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保平
“孙大炮”的来历
“孙大炮”是孙中山的绰号，这个绰号是袁世凯给他起的。事情的由来是，1912年8月，孙中山刚从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入京晋见新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受到袁热情而盛大的接待，孙中山对袁世凯很有好感，评价也很高，两人迎来了蜜月期。
此时，共和国已成立，孙中山无事一身轻，既然国家大政交给了袁世凯，他就想去实现他的另一个梦想——实业救(兴)国。他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而欲“货畅其流”，修铁路乃第一要务。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袁世凯说了，表示保证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并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百万精兵。袁世凯听了当面大赞，直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在背后，袁世凯跟同僚说孙中山在吹牛皮，这两件事情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完成，说孙中山是个“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 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此番话真的是在吹牛皮。到2009年年底，我国铁路总里程达到8.6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人均计算，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仅为6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
长度，在世界上排100名以后。我国未来两年铁路建设投资平均每年投入资金都将在7000亿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到了2012年，我国整个铁路运营网络才达到11万公里。从1912年到2012年，一个世纪的跨越，才能达到孙中山所说的20万里，也难怪袁世凯要说他是大炮。
如果从政治家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牛皮”，我认为把他的“牛皮”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更为合适。政治浪漫主义者生活在理想中、价值中、观念中、激情中，他们永远认为现实政治不完善，永远不满意，永远想用超越现实条件的方式去改变现实政治。他们不像政治家，更像艺术家，他们不像俗人，更像神人。总之，他们是用审美化的建构，去追求想象中的乌托邦。
孙中山之所以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除了与他个人性格有关外，也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对中国的诸多实际情况知之甚少有关。辛亥革命前，孙长达17年多的时间，没有踏进过中国本土。孙中山13岁离开中国去了檀香山，至1911年末归国，在32年的岁月里，有30年不在中国，能对中国有多少切身体会式的了解？从孙中山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在西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上较为西化，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他的思想也更为超前， 单就他最早建立革命组织，并且希冀建立共和政府而言，他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再加上在革命期间，为了宣传革命，为了拉革命的赞助，他游历世界各国，了解和欣赏，而对落后的中国制度更有迫切革新的强烈愿望，有时候口号喊得比较大，理想定得比较高，经常会脱离中国实际，难免落人笑话。
与孙中山不同，袁世凯是一个久居官场的老官僚，他并不是一个科考出身的人，而是从最基层的一个小幕僚做到一国总理大臣、总统，长期处在权力的核心，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他远比没有在中国官场混过的孙中山认识清楚得透彻。因此，那次会谈之后，袁表面上恭维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梦，心里当然知道政府的家底，知道修铁路的难处。加上自己就是练兵出身的，更知道十年时间练百万精兵是个什么概念。
不光是袁世凯这样的中国官僚不太信任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就连西方国家，对孙中山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未必抱之以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为了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向列强贷款，一分钱也贷不到，而袁世凯开口向六国银行团贷款，却轻易贷到了。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因为，在那个时候，谁有钱，谁就有军饷调集军队作战，谁就掌握着主动权。无奈之下的孙中山才会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欧 亨利相反，袁世凯得到了列强较为一致看好。当时的美国法学权威古德诺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明显地偏袒袁世凯，称其“有胆识有魄力”，“对中国大局有认识”，认为中国不论采取何种政体，袁世凯“必能操纵驾驭之”。同时，他也承认袁对现代民主政治缺乏了解，“不知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分别”。袁将政局动荡、战争重起的罪过归咎于南方国民党革命势力，称二次革命为“南方那些愚蠢的人所起的叛乱”。 二次革命：孙中山政治浪漫美学的又一案例灵魂
宋教仁遇刺案充分暴露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软肋。
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疑案。现在暂且不论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指使杀手所干，当时孙中山最好的斗争方式，应该以法律武器为主，以战争压力为辅。因为，当时司法虽然不是很健全，但相对独立，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的事情。
当时，民间力量还算强大，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都是不可小视的力
量，并不是袁世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罪的。当时的报刊舆论监督也相当独立有力，敢于直截了当指摘当局。社会各界认为，既然现在是搞民主共和，民主共和的重要基础是法治，一切问题当然要放在法律内解决。宋教仁案用法律的办法来解决，正可以检验民主共和的法治含金量嘛。
退一步讲，就算宋案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较好的解决，但这个案子始终会给袁一个压力。至为关键的是，这一事件让国民党赢得民意，既然要搞民主，民意就是武器，国民党应该珍惜这个民意武器。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个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浪漫主义者，他不允许自己的政治理想有半点污点，为了捍卫共和的根基、坚持民权的理念，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决定武力讨袁，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
仓促上阵的武力被袁世凯很快镇压了，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
冲动的代价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其实，孙中山也为修铁路的吹牛皮交了“学费”。袁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委以中国铁路
总公司总理之职，是投其所好，顺便安置，等到翻脸不认人时，就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自然是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公帑却花掉了百十万两，于是袁世凯要下令通缉“贪污犯”孙中山，这真是欲擒故纵，孙中山就这样被袁世凯给耍了。
遗憾的是，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政治浪漫主义的缺憾，而是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内部各自为政，纪律松懈。为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新党章为了求得党的意志统一，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孙中山，并且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党员对此极为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没有加入。孙、黄最终以决裂收场，黄兴出走美国。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身上那种政治浪漫主义何其浓烈。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高尚而伟大的，是好的对的，他就会为此而做出不切实际、不计代价的努力，“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浪漫主义有时显得尤为悲壮，有一种悲壮美，政治浪漫主义尤其如此。
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需要理性而非浪漫，需要技术而非口号，需要耐心而非狂热。
简单地说，民主政治更像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一点点去改进，一点点去调适，不可能靠急功近利搞得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经过反复操练，才逐步走向正轨。而政治浪漫主义是激进的，它认为渐进的改革是保守的，保守是反动的，是必须要推倒的，在一种美好理想的召引下，激情澎湃，高歌猛进，得到的结果却总是与他们的期望距离甚远，甚至相反。
孙中山在政治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情绪而非理智地发动了“二次革命”，打乱了民国初年刚刚开局的民主政治，开了以武力为党争的先河。这后一点让军阀们很快就现学现用了。曾为同盟会会员的学者梁漱溟，1922年1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批评孙中山开出的惯例：“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权威从此一步一步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短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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