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沪生
摘要：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国民党在芜湖发动了针对中共芜湖特支和国民党左派党部的暴力袭击事件，即“四·一八”反革命事变。该事变是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国民党右派在各地制造反革命事变的一部分。“四·一八”事变中，国民党右派采取了袭击中共党组织和成立伪市县党部等方式，破坏中共在芜湖地区的组织力量，使地方党组织严重受挫。该事变深刻影响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安徽地区的发展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未来国民党在安徽省的内斗局面，是安徽地区中共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关键词：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影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８－０３
芜湖“四·一八”事变是1927年4月18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芜湖地区以破坏中共党组织
和国民党左派力量为目的的暴力袭击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后，国共合作破裂情况下发生的重要反革命事变之一。近年来，学界在国共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例如沈予认为蒋介石的反动行为除自身的思想外，同时受到了帝国主义“橄榄枝”政策的影响，在搜寻新的代理人过程中对蒋不断拉拢，加速了其反动行为的实施[1]。杨树标、杨菁提出反革命事变是蒋介石与江浙财团共同利益所驱使的观点，蒋介石需要资金来巩固个人地位，而江浙财团担心革命对其地位产生影响，双方在反共反革命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2]。孙果达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角度出发，提出是共产国际过度倾向于国民党，使得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反动行为不断忍让，造成了反动愈演愈烈的观点[3]。这些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有不足之处。近年的有关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研究国民党发动反革命事变的内外因素，缺乏对地方性具体事变过程的分析。本文意在通过对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具体过程的研究，探讨其发生的历史背景、行动实施及产生的影响。
一、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共合作。1926年，蒋介石先后炮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逐渐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随后蒋介石不断制造反动事件，破坏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之后就立刻选择芜湖作为下一个目标，是有其特殊考虑的。
（一）芜湖地区中共力量强大对蒋产生威胁
1922年底，芜湖第一个中共领导下的团组织成立。1923年1月建立芜湖团地委，共15人，5月发展到30人。
因成员大多为学生，流动性大，训练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团中央派遣刘一清去芜整顿并更名芜湖支部。10月再次改组恢复团地委称号，成员共20人，王坦甫担任首任委员长。1925年底，芜湖团地委共有4个支部计33名团员。
由于团员数量越来越多，团龄逐年增长，中央决定将部分超龄团员直接转化为党员，规定“凡年龄过二十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凡年龄过二十三岁之团员加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4]33芜湖中共党员数量激增，同时以芜湖为辐射地，扩大在安徽的活动范围。到“四·一八”事变发生前，芜湖共有中共党员33人（不含外地）[4]，加上南陵县支部共有超过50名党员，成为安徽省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芜湖中共力量起源于上海，同上海的党组织联系密切，使得芜湖成为党组织在安徽甚至中部地区的发展纽带。依托地理和教育优势，能够为中共组织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资和人员支援，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二）国民党右派企图主导芜湖地区党派力量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1927年3月芜湖地区被北伐军攻克。随后国民党开始筹建党部，建立后“芜湖市县党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当时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共7人中有6人是共产党，负责全市的党派建设工作，以国民党左派发展为
主。4月，国民党左派在芜湖地区共建立7个党部、30多个分部，党员达到1400余人。当时中共在芜湖地区的负责人之一的胡济川回忆说：“未分裂前，一切工作都是一国民党出面，实际党员负重大责任。”同时，各类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工会相继成立，数量达几十个，覆盖各行各业。中共拥有庞大的众基础随时能发起众运动，曾在芜湖组织打倒地方大豪绅潘伯侯、李子寿等，发起万余人围攻海关、反对陈调元等斗争。这些斗争触及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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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右派的利益，也为他们所忌惮。国民党右派不仅没有取得对芜湖地区党派发展控制权，而且处于边缘化位置，这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三）蒋介石个人野心的需要
同义词词林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是蒋介石亲手谋划的。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行动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是献媚列强提升个人实力的需要。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反共的立场日渐暴露并趋于顽固。但是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尚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据绝对优势，他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英美日等国家也在
寻新代理人。1927年1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同蒋介石会晤，蒋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1]谈话很快被传送给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1]日本政府随即对中国实行分化政策，其他列强随即对蒋介石伸出橄榄枝。
其次是稳定后方的需要。蒋介石原籍浙江，发迹之初已经认识江浙财团的内部人员。其反动思想与维护地主阶级的行为同江浙财团不谋而合，因此获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商会明确表示支持蒋，“今革命军蒋总司令秉承总理遗志，百粤出师，为民请命，军旅所过，莫不簞食劳驾，而我商民之仰望来苏，亦最深切。”[5]同时蒋介石答应“迅即调整劳资关系。”[6]安徽是中部地区实力雄厚的省份，控制安徽既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也可以为巩固江浙提供稳定的后方。芜湖是安徽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物资港口，所以蒋介石需要完全掌控芜湖。
