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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复线结构和知识增量
□周航屹
【摘要】《中国新闻史学史》是目前中国新闻史学史领域的最新成果，可称了解中国 新闻史近百年来学术图景和发展进路的一部力作。本文从选题依据、叙事结构、观点创新三 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该书的研究问题源于中国新闻史学科的现实性困惑，采用纵横交织 的复线结构展开史学史叙事，通过提炼特征和刻画细节呈现出知识增量。该书为中国新闻史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值得相关研究者研读。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学史》；新闻史学史；书评
《中国新闻史学史》一书[1]，是目前中国 新闻史学史领域最新成果，标志着该领域研究 的新进展和新高度，可称了解中国新闻史近百 年学术图景和发展进路的一部力作。本书是赵 战花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导师 方汉奇对该书有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在前人 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和评价了中 国新闻史学科近百年的研究成果，厘清了其源 流，分析了其局限和得失，总结了其成就与不 足，条理清晰，脉络清楚，考订精详，文笔美 畅”（序，第2页）。
除“绪论”和“结语”夕卜，本书共6章，分 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五个发展阶段：起步（1833年至1949年）、革命史范式确立（1949年至1978 年）、再次起步（20世纪80年代）、审慎转型 (20世纪90年代）、多元图景渐现（2000年至 今），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概况。展 阅该书，不仅能理清中国新闻史学史发展的源流 和脉络，也能藉此体味博士论文运思、书写的创 作过程；此二者在该书中实现了较好统一，可同 时进行观照。本文对该书的评介，从选题依据或 提问角度、本体脉络和复线结构、观点创新或知 识增量三个方面展开，不仅关注它作为学术著作 “说了什么”，也措意其作为博士论文“如何言 说”，结合相关史学理论，初步展示该书之于新 闻史学史研究的有益启迪。
【作者简介】周航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〇X N H ll8)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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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选题依据或提问角度：源于现实困惑的问题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像当代史一样，“只 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 实”pl，因此，每一时代均有其“当代”特征的 历史解释。这为寻学术选题提供了一条重要思 路，作者从当代出发，在现实意义上发问。她敏 锐地注意到，对于中国新闻史来说，革命史范式 是1949年后新闻史研究最重要的范式，然而，该 范式面临着未被充分认识和仔细评估，却有意无 意被轻视、指摘和遮掩的处境。也就是说，关于 该范式的诸多基本问题未必得到系统、具体的解 答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而趋于负面的评价已 被默认为一种“共识”。个中原因，大概与现 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扬弃有关，前者努力 扭转后者的影响和轨辙，使得“革命想象与实 践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而打人另册，近代历史 上与革命相关的历史实践也逐渐淡出研究者的 视野” [\显然，这种价值先于或高于事实的现 象，绝非学术研究应取的态度，却从选题的意 义上构成了该书开展研究的契机。作者开门见 山地提出困惑：
革命史范式何时以及如何被移植于新闻史 的研究？在新闻史研究中时见“革命史范式”与“宏大叙事”同义替换，这是否意味着二者内涵 相同？在新范式不断涌现的当下，是否能说革命 史范式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客观评价革命史范式 的“功过得失”？（第1页）
以此为引线，将问题引申开去，从中国新 闻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予以审视，作者发现类似 的问题（新闻史的知识生产如何进行？新的范式 如何生成？研究者的无意识如何影响他们的研 究？）在各个阶段均存在，而以当下新闻史研究 的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 今天，新闻事业及其研究取得了空前成就，呈现 出“华枝春满蝶舞蜂喧”（方汉奇语）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新闻史
研究如何更好地向前开展，是现实发展向学术研究提出的迫切追问，并构成 该书的问题缘起。换言之，作者的选题，以现实 的困惑为来源，以未来的发展为旨归，以回视历 史为解题路径，可称立足当下、叙往知来。
