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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则是一种人生观,他坚持人生是有规训与纪律的,并提出著名的人的“生活三种境界”说与“人性善恶二元”论;他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认为人性法则的终极目标就是达到人类至善至美的中心。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则是与希腊古典主义、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相呼应的人文主义,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就是回到古代圣贤走过的路途之上,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 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1865—1933)结合现代批评精神融会古今人文传统首倡人文主义。他把传统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丧失看作是眼前危机的根源,企图回到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济世良方,希望通过复活一种古代人文主义的精神来解救社会危机、精神危机,重新建立一种“人的法则”来克服现代社会“物的法则”导致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巅峰状态,取得了世界性影响,但随着欧洲经济大衰退,又迅速走向了衰落而至于销声匿迹。20世纪七八十代后,尤其是世纪之交,白璧德的思想又悄然升温,这预示着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其巨大的思想魅力再次撞击着人们物欲化、功利化、情绪化的骄傲、放纵、虚无的心灵,唤醒着人们对精神永恒价值的认知、思考和渴求。本文旨在全面梳理白璧德 人文主义思想的同时,将研究视角放在白璧德思想中最突出的人生哲学、人性理想这一领域,引导读者全面把握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人类通过理性道德的努力使人性不断趋于宇宙间至善至美的中心,从而使人性达到内在的无限和平静、均衡、快乐。
一、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内涵
白璧德赋予他的人文主义以苏格拉底式的定义,即内在的、普遍的规训与纪律,训练与选择,节制与判断。白璧德认为人生是有规训与纪律的,是有纪律的自由、有节制的欲求,并且这种纪律与信条、选择与训练,不是一种在上或外来的规训,“不藉外缘博放之德性,而藉内心精约之工夫”,而是内在的普遍的信条与训练。他认为:偏重于同情而毫无选择,则易失之于泛滥,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无疑将失去同情的准则;人所同情的对象越高贵,越可能引进责任思想的尺度;而专重选择弃绝同情,则使人易流向于倨傲冷漠,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慈爱与怜恤。他反对无节制地将自己的欲望不加约束和限制的、感性的自然主义,也反对将自己的才智不加选择和节制予以调和的功利的自然主义。人生若专注开发个人的感情与才智,无规范、无训练,舍节制而乐自由,则极易产生漫无节制、凌傲自是、虚无幻灭的恶果。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在坚守选择与节制的同时,亦并容纳进德修业的个人主义。他将人文主义的人生境界概括为“
求知而言善”,人文主义的理想是造就完人,是绅士与学者融合为一的尤物,自足悠闲、博学多识、深明事理、通体温雅。诚如帕斯卡尔所说的:“人类美德之真标识。乃其融洽各种相反之德性而全备其间之各等级之能力也。”[1](P73)因此,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最高境界是合度,合度即中庸之道,也即“一”和“多”的融合。柏拉图曾说:“世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将追踪而膜拜之。”[1](P74)“一”就是绝对,是宇宙间最高尚的、中心的标准;“多”就是自然无涯变动中的相对一个现象。人心要保持中和,就必须于“一”和“多”之间保持平衡,“多”必须由“一”来统摄。人心若耽溺于物欲世界的“多”之中,脱离约束威服其卑下之心性的“一”,人心就会失落。过度的自然主义包括感情的自然主义和功利的自然主义,以及过度的超自然主义如宗教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唯有深合选择与训练的人文主义能达到这种合度与平衡。民主革命
二、人性善恶二元论和人性法则微波天线
厘清了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白璧德提出了其思想学说中著名的人的生活三种境界说和人性善恶二元论。面对西方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危机,白璧德并不主张诉诸宗教和神,而是企图从人性完善上来寻求济世良方。他认为人的生活含有三种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应该过分扩展。人性的生活,才是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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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生活当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强企求。”[2](P550)他把全部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问题都归结到人性问题,归结为人性中的善恶争斗这一伦理学问题。在人性中,理性与欲望不断地发生冲突,白璧德形象地称之为“洞穴里的内战”,他还引用一个比喻:“你想简单地知道一下我们所有人的悲哀故事吗?曾经有一个自然人存在,后来这个自然人身上又进去了一个不自然的人,接着在洞穴中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一生的内战。”[3](P80)白璧德指出人性中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欲念与理智的冲突,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内在矛盾,而人之所以为人,人的高贵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换言之,白璧德重视的不是帕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人最重要的不是作用于世界的力量,而是作用于自己的力量,认识一个人不但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克制自己没有做什么。白璧德在人性善恶二元的基础上提出人是两种法则的产物,人有一个正常的或自然的自我,即冲动和欲望的自我;还有一个人性的自我,这一自我实际上被看做是一种控制冲动和欲望的力量。他坚持这种限制和均衡的人性法则,并主张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指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缺乏限制和均衡的“物的法则”作祟所致。因此,他呼吁要以人性法则反对物的法则,而人性法则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人性意义的努力,对人的生命冲动、扩张欲望施加以应有的限制和约束,从而使人获得道德的均衡,以达于人类正常经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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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人性善恶二元论与宋儒理学的人性论极为相合,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之理,理自本性通过心由行动表现出来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孟子将恶的起源归于人性以外的物欲,在于人的本性之外的不恰当的欲望没有受到良心的控制。与孟子的“性善说”不同,荀子强调人的肉体本能欲望就是性,因此是恶的。孟子与荀子从不同的角度谈及人的两重性,孟子没有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性,而是把体现道德本质的仁、义、礼、智称作性;荀子是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性,而未言及道德本质。宋儒朱熹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本然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仅在恰当之时为善,过度则为恶。”[4](P12)人有道心、人心之别,人心只关注于满足“耳目之欲”,只看到“利害情欲”之私,而道心则服从于仁义礼智的原则。白璧德与朱熹一样,都强调人性的善恶,并力图把特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凝聚转化为某种普遍必然的“理性”或“天理”,用以控制人的自然情感欲求,使之符合更高的人类精神的伦理目标。白璧德和朱熹的相异之处在于白璧德更强调要透过直觉想象的面纱达于人类精神的理性中心,从而呼吸宇宙间“不朽的空气”。
