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新论》1999年第4期
红颜薄命 人生长恨
———中国文学古今形象比较
周芳芸
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和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女性往往是人生悲剧的主要载体。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众多文学形象，皆以男尊女卑为特征，男女从未有过人格尊严的平等。男人以拥有功名利禄、金屋藏娇为自豪。女人只是传宗承嗣或供人享乐的工具。对于，达官贵人和权势者一面占有她们的肉体，偷得片刻欢娱，一面又指责其行为不端、淫邪堕落，身心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们以此巨大代价换得苟延于人世的微薄权利，其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真实地再现了她们置身其中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和特定时代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从某个角度看，多姿多彩的形象画卷，也是时代嬗变的一面镜子。魏书生
一
作为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中的特殊阶层，来源复杂。她们沦落在社会底层过着悲惨的生活，且被人歧视。然而，许多有正义感的作家一反世俗潮流，对命运寄以无限的关切，同情其不幸身世、对其聪明才智、内心深处的愿望和希翼，不甘被命运捉弄的反抗性给予赞许。如关汉卿笔下有见义勇为的赵盼儿，刚毅耿直的杜蕊娘，聪明伶俐的谢天香，曹禺笔下有着金子般心的翠喜，企盼“日出”的陈白露……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以题材表达了自己“借男女之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鞭挞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喊出了正义的呼声。在古今作家笔下，这些被世俗眼光打入人间地狱的们无不有着美丽的外貌、纯洁的品性，渴求幸福自由，但这一切皆遭到无情的摧残与扼杀。古今的命运也极相似。 首先，她们都有着不幸的身世，受尽人间凌辱。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女主人公不必多说，明代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用沉重的笔触叙说的抑郁和悲苦。王统照《湖畔儿语》从侧面展现生活的艰辛。作品中的小顺子的母亲因病去世，外出到烟馆当小工的父亲渺无音信，继母为维持全家生计，被迫每晚在家接客。附近的人家境况也如此。巴金《马赛的夜》通过资产阶级寻欢作乐、醉死梦生的夜晚和流落在马赛街头巷尾以暗娼为生的法国甲基毒死蜱
妇女凄惨的夜晚对比，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劳动妇女生活的艰难和痛苦；老舍的《月牙儿》描写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在她人生道路上先后经历了父亲死亡、母亲沦为暗娼、自己受骗失业、堕落为、以监狱为生命终点的凄楚悲惨的一生。为逃避的屈辱，小东西(曹禺《日出》)、小福子(老舍《骆驼祥
子》)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来结束这痛苦。
其次，歌颂她们纯洁善良的品性和对专一忠贞的爱情的渴求。作家认为，应“弃贱从良”，恢复人的尊严，过人的生活。因此，着力挖掘她们身上追求真善美的闪光的思想。唐传奇《霍小玉》中霍小玉为长安名妓:“姿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晓”。她与进士李益相爱。李益立约、誓不相舍。但授官上任后，即从母命娶表妹卢氏。小玉怀忧抱恨，相思成疾。时人不平，逼李益相见，小玉数说号哭，一恸而绝，表现出对爱情的至死不渝。孔尚任《桃花扇》中李香君，一旦到自己真正爱慕的人，就表示决不踏进朱门大户，视金钱如粪土，在淫威面前毫不妥胁，她损坏了自己的容貌，鲜血贱在扇面上，被别人就扇面上的几滴血染成一枝鲜艳的桃花，所谓“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正是对她人品的赞誉。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有着对爱的忠贞和善良心地。荥阳公子于弱冠之年持资去长安求仕，却迷恋长安名妓李娃，耗尽资财，被迫卖唱度日，被其父欧打险些丧命。李娃感悔，收纳公子调养身子，供其读书，三年登科受官，二人结为夫妇。老舍笔下的小福子为养活父亲和弟弟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陷落在白房子里还落个“人缘很好”的口碑。她是祥子理想的化身，是祥子徘徊地狱之门时从天际透射出的一线光明。翠喜(《日出》)被迫出卖相养活残疾的丈夫和儿子，独咽泪水。作家高度赞美:“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翠喜的妇人。”[1]巴金《第二个母亲》中的“我”失去父母后，被叔父带到一个相好的家，享受到了“第二个母亲”的温馨。
