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理论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的时间维度来解释城市增长，认为城市兴起、成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扩大而产生粮食剩余并向非农业部门提供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尽管对现代城市化过程中第二、三产业的作用大小还有异议，但生产力发展对城市增长的驱动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技术进步对于城市增长
的内在持续推动力为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代表人物是R.Barras、J.Brotchie等。他们都认为，技术发展尤其是技术革命决定了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技术进步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间接影响城市发展，强调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城市发展的革命性影响。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技术进步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但也有一定的不足，比如对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就缺乏一种区域联系的观点，视野仅局限于城市内部。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多数学者认同技术
革命是世界城市产生的根本动因，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后工业化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M.Castells提出信息城市理论，认为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结点的控制权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暗房易根经
1.2 城市空间增长的基本动力学解释
该理论从空间动力学角度研究城市增长，主要侧重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城市与区域各要素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或者说城市和区域的基本作用原理。
集聚与扩散
这一对方向相反、交织作用的作用力，被看作是推动城市不断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学解释。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及各种资源集中的场所，不断地吸引周边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向其集聚，并随之成为文化及先进思想和事物的集中地。这种空间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成为城市不断生发和成长的源动力。几乎同时，产生于城市的技术、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等又自发地向周边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该理论的代表人物T.Hagerstand和L.A.Brown都认为，城市内部的创新是这一扩散过程的基础和源动力，创新的扩散导致
城市功能区的空间替代及城市地域的演化，最终导致城市化在时空两个维度不断深化和拓展。该理论对于解释城市地域增长和制定发展战略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竞争和协合
竞争就是利用某种优势，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通过相互作用，获取生存和发展的优越机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选择、劣汰和发展的过程。协合是竞争后期空间自组织化的一种表现，是系统维持动态稳定的保证，合理的协合本质上仍属竞争范畴。运用竞争原理，可以解释城市空间在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中的自组织演化。首先，在地域系统中，开发者对优势区位进行竞争，以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和市场最优原则，开创发展极和生长点，形成空间集聚和中心化。其次，众多的城市通过空间地域的竞争，培育各自的腹地、市场和影响区，逐步产生空间的扩散，形成合理的地域空间结构。区位理论、规模分布理论和城市体系理论，都符合这种发生原理。第三，城市内部已形成的空间结构，因系统的进化和发展不断促发新的竞争，导致空间功能、性质发生演替和更新。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空间演化规律，如空间地租级差、核心与边缘结构、生长点与发展极、社区的自循环发展等。
城市空间增长的阻力
“门槛”理论是有关城市空间增长阻力因素比较成熟的研究，它认为城市增长到一定程度，会遇到一些阻碍城市规模增长的限制因素，如地理环境、工厂技术水平、甚至于城市原有空间结构的自身限制等，成为城市规模增长的阶段性极限，构成城市增长的门槛。克服这些门槛需要跳跃性地突增而非渐进增长，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会遇到各种新门槛，城市增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跨越各种门槛的过程。城市跨越的门槛愈多，克服下一门槛所需费用愈高。
制约城市增长的各种门槛因素的重要性因时因地而异，即视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和各城市自身条件而不同。科技进步使自然要素型门槛的制约程度日趋降低，更多受制于资金、技术等经济因素。伴随城市增长中人为干预的加深，制度门槛受到广泛关注，而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使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城市增长的生态门槛。如陈顺清将城市增长门槛分为4类：即自然地理条件门槛、技术设施条件门槛、城市结构门槛和城市生态环境限制，并认为将生态环境限制引入门槛理论后，就产生了有些门槛是无法跨越的。另外，强调了制度变迁和上述的增长门槛一起，构成了城市增长的摩擦力。
城市空间增长的人为调控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增长的一种人为制约、引导和调控，体现了处于发展中城市人的理性和主动。因此，城市规划从最初的建筑学偏好开始逐渐向更加综合、注重社会文化效益、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角度演化。不同的规划会产生不同的城市景观和内涵。因此，在城市规划非常普及甚而广泛法律化的当今社会，它愈来愈成为影响城市增长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此外，各种城市发展政策、制度对于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及具体的空间形态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干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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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的区域增长
极化－涓滴理论
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最初是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的宏观尺度，解释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区域的相互作用。地理学研究将其引入了城市科学研究，藉此解释城市的成长机制及城市和周边区域发展的作用关系。城市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是在聚集经济落后的周边劳力和资金等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又向周边扩散相应的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城市的增长是区域空间极化发展的结果，而其涓滴效应又将拉平该极化势态，最终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
