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清泉(著)
自从一九二四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出现了两派的斗争。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与斯大林对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他纠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组成联合反对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他们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根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在落后的苏联，决不能由自己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若爱情工厂干国家的帮助，才能保证苏联存在下去，因此苏联的巩固和发展，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世界革命不起来，苏联休想在反动的西欧面前站得住脚。他认为苏联的存在是为了世界革命，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让各国共产党来保卫苏联，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发动革命。如果能掀起世界革命，纵将苏联孤注一掷，亦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对这一套“左”得离奇的理论，斯大林进行了批驳，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经过三年的斗争，苏共中央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冬，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联合反对派”清除出党。从此，托派在苏联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于是他们就把阵地转到各国共产党内，以扩散他们的影响。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干部，派了一批党团员到苏联专门接收中国学员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摘引一些章句，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开始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到最终加入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着手组织了几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国际历史背景。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终于
造成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党内又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这个野心家，只会背诵一些马、恩、列、斯的词句来吓唬人，并自称是“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的代表”，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在他的极左路线统治下，使党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给党造成严重的灾难。本来，对“左”倾机会主义是应该清算的，但是有一部分被革命高潮卷进革命队伍的人，不懂得马列主义，对革命发生动摇，不知革命往何处去，因而追随托洛茨基，堕落为托派。
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二、中国托派的政治纲领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当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上，曾展开了论战，并先后出版了好些书。这里把托派的见解，简单地说一说。
所谓托派见解，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至于中国托派，就连陈
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郑超麟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只把托洛茨基的主张全盘接受下来，而一般托派成员，更是囫囵吞枣，不知其味。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就在城乡占着统治地位。秦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代表着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也保护地主阶级，但更看重于商业资产阶级。说商人是“无冕之王”，皇朝有什么大事，都要同大商人商量。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农奴制，很早以前，就实行了土地自由买卖和货币地租。战争以后，中国更加商业资本化，而且逐步发展了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化了，农村也跟着渐渐资本主义化了。托、拉二人既没有提出任何历史的证据，也没有作过现实的调查研究，武断地宣布“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制度只是“残余”。陈独秀紧跟托洛茨基，发明了“残余之残余”论，说封建势力微不足道。一般托派，对托洛茨基只知盲目崇拜，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左”的理论。托派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分析是“机会主义的分析”，因此，在中国托派政纲上就应明确写上“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并由此得出战略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托、陈二人也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而且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去完成，也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去完
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否则民主革命必然要失败，社会主义革命也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个“不断革命论”，当时一些人认为是相当“高超”的。托洛茨基把商业资本看作工业资本，把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奇特的。
以上是托派政治纲领中最基本的部分，即所谓战略纲领。底下来谈谈他们的策略。