第三，赞美她们向恶势力斗争的反抗精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聪明美丽、才华出众。为跳出“火坑”，她秘密地“韫藏百宝”。她与李甲一见钟情，用胆识和才学战胜了鸨母，赢得了自由。谁知李甲“负心薄辜”，在孙富“巧为谗说”下出卖十娘，十娘义正辞严痛斥负心郎。宋传奇《李师师外传》歌颂的李师师则是一位为国捐躯的英烈女子。当宋徽宗禅位修道后不思进取，朝廷荒淫、强寇虏边、国势日削，师师忧虑万分,“乃隽前后所赐金钱、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饷。”北宋灭亡，师师为张邦昌觅得，欲献金主，遭到师师痛骂。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家种”的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也站在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上，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反叛精神，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在《骂筵》一出里，她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大胆斥责具有“丞相之尊”的马士英、阮大铖。借侯方域、李香君的儿女之情，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人们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赞扬爱国将领的宁死不屈，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
曹禺笔下的小东西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却有一颗不甘屈辱的心。她不肯屈从比潘经理有更大权势的大流氓金八，敢于打金八的耳光，打奴才王福升的耳光。在鞭子乱飞、烟签子乱扎的恶境中，敢于表现自己的义愤，一身傲然正气，以至在“罪也有受够的时候”自尽，向吃人的社会发出抗议。陈白露不顾自己安危，勇救小东西，把她藏在自己卧室，并以胆略和智慧吓退黑三之流。陈白露对潘月亭的捉弄、对洋奴才张乔治的鄙视和顾八奶奶的冷潮热
讽，皆表现出对恶势力的憎恨，她的自杀可看作与黑暗权势抗衡中获得精神上的新生。《月牙儿》中的“我”因未纳捐而入狱，更认清了现存制度的腐朽与无耻,“当一个大官儿来检阅我们的时候，我唾了他一脸吐沫”,“我”终于成为统治者眼中“带危险性的东西”。如同古代优秀作家一样，中国现代作家不仅发掘身上的反抗精神，更歌颂她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夏衍的讽喻史剧《赛金花》，以清末北平名妓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一段经历为线索，描写八国联军入侵后，上至祸国殃民的清政府执行者慈禧、李鸿章和诸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吏，摇尾乞怜、投降求荣。国难当头，赛金花挺身而出，劝阻瓦德齐下令停止侵略军的烧杀抢劫行动，解救了北平一部分无辜百姓。周宗奇的《风尘烈女》以小凤仙助蔡锷反袁世凯的故事为原型，塑造了小凤仙爱国殉情的光辉形象。爱国主义成为《风尘烈女》的主旋律。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在被掳为日本随军时，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传送情报，表现出对祖国、民族深厚的热爱之情。她说:“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爱国激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古今作家对命运极为关注，同情她们的悲惨遭遇，发掘她们内心纯洁品性，歌颂其反抗命运的不屈精神和爱国主义激情，恢复其“人”的尊严。精心塑造了一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二
在人类进入私有制阶段后，的存在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记载，元代仅大
都一城，就有2万余人。据《民主与法制》1984年1期报导，上海解放初期改造的工作统计，有3万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古今作家皆对此投以关注的目光并为此作了自己的努力。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审美理想、情趣的不同，古今文学中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彩。
首先，关注生活的视角点不同。古代作家塑造的大多是名妓或艺妓，现代作家则更多地注视着下层。作为艺妓或名妓，贫苦的出身和艰辛的生活培养了她们善良正直、吃苦耐劳的品性、被迫堕入娼门后，在学艺过程中勤学苦练，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练就一身本事，有的甚至成为各种文艺演出的主力，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方面有较深造诣。如艺妓朱帘秀、梁园秀还成为词曲作家。有的博学多才、目光高远，有出的交际能力，甚至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做出利国利民的壮举，如李师师等。她们在经济上一般较为优裕，社会地位既卑贱又尊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制于官府，在生活中，则受鸨母和嫖客的欺凌，也难逃病魔的摧残，一旦年老衰，便被遗弃或死于非命。另一方面，在道德上，不受封建礼法的约束，思想较一般良家妇女放纵，性格较外向；才貌上，较一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见世面的妇女出众，艺妓、名妓较高的文化修养、艺术才能和天生丽质，也颇受达官贵人，尤其是文人学士的青睐，身份较高。如朱帘秀被尊称为“朱娘娘”。她还受到关汉卿、冯子振、王恽等文学家的激励奖赏，多有词曲相赠。使她们在苦难的生涯中寻觅到知己，精神上得到慰籍。现代作家笔下的下层则在温饱生存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贫困的生活给她们带来的惨状是严酷的：巴金笔下，为活命而逼的“老态”的“卖春妇”令人心酸；曹禺笔下的翠喜“也是苦命”,“丈夫娶了她就招上了脏病瘸了，儿子两个生下来就瞎了眼，还有个老婆