所谓历史取径，在本书中体现为“历史的历 史”，即史学史视角。不同于新闻史以新闻事业 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为对象，新闻史 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新闻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其 规律，主要体现在新闻史著述和新闻史研究者之 上。作为一部历时性通论著述，该书之所以选择 该视角，既与上述关于革命史范式的现实性困惑 直接相关，也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细化、深化趋 向紧密相连。方汉奇早已精辟指出，新闻史面上 的研究前人已备述矣，希望多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4]。在此意义上，该书 虽具历时性通论性质，但毕竟归属于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整体范畴，是其诸多个案之一，符合个案 研究的取向；同时，由于新闻史学史研究尚待进 一步通贯范围、整合现状和深化规律，系统、全 面、深入地开展此类研究也是打深井思路的具体 实践。加上，以已有新闻史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是 个富矿，能为该书提供丰富的考察文本和可观的 论述空间。总之，就本书的取向而言，史学史宜 乎一种解答现实疑惑、描绘学术地图、推动未来 进展的理想视角。
二、本体脉络和复线结构：纵横交织的史学史叙事
在对中国新闻史学史进行必要界定后，该书 梳理了选题的学术演进脉络，从新闻史学史本体 的角度，
确立起纵横交织的“复线”叙事结构。所谓复线，指对“范式”“场域”两种理论的复 合运用。前者是复线之主体，对科学发展的描绘 重视“渐进的积累和突破性发展的统一”，有助 于切人中国新闻史学术发展的源与流；后者是复 线之补充，在范式描绘的基础上，考察新闻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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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社会场域，探讨社会场域的外在影响及内外 间的互动，尤其是学术发展的突变与危机，作者 强调，此为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突破性之过 程”（第33页）。这样一来，作者将新闻史学放 诸更广阔的“意义之网”15]，不仅更符合新闻史 学发展的复杂本相，更揭示出社会文化史意义上 新闻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可能。在纵横交织中，中国新闻史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因素（二者 合而统一，或可提炼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规 律”）同时得以彰显，可称在个案研究中打深井 的有益探索，是该书实现尤所措意的理论建构的 尝试所在。如德罗伊森所揭示的：
如此，我们能建立一个网，借着这个解释 建立的网，我们能跟上历史中因素之间复杂的关 联；我们对整个伦理观念界的范围及其表现越能 掌握，也就代表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越深。161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叙事结构，相当程度上 基于作者对已有新闻史文献的反思式把握，亦藉 此实现对后者的承继与超越。作者指出，叙事结 构往往代表了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史学史的基本观 点，以此为抓手，有助于迅
速掌握研究版图和其 间的结构性因素。在分别对编年体、学案体、“范式转型”“本体论” 4种叙事结构进行评述 后，作者认为方法的突破与创新是中国新闻史研 究进展最为缓慢的环节，其根源在于新闻史学科 与史学的疏离，对自身“历史的科学”的定位认 识不清、自信不足。出于如此考量，作者在搭建 叙事结构时，尤其强调以新闻史的“历史”为起 点，对4种叙事结构取其优势、去其弊端，服务 于新闻史学史内在纵向演进和外在横向交互的立 体目标。
这样的脉络和结构，当然有其目的。以历 史为起点，新闻史学术发展的过程就不只是“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历史素材，而是历史 变化脉络中动态演进的构成因素。作者从自身 立场出发，建构出复线脉络，在脉络的纵横交 错之中，“那些先人的事业才有它们固定的位置”m。进而，特定阶段的新闻史研究方显现出 历史意义，表示它们不但真实地存在着，而且 之于新闻史学史的“昨日今日”（纵向发展）和“左邻右舍”（横向作用），起着“即时历 时”“同时共时”的复合影响。
三、观点创新或知识增量：提炼特征与刻画细节
在提出问题、搭建结构的基础上，学术著作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观点是同行读者尤为关心的，也在相当程度上检验着作者的创新能力和知识贡 献。作为学术研究的永恒追求，创新绝非苟异求 新，而是继承已往、有所进境的温故知新。作者 深谙此义，力图在观点创新或知识增量上有所突 破，令人印象深刻且收获启发。就博士论文的完 整架构而言，该书的创新策略体现为两点：一方 面，以整体视野，逐章提炼研究对象的阶段特 征；另一方面，以细节区辨，精微刻画研究对象 的复杂面貌。
先看提炼阶段特征。在描述中国新闻史研究 的发展阶段时，该书致力于对阶段特征的总结概 括。具体而言，“起步”揭示出此时期新闻史 研究的学术环境是中外交往、多方参与、开放 且多元的“迷宫网络”；“革命史范式确立”考察革命史范式的形成、受挫及重要作用；“再次起步”呈现为在“变与不变”的时代中，中国新闻史研究历经停滞、重新启动的历程；“审慎转型”强调此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尝试转型 的意义和难点；“多元图景渐现”展示了数字技 术、新媒体背景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新 力量和新史料。可以看到，概括研究对象的阶段 特征，构成各章内容的第一板块，这样的写法，颇类于孟子之“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 曾据此指出：
