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的今古文学之争，引发了当时学术流变，产生了玄言诗。玄言诗多为阐发阐发佛、道思想的著述，玄理厚重，是魏晋时期一种运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哲学思潮，也是魏晋时期“清谈”的主要内容。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和爱好，以及佛教对玄学的渗透，促进了玄言诗的发展。而在《世说新语》中，对晋简文帝参与清谈，常和名士高僧往来的情况进行了不少的描述。这说明在当时，是否善于谈玄说理，已经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玄言诗在文学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邓恩桉从现代文学界对诗歌的认识和研究角度来说，魏晋时期的玄言诗重在说理，开拓出诗歌的“理境”，寓哲理于诗，这便弱化了诗歌的抒情特点，疏远了诗歌同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时，玄言诗将富有哲理的老庄思想引进其中，扩大了诗歌的内容，对儒家的诗歌教化说造成了冲击，因此，玄言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一般认为山水诗是玄言诗的流变和继续，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玄言·山水·田园》中说道：“我们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改变，毋宁说是玄言诗的继续。这不只是诗中所表现的主要思想与以前无异，而且即在山水诗中也还保留着一些单讲玄理的句子。谢诗中如‘矜名道不足，
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斋中读书》）‘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等，都是这种例子。”这正说明“山水诗是玄言诗的继续”。
我们知道，山水诗是进入东晋以后文人对玄言诗进行主动探索改进的必然结果。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中说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玄言诗重在说理，比较难读、难懂，令人不知其中“诗味”，后来诗人们将对山水的吟诵和寄托引入玄言诗中，将自然界清新细致的景物描写和玄远虚灵的意境相融合，使诗歌获得再一次的生命力。借山水以体悟玄理，山水诗与玄言诗走向合流。《兰亭诗》算得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晋永和九年（353）上巳节，当时的会稽内史王羲之携兄弟子侄，并邀集社会名流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去水边祓禊，在浙江绍兴的兰亭饮酒赋诗，快意抒怀。王羲之将诗辑为《兰亭诗集》，并为之作序，孙绰为作后序，成为千古美谈。
泰安市地方税务局《兰亭集序》中多有玄学语言，如“大象”、“轮转”等语出自释家、道家，“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等。而感叹岁月悠悠，个人无能为力，也正是玄言诗的风格和释道思想的表现。将玄理与山水巧妙地结合，使人体会到山水与玄言的和谐、充理性主义
实和隽永，山水和玄言诗便顺理成章融合在一起了。而随着山水描写成分的逐渐增多，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从此以后，对自然山水进行描写的诗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山水自然在这些诗作中都已经成为主体的主位审美对象。苏彦的《西陵观涛诗》，湛方生的《帆入南湖诗》，王叔之的《游罗浮山诗》等都将山水景物视为诗中的主位审美对象，诗歌中除了主体的欣悦之情外，已很少有玄言的成分。
而在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的笔下，山水自然景物则完全成为他欣赏和表现的对象。《宋书·谢灵运传》云：“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现存谢灵运的诗歌中描写永嘉郡的自然山水的就有《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楼》《游兰亭》《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等十多首。
随着时代的发展，山水自然景物最终摆脱其衬托的次要作用而完全成为诗歌审美观照的主位对象，成为了诗歌的主要书写对象。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
词牌名春
对别人的尊称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待到刘宋时期，山水诗便取代了玄言诗的地位，成为了诗歌领域的主力军。因此，山水诗是玄言诗的继续和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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