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从经学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自觉发展。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韵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能敞开胸怀，无拘无束地抒写自我，显示自己的个性。因而文学本身固有的特即抒情性，更加鲜明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诗、赋等文学作品抒情性的加强上。如潘岳善写哀情；左思则善于咏史；刘琨善为凄厉之辞，自有清拔之气；郭璞则善以游仙形式，来慨叹咏怀。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占领诗坛，抒情文学走向低谷。但到了南北朝时，文学的抒情性又加强了，而且比以往更为突出。这时的作家都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即使同是一情，也能写出各种细微差别。例如同是“恨”，江淹的《恨赋》就写出了各种“恨”状；同是“别”，其《别赋》就写出了种种“别”情。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作家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陶渊明写他鄙薄官场、向往真淳之情；谢灵运写他“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胜”的矛盾；鲍照抒发他的豪迈与愤懑，庾信写他的沉痛与哀伤；宫体诗人也宣称“文章且须放荡”，要尽情显示自己的真情实感。
由于这时的作家大多数都独抒情愫，自显性灵，因而促进了作家各自独特风格的形成。以建安而论，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如幽闺思妇，流丽婉转；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高风跨俗，挺拔清奇；王粲捷而能密，苍凉悲慨；蔡琰则长于叙事，凄婉深长。建安以下，阮籍之遥深，嵇康之清峻，陆机之华美，左思之雄迈，刘琨之悲壮，陶渊明之恬淡，谢灵运之典丽，鲍照之俊逸，庾信之清新，各具风格，自成一家。这种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正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这一时期，文学的地位被抬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在此前，文学是难人人生行为的“正道”的。在孔子看来，“行有余为，而后学文”，不把文学作为刻意追求的东西；先秦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的“立言”，主要指的还是“成一家之言”的“言”，还不是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身为帝王之尊的曹丕如此看待文学，这对文学的发展无疑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形式特征、社会作用和审美功能，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把握。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一对后世形成了巨大影响的文学观，点明了诗的情感表现性质和特殊的形式特征。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则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在《文
心理月刊选序》中，他表述选文标准：“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不在人选之列，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从他所谓“能文”的标准中可看出，他在选文时是注重“文”的情感表现性和华美的特殊形式。这是魏晋文化的一大进步，是文学走向自觉和独立的倾向。
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样式也逐渐趋于精致化，从而使文学的独特形式更加自觉地凸现出来。
南朝时期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就是利用汉语音韵的特点进一步强化诗歌的独特形式。所谓“四声八病”，包含分四声，免八病两个方面的的内容。“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从而使诗歌在语音的交错变化中显出和谐悦耳的音乐美。“八病”说的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韵、正纽”。对这八病的具体内涵，文学史上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其创立的“永明体”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由此可见，其指向是使诗歌形式更加精致，更富于文学的审美特征。
由于对文学内在性质及形式特征的进一步自觉，人们对文学的发展及其创作进行了探索和
总结。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兴盛起来。建安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此后相继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神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玄学和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末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横，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而儒学处于极度衰颓无力的状态，无法再维持人们的信仰。儒学的失落，使文学艺术也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儒家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崇尚起老、庄的自然而放达的哲学，进而演化为以清淡为特征的玄学。
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地
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而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玄学中崇尚自燃的思想，确立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以“自然”和“真”为上的审美理想。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度表—现在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点。从深层看，魏晋风度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
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度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所以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人玄理而已。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有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在陶渊明的许多诗中，他将玄理带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这已成为他的艺术特。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亲的生命。魏晋南北朝文学还深受佛教的影响。史籍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64)，即传人中国，到了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更为盛行。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梁朝有寺2841座，僧尼82700龙牙星余人。北魏末，寺院约三万余座，僧尼约移位左转200万余人。而且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扶植佛教。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对当时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人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些观念虽然虚无消极，却把人的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因而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的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斯文赫定)等笔记小说，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人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中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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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了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据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四声的深入研究对后来律诗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如“因缘”、“境界”、“菩萨”、“菩提”等。
第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言意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这在曹操、曹植、王粲、刘桢等人的创作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嵇康、阮籍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其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钟嵘《诗晶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播、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但总的看来，太康诗风比较纤弱、繁缛，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左思，他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其情感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承。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除谢灵运以外，还有齐代的谢眺。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诗人鲍照出身寒门，他的诗表示了对世族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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