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 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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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3181
书写中国新闻史学史，每一阶段、每一步 骤都是不可忽视、无法分割的组成要素，“变化 处”“波澜壮阔处”更揭橥各阶段的特征、特 质，应在概括历史发展时予以关注。该书的做法 即如上述，从头出发
、顺流而下，分段厘清新闻 史研究源头（发生）与流变（发展）的特，对 新闻史学史长河的水系特征、波澜变化和壮阔转 折进行通贯和整体的把握。
再看刻画细节面向。这一部分，指的是前 5章内容的第二板块。如果说第一板块是水系特 征，则第二板块更进一步，对长河各流域独有的 水文特征展开具象考察。在此板块中，作者注重 提出基于史料的新发现和新观察，令人有眼前一 亮之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其一，早期新 闻史书写的命名、源头和分期，革命史范式被 长期忽视的早期尝试或先导；其二，文史资料 等史料收集活动，建构、巩固和强化了中国新 闻史的集体记忆，且为未来的转型埋下伏笔；其三，新闻志编修进一步强化中国新闻史的社 会记忆，增强了其稳定性；第四，研究和教学 之间存在张力，前者是中国新闻史书写转型的 尝试，后者则以常识形式固化中国新闻史的记 忆；其五，新媒体背景下，新范式、新史料涌 现，与旧范式实现渗透对话，同时新闻史研究 趋向融人更宽广的学术语境。这些观点和观察 的获得，离不开作者对历史细节的绵密爬梳和 多维探索。
绵密爬梳，包含史实和史识两层意涵，不仅 有史料涓滴细流、靡不毕录之意，更指向对史实 的识断和其意义的阐释。该书对革命史范式的先 导——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的“发现”，即具此绵密性质：先从史实上，呈现其历史背 景、学术表现和背后的唯物史观，再从史识上，揭示其与1956年后革命史范式确立之间的“思想 关联”（第93页）。由实而识，是谓解释，即将 史料所蕴涵的“丰富的因素，无限的、打成了结的线索，松开，拆清”并赋予意义。如此，曾经 被忽视的史料还原为史实，曾
经缺席的意义返还 给史实，使史实重新变得活生生，并且“能向 我们倾诉” [91，丰富受众对于新闻史学史之“潜 流”和“前流”的认知。fdi
而多维探索，侧重于强调研究对象的层次性 和分析解释的差异性。作者在“历史发生”（历 史如何产生）之外，引人“集体记忆”（人们如 何记忆）的维度，并辨别记忆的程度差异，便是 对这点的体现。在对革命史范式的确立过程进行 探讨后，作者指出，对于新闻史日后的转型，文 史资料等史料收集活动具有创造、修正与遗忘共 同记忆的作用。并且，从方法的角度强调，如果 忽视有关新闻史回忆的生产和建构，则难以对 新闻史研究做出更为合理的探讨和批判（第165 页）。这表明，作者对“历史对象为何”有深刻 的理解。历史研究不等于琐碎考据，更不允许无 根游谈，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科学。就后者的严格 意义来说，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因为“过 去已经逝去”，相反，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此时此 地，还没有完全逝去的过去。譬如，对某事的记 忆，或往事的遗迹。^
换句话说，史学是这样一门学问，“它考 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传给 我们的” [111。对该书而言，引人记忆维度，注意 到历史是“层累地”发生（傅斯年语），既有利 于从记忆的意图和惯性角度解答前述作者对革命 史范式的相关困惑，又能将新闻史学术发展的探 讨推向更为细致谨严的层次和合乎情理的境地。不宁惟是，关注研究对象的层次性之外，多维探 索还强调分析解释的差异性。同样是共同记忆，若与新闻史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勾连，则记忆 产生作用的程度和效果，显然难以一概而论。是 故该书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志编修是对新闻 史共同记忆的固化，甚至演
变为集体无意i只，而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虽同为通史的书 写，却在研究与教学之间渐生缝隙、“相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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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共同记忆因而产生方向对立和力量拉扯。
不难发现，在将新闻史研究突破、转型之“难”
具体而微予以呈现的同时，历史解释的多样、丰
富和差异也蕴涵其中，该书的新意和深意亦得以 彰显。
另外，该书还体现出极高的学术指南价值和 文献参考意义，书后两个附录—
—“中国新闻史 研究目录（1949—2020 ) ”“新闻传播学专业相 关博士学位论文（1988—2020) ”，以及内中表 格（如“1949年前地方新闻志名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新闻志一览表”“新闻史料类 刊物一览表”，分见第205页到第207页、第218 页到第231页、第238页到第245页），显示该书 搜罗之力颇巨、整理之功匪浅，足为中国新闻史 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地图。
总而言之，《中国新闻史学史》的研究问题 源于中国新闻史学科的现实性困惑，采用纵横交 织的复线结构展开史学史叙事，通过提炼特征和 刻両细节呈现出知i只增量，不仅考镜源流、辨章 学术，而且对接当下、开拓新景，为中国新闻史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助益，值得相关领域研究 者精研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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