增长极理论和核心－外围理论
增长极理论又称极核理论基尔霍夫定律教案，最初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而是首先出现和集中于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及其空间聚集体就称之为增长极，经济增长率先发生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966年，增长极概念由经济空间拓展到地理空间，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增长中心，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和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组织作用。增长极理论已成为培育和发展城市的理论依据，各国都积极倡导培育中心城市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该理论突破了单个城市(区域)的研究范畴，关注更宏观尺度多城市间的彼此联系，并给出定量描述。它认为城市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物质和人的流动，二是城市间进行的各种交易，三是信息的流动和新思想、新技术的扩散等。城市间相互作用量的大小取决于各种“流”(物质流、能量流、人员流、信息流)量的大小。1949年康维斯提出“断裂点”概念，给出2个城市间分界点的断裂点公式，据断裂点公式可对潜在的城市增长点进行
具体区位的预测，引导区域发展。因为大量实践表明断裂点附近往往是各种要素交互强烈、蕴育新增长点的区域。
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1933年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该理论认为：城市体系依循均衡分布的规律，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和空间布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通运输方式及其网络延伸；同时，市场作用和行政职能也从不同侧面影响城市的结构布局。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
该理论强调在非均质空间和近于理智的人类活动条件下，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受到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牵引而有某种规律性。城市是一个对外联系的开放系统，城市与外部存在向心和离心两种方向的相互作用，统称为城市引力，城市具有等级层次性，其对外联系由不同方向、强度不均衡的力场构成，力场的具体表现就是城市和区域的对外联系，最基本的是经济联系，其中有形的物流和人流的影响最为直接，而无形的信息、技术等流动也有重要影响。在上述前提下，城市的实体地域沿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延伸。城市的人工进化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随经济格局、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动而发生变化的一面。 丞相长史
1.4 城市增长的基本经济学解释
集聚经济理论
集聚经济被视为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并最终成长为城市的根本动力，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中将集聚作用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一般由大规模经营或生产的利益所产生，称为规模经济。二是由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集聚，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实现，称集聚经济。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科斯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城市集聚，由于市场交易的成本非零，减少交易成本的动机使得各种经济活动趋于空间集聚。城市的集聚效益，使企业能够共享基础设施、信息、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人口的大量集中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新观念，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无形资产，产生外部效益。然而无论是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当其超过一定的饱和状态后，都会转化为一种不经济，产生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城市生存环境恶化等不良后果，这时，企业就会自发向城市边缘区和外部迁移，而城市的规模膨胀可能会采取新的方式。这种分散不仅不
会消除集中的趋势，相反，还会逐渐形成新的集中，从而城市的空间规模不断扩张。可见，正是由于集聚经济这种持续的利益驱动，使城市具有不断膨胀的内在本质。
基本/非基本理论和乘数原理
基本/非基本理论将城市经济活动分为基本和非基本两大类。基本活动是为城市以外地区服务的活动，而非基本活动则是为城市内部居民服务的活动。城市增长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基本活动的建立和发展，即城市对外服务的不断扩展。城市增长的过程就是基本活动和非基本活动循环往复、不断集聚的过程。城市基本活动每一次的投资、收入和职工的增加，都会产生数倍于这笔投资额的总量增长。即城市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锁性、放大性反应，遵循乘数原理。后来的研究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基本一非基本活动的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增长潜力主要体现于其对外服务的基本活动的强度，只有开放性的具有外向型特点的城市才真正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物权法论文
该理论认为城市中各产业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和互为因果的，一旦某种力触发了城市的成长，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将不断诱发新产业的产生和进入，并置换老产业，城市在这种累积和循环过程中逐渐成长。该理论重点阐述了城市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增长机制问题。认为工业城市增长到资源接近充分利用时，其增长就决定于它聚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城市现有的初具规模的基础设施有可能为创建新产业服务。城市在累积和反复派生新产业以及新老产业置换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
1.5 制度性因素与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不仅仅是一个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受到社会各种制度性因素干预、调控的他控式发展过程，二者相互交织促动城市不断发展。较早关注城市增长中制度性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当属新政治经济学派的相关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有关城市公共经济的研究指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涉及广泛外部经济或者不经济的物品可能需要由某种形式的公共机构来提供，政府成为组织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在私人经济所“不能”、“不愿”、“不宜”从事的公共经济领域，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整个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保障、调节和服务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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