婆，瘫在床上，就靠着这儿弄来几个钱养一大家子人。”老舍的《月牙儿》叙说了一对无辜的善良的母女，被社会所迫、沦为娼妓的故事。母亲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苦苦挣扎，最后为不使自己和女儿饿死才沦为暗娼；女儿有意识地向命运反抗过，不能见容于“谁坏谁就有便宜”的“狼吞虎咽的世界”，但最终为了不饿死，不得不走上母亲所走的那条道路。与艺妓、名妓相比，现代作家笔下的下层的生活更辛酸、更残酷，生命的轭更沉重。现代作家所展示的生活画面也更开阔、深广。
其次，对社会批判的力度不同。揭示金钱对心灵的毒害、人性的扭曲、对制度罪恶的谴责、现代作家比古代作家更深刻有力。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金钱社会的商品，金钱具有“颠倒黑白的力量”,“货币把忠良变成叛逆，把爱情变成仇恨，把仇恨变成爱情，把有德变成缺德，把缺德变成有德，把奴隶变成领主，把领主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智慧，把智慧变成愚蠢。”[2]古代作家也描写了金钱使人性变异，勾心斗角,“妆成每被秋娘妒”。现代作家则更深刻地批判了金钱毒害下人性的堕落。这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变化，愈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变成露骨的，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3]“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即我的一切个人的本质力量所不能保证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所以，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中的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变成不是它本来的面目，即变成它的对立面。”[4]也使妇女中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使“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5]《月牙儿》中的母亲，原是一个善良正直、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生活不仅改变了她美丽的外貌,“像个活鬼”，更可怕的是她的心也变得“和钱一样硬”，麻木、
冷酷、无羞耻心，只认定“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不顾一切的单单站在钱上了”。“听着看着”客人们“蹂躏”女儿，她毫无痛苦。“你买、我卖”,“拿钱来，我陪你睡”，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金钱吞噬了人的灵魂,“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6]刘三金(李吉力人《死水微澜》)在生涯中不仅学会抽大烟、争风吃醋，而且成了“赛过多少码头的刘老三”，从反感、憎恶生涯到竟然留恋、欣赏:“不怕丈夫再好，再体面，一年到头，只抱着这一个睡，也太没味了!”教唆蔡大嫂到城里去当姨太太,“尽可以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挣几顶绿帽子，怕啥子哟!”作家揭示了金钱对爱情、道德的制约，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倒退现象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把从肉体到灵魂都驱向死亡。
林州地震
第三，表现对人生价值追求不同。古代以求得“赎身从良”为人生目标，现代作家笔下有的的思想境界已升华为追求人格尊严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杜十娘、霍小玉、李娃到李香君，皆以寻人的一般的生存权利，寻终身依托而苦苦挣扎，她们渴望过普通女人生儿育女、为妻为母的生活。她们或如杜十娘、霍小玉遇见负心郎，以悲剧告终，或如李香君为爱人“立志守节”，或如李娃感悔、公子登科受官、大团圆结局，悲欢离合局限在婚恋视野范围，也难以摆脱心灵上的阴影与重负。《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娘独占花魁》中辛 琴失贞后，吴八公公骂她“小”、“小娼根”；孙富在企图占有杜十娘身子时，同时也侮辱其人格:“妇人水性无常，况烟花之辈，少真多假”，可谓“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7]“且如妇人中，只有娼流最贱”,[8]封建传统文化给身心打上耻辱的烙印，她们比一般妇女有着更强的自卑心理，自视卑微:“奴是烟花，出身微贱”(玉堂春语)。现代作家则以极
