玄言”，《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郭璞的一句玄言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读之，以为“神超形越”。郭璞的游仙诗便是将玄言和游仙融为一体，他明了“三玄”，《庄子》的“心斋”、“坐忘”、“游心”等体道的方式，以及所塑造的“仙人”、“真人”、“至人”、“圣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神人”等类似神仙的人物，都能够成为他的游仙诗中运用的意象，再加上郭象的《庄子注》提出的“内圣外王”，正好能够解决他又想归隐又要积极入世的矛盾心里，从而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游仙诗中不只有“列仙之趣”，还有“坎凛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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