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实证精神,为此,他将批判矛头直指向现代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和以卢梭为首的“浪漫主义”。在白璧德看来,两者都不重视人的法则以及内心世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的盛行,可以说,培根和卢梭不仅通过自己的
力量,甚至还通过自己的缺点预言了现代精神。对于培根的以人类进步为已任的科学的自然主义和卢梭的以情感解放为标帜的感情的自然主义,白璧德指出人更多的是通过正确的选择和节制而不是扩张来证明自己本质的优越。可见,白璧德强调人必须内在地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的东西,没有这种内在的限制,人类及整个社会只会在相反的两极端之间剧烈摇摆,这种道德的节制与均衡就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
三、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西传统
白璧德博学多识,除了古典文学及现代语言之外,还精通印度之巴里文,对佛教经典甚有心得,对于儒家典籍道家精神均有所领悟,至于西方哲学,其造诣之深自是更不待言。梅光迪曾指出:在现代西方文学当中更具阳刚之气,更为冷静、理智的因素,能与古老的儒家传统辉映成趣的就是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则是与希腊古典主义、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相呼应的人文主义,梁实秋概括其人文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包涵“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5](P734)。其实,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源头就是以亚里士多德为标帜的古典主义,他曾经指出:“哲学领域最让人难忘的一段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我们不应该注意那些表示要像凡人一样思考的人,但我
们应尽可能使我们自己变得不朽,并且按照与我们内心最好的原则一致的生活观生活。’”[3](P151)亚里士多德的内心最好的原则直接启发、形成了白璧德的人性法则。白璧德也十分崇敬孔子,称孔子为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在孔子的著作中,混合着许多与我们的距离远得不可想像的东西,人们在其中会遇到至今仍未失去其效用的格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达到了人道主义(指人文主义——引者)认识的层面,这些格言都肯定会再次得到证实。”[3](P105)可以说,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发挥了古代贤哲的主张,会通了中西最好的智慧,在当今形形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向世人展示了一条通往“美好与光明”人性境界的健康稳健之路。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人性境界终极就是美善、平静和快乐,这标准是理想的,但他认为在过去时代曾经有人做到差不多的地步,如孔子、亚里士多德,所以只要我们努力也是可以达到离理想不远的境界的。他一生致力于恢复和支持世界范围内众多圣贤人士的地位,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现代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途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来反对“当代的智慧”。白璧德一再呼唤世人,要回到高贵、力量、优雅和美的古代经典作品中去,将心灵飞升至沁人心脾的纯净美好的天穹中去;要把古代贤哲和少数最为杰出的今人看成人类行为的恒星,到那些虽死犹生的贤哲们中间去寻“更高层次的朋友”,放心大胆地用他们来借鉴参考我们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对古代圣贤的教导置若罔闻,我们现代人就有可能兴致勃勃地“用最新式的方法犯下最古老的罪孽”。
花糖纸综上所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理性、节制的精神和伦理、均衡的要义,他从恒常的人类精神、普遍的人性理想、美善的人生价值出发来思考人生,强调人类理性、道德、意志的重要性,主张要以“高上之意志”制约“卑下之意志”,控制人的生命冲动和扩张欲望,唤醒人心灵和精神的道德使命感,追求人性的健康、尊严、和谐与均衡,实现“美好与光明”的完人理想,从而引导人类趋于至善至美的中心,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走向完美的途中。白璧德这一人性理想真诚回应人类永恒的美善思想,因看清了常态、健康、普遍、和谐的人类精神之美而具有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时至今日仍具有指导人生向上向善的积极作用。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白璧德无疑具有光彩四溢的才华,不同凡响的魄力和王者风范的魅力,读他的作品与之交流,你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深沉的热切之情,一种富于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对生活全面而高尚的领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文、哲泰斗和伟大的政治家,都以其非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忠诚,而白璧德也正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师,梅光迪赞誉白璧德之风度可以与我国唐宋名贤韩愈、欧阳修并列而无愧。但白璧德仍是一位孤独者,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富丽繁华、物欲横流的世界是寂寞、孤独的,然而,他完全无视自己的观点在尘世中所引起的批判与反响而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是难能可贵的。毋庸置疑,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人类道德理性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欧文·白璧德.白璧德释人文主义[A].徐震堮,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东渐之西潮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梁实秋.文学因缘·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A].梁实秋文集(第1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3](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M].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韩)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5]梁实秋.补遗《论文学》序[A].梁实秋文集(第7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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