大的热情发掘她们心中的自尊自爱与自信，表现其自我意识的觉醒。这需要女性有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挣脱传统观念的枷锁和保守落后的习惯势力的阻挠，保持人格的独枯草菌素
立，贞贞就是这类女性的优秀代表。身心伤痕累累的贞贞回到霞村，受到的是蔑视、冷眼和非议，连“我”因为和她接近也被视为异类。面对这一切，贞贞“丝毫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而是“欢天喜地到会上去了”。她拒绝了父母的怜爱与挽留，也拒绝了恋人夏大宝的求婚而远行:“坚信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从新做一个人……”这正如冯雪峰所赞誉的:“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的事件的遭遇下，在这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新的东西来，那可是非庸庸俗俗和温温目敦目敦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9]综上所述，在描写生活题材时，古今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点不同，对制度和金钱的腐蚀性批判的力度以及表现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有所差异，现代作家展示社会生活的画面更广阔，更具有揭示社会本质的力量。
三
文学是时代的产儿，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也不是孤立的，它同时代历史、社会生活、作家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皆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今作家在题材创作上的差异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内涵。
tl>数理化解题研究
第一，作家生活时代和掘取题材的途径相异。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经女巫和倡优阶段，她们在本质
上跟文学艺术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们大多妙解音律、能歌善舞、兴之所致，亦辍词连句，泼墨为画。罗素在《婚姻道德》一书论及娼妓的产生时认为:“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因此，古代文人跟亲目匿往来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礼教对他们出入青楼绿馆无甚非议，而在文人学士自身来看，这是不失风流洒脱之事。李白、元稹、白居易、白行简、范仲庵、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和歌舞娼妓过从甚密，吟诗作赋、互唱对答、情投意合、如胶似漆。他们将精神从污秽的生活环境中典型化地概括起来，融进了自己的喜爱、同情和希翼，使之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他们的创作是从自己盘桓妓院的切身体验为基础的。他们往往是人生失意、屡遭打击而与社会文化传统疏远者，富有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其经历、处境、思想更能激发对人生艰难的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被社会遗弃的漂泊感、失意感成为情感的纽带把落魄文人和命运联结在一起。因而，在诸多形象中，寄寓了作者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求，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和残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进步的思想倾向。正如林语堂在《与妾》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娼妓之风流，文学的、音乐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
现代作家接受了“五四”时代思潮的洗礼，推翻“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吃人社会是他们神圣的使命。为剖析“人不其人”的社会本质，展示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亲自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描写们非人生活。曹禺冒着被人曲解、非议、攻击的委曲，在贫民区的胡同里，在下等妓院里作实地调查，
和们交谈。她们背着老鸨偷偷流泪，向曹禺倾叙真心话，曹禺亲眼看到她们过着猪狗一样的生活，也发现象剧中翠喜这样的妇女身上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为《日出》创作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出翠喜、小东西等艺术形象。新文学作家有的来自下层社会劳动人民家庭，如老舍，这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血泪和屈辱刻骨铭心，才产生了小福子、《月牙儿》中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