二、“四·一八”反革命事变的发生及过程
该事变发生前，芜湖的反动分子已经做好准备，只待蒋介石下达命令。
（一）下达清党令，暴力袭击中共目标
1927年4月15日，芜湖公安局长高东澄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枝500杆，子弹若干粒，命其
从事训练武装警察，以期捍卫地方。”[7]此时高东澄去南京见蒋介石所陈地方情形，应当就是说明在芜湖进行反共行动已经准备完成，接受“清党令”的命令。17日，高东澄返回芜湖，次日事变开始。
4月18日，首先由流氓崔由桢带领80余名打手，携带几十支枝，在伪公安局的配合下以接收芜湖市县党部为名，捣毁国共合作的市县党部用具，搜查有关文件，最后查封党部。随后，崔由桢与同伙冒充工人，以假的工人委员会去冲击芜湖市总工会并进行劫收。虽然总工会党员带领工人纠察队进行了驱逐，但敌我力量悬殊，最终总工会被反动分子所捣毁。在破坏中共目标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共有17人被捕，包含中共芜湖特支负责人朱庥（兼市党部青运部长）、杨士彬（党部宣传部长），妇女协会负责人潘璋及总工会副会长等。这些被捕人员除部分被解救外，其余被押送南京判刑，另有两人遇害。所幸事变发生前，芜湖特支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
（二）成立伪市县党部、基层团体，收缴留守军军械
事变后不久，伪市县党部及伪农工商学妇等团体纷纷宣告成立。首先成立“工农商学妇女联合会办事处，”这个机构看似为民发言，实际为反动宣传，公然叫嚣“拥护劳苦功高之蒋总司令”，宣称“为蒋总司令后盾”，要“铲除捣乱分子”[8]。同时，以西山会议派为主力、反动分子为骨干成立“改组委员会”，继续“清党行动”，宣传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肃清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另查禁革命宣传，禁止工人游行，对篷户进行清查，实行十家连环保，制造，采取特务行动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这些组织控制了芜湖的政治话语权，成为新的党派核心。
（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迫害进步力量
南陵是中共芜湖特支活动的重要地域，成立了由进步力量控制的县党部及工会。芜湖反动事变发生后，该地反动分子也行动起来。
4月21日，南陵县党部召开骨干会议。以蒋的爪牙、南陵商教会头子刘求谷为首的百余名反动分子冲击会场，在县自卫队的配合下，“逮捕我党员强保华及牧文，捣毁了县党部以及工会、农会、妇协会等团体。”[9] 6月17日，蒋介石为防止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得到留守的北伐军十五军（有中共人士）支持，命令李宗仁的第七军收缴十五军军械，同时行动的还有第二十七军、伪公安局以及特务处安徽总稽查处，共“缴得快六十余杆，盒子炮三十余架，并有大炮两尊，其余炮弹弹甚多”。
至此，芜湖地区被反动势力彻底控制。“蒋介石系势力颇占优势，市党部农民会等左派机关已无形解散。”[10]各反动势力开始公开逮捕和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三、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的影响
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是蒋介石亲自谋划指挥的反革命活动，这次事变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对中共的影响
一是芜湖的中共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事变发生后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力量的市县党部不复存在，不少党员被捕，主要成员先后离开芜湖，组织基础被完全破坏，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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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成果化为泡影，芜湖特支被迫解散。
二是影响中共在安徽地区的组织发展。1927年5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随后迁到芜湖，不久又被迫取消。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时建时撤，时分时合，变动频繁”[11]。造成这样的局面，与在安徽发生的“四·一八”反革命事变有密切关联，安徽省委缺乏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地区进行组织活动，造成中共党组织发展呈现皖北、皖西、皖南这样的块状模式，安徽地区的革命活动进入低潮期，给安徽省革命活动带来了深远影响。
三是中共正式提出反蒋口号，谋求独立的革命道路。芜湖“四·一八”事变发生后，20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中控诉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的行为，同时号召要坚守革命路线，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反对蒋介石及其走狗的投降帝国主义的行径。这说明国共合作的道路已经行不通。
（二）对国民党的影响
一是蒋介石摸清了武汉方面的暧昧态度。芜湖“四·一八”事变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延续，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再次尝试。“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受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武汉国民政府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12]，同时其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遭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排斥。由于此时矛盾并没有公开化，所以蒋介石的行动尚有收敛，但是芜湖“四·一八”事变的发生使蒋介石摸清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纵容态度，其公开反共的行为更加坚定。
二是蒋桂矛盾开始激化，造成了蒋桂争皖局面的出现。芜湖事变之后，安徽省相继出现省市县改组委员会、清党委员会以及各级党部。6月15日，以陈紫枫为首的国民党安徽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让武汉任李宗仁等九人为安徽政务委员的计划泡汤。安徽党派发展的领导权完全落入到蒋介石及其爪牙手中，这是蒋桂之间重要的矛盾冲突点，成为桂系主皖后重要的政治斗争之一。
四、结语
1927年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出于对自身势力扩张和野心的需要，对安徽芜湖地
区的中共力量进行清除。芜湖“四·一八”事变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后续行动，是国民党右派积
极反共的重要行动和标志之一。在事变过程中中共中央对于芜湖党组织的指示和行动、芜湖地区的后续安排等问题，这些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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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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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沪生（1993—），男，汉族，安徽桐城人，单位为安徽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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