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了，革命高潮尚不可测，为了动员众，便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它与当时党的口号“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相对立。“国民会议”口号的提出，引起了青年托派的反对。托洛茨基曾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说服他们。他以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主张参加议会斗争，并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杜马（议会）为例，说那时列宁是正确的，今日为中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也是正确的，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他安慰中国托派说，“国民会议”不是我们的战略目的，而是策略手段。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众斗争情绪低落，这时不能进行武装kjava游戏斗争。“国民会议”是动员众的中心口号。一旦众动员起来，形成革命高潮，我们就提出“苏维埃”口号，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的指示是冒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合唱，也写了一篇文章说工农红军是“流寇式”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中
国托派理论家刘仁静则希望国民党用美国棉麦借款来搞一个“经济复兴”，借以复兴工人运动。这三个托派巨头，并没有说服一般托派信徒，直到托派的灭亡，托派关于“国民会议”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最后陈独秀创造一个奇特的理论说“国民会议可以成为苏维埃”。当时一般托派不但说而不服，而且要陈独秀、刘仁静承认错误。可是陈独秀回答说，你们想学斯大林未免过早了。刘仁静则说，你们再学几年马克思主义然后来请教我吧。这两个巨头（陈与刘）始终自认是“绝对正确的”。青年托派则骂他们是老牌机会主义。
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托洛茨基还为中国托派提出了“国家独立”；“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要求。他解释说“国家独立是全中华民族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实的要求；土地归贫农是中国广大贫农迫切的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是全中国人民的要求”。青年托派对上面这几条纲领，是真诚拥护的，但对“国民会议”口号，始终没有心服。托派延续了多年，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
三、初期四个小组织温度自动控制系统——“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的形成
（1）“我们的话社”
一九二九年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张特四个人，在上海最先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名叫“我们的话社”。这个奇怪的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托洛茨基早年流亡欧洲时，曾办过一个报，名叫《我们的言论》，梁干乔等为了对托氏表示敬仰，就把它拿来当作社名。然而把“言论”硬译为“话”字，使人莫名其妙。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就叫《我们的话》。这个刊物大部登载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和中国的论文，译文不高明，使人半懂不懂。梁、区、陈、张等也写过一些文章，也是半通不通，要读一点猜一点才能大体上明白。这个刊物出了好多期，直到托派统一时才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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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干乔在莫斯科见过托洛茨基，托曾对他面授机宜。梁很得意自命为中国托派的先驱，故在“我们的话社”上显得十分神气，自居为当然首领。而区芳、陈亦谋、张特等也不甘居人之下，认为梁不能独当大哥，叫他们三人当二哥。因此要与梁平起平坐，不分等位。如是一直争吵到托派统一，梁因未当选上托派中委，就一气跑到南京，投到蒋介石脚下，当了军统特务。陈亦谋后来被捕死在狱中，区芳不知去向，张特后来投靠李宗仁、白崇禧，当了小爪牙。这个社全盛时期，也搜罗了一些团员当他们的小卒。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人：一个是同我第一次坐牢的楼国华，一个是到过莫斯科进了中大的宋庆平，还有两个是小宋、小章，他俩的名字已想不起来了。
（2）“无产者社”
一九二九年秋，一“元老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何资深等纠合高语罕、李季、王独清等“名人”，在上海成增殖税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名“无产者社”。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署名的有八十七人。他们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斯大林领导下不革命了。中国革命要由“无产者社”来承担。他们出了一个刊物《无产者》，上面登载的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论著。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独清、杜畏之、吴继严等也都发表过文章。他们自己认为要左右开弓，即左打斯大林，右打蒋介石，主要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则采取批评的态度，希望他们能转向托洛茨基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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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社”自视为“中共的元老派”，很看不起另外三个托派小组织，说他们是什么也不懂的“毛小子”，要他们解散组织来归依。但那三派又说“你们都是老机会主义者，还够不上当托派，要写了悔过书，才考虑你们的托派资格”。这样你一刀我一，杀得相当热闹。至于“无产者社”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有陈、彭之争，还有郑、彭、尹的第二把交椅之争。陈独秀骂彭述之“不学无术、寡廉鲜耻”，“东方大学的八股先生”，“通天教主”，“孔夫子
的生殖器”，“文章如王婆裹脚布，又臭又长”，“教人读它要作三日呕”，还骂他是斯大林门徒，不配当托派。彭述之又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封建家长”，“英美民主派”。可是“无产者社”的人，都倾向于陈而鄙视于彭，因为陈的声望毕竟要比彭大得多。郑超麟和尹宽对于陈、彭之争十分高兴，因为打下彭述之，他们就可以坐第二把交椅了。陈对郑一向都是器重的，对尹宽有时说他很能干，有时又说他不正派，有时拉他，有时排他，内部勾心斗角，迄无宁时。
“无产者社”还有搞实际工作的“四大金刚”，即马玉夫、罗世璠、蔡振德、薛农山。这四个人看不起在陈独秀周围的那些理论家如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等。他们说，“这些书呆子写一百篇文章，还不及我们在工厂里搞一个支部来得有力”。所以他们在沪东、沪西一些工厂里埋头搞所谓实际工作，他们不要什么理论，只知为托洛茨基、陈独秀卖力。当工人们问他们：“你们搞的这一套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分裂工人运动呢？”他们就瞠目不能回答。他们的想法是抓着一个支部搞一点工运这就是“实力”，将来一旦成功，比那些空头理论家的“地位”要可靠得多。
“无产者社”因为有陈独秀这块老招牌，在当时是有些号召力的。而且在各地都有些影响，
北京、广州都有些支部，最盛时期全体成员大概有过二百人。就我记忆所及，它的成员有下列这些人：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彭述之（湖南邵阳人）、高语罕（安徽寿县人）、李季（湖南人）、郑超麟（福建人）、王独清（湖南人）、马玉夫（安徽人）、何资深（湖南人）、罗世璠（湖南邵阳人）、蔡振德（籍贯不明）、陈清晨（河北人）、江常师（安徽人）、尹宽（安徽桐城人）、吴继严（陈独秀的外甥，安徽怀宁人）、杜畏之（河南人）、严灵凤（福建人）、刘伯垂（湖北人）、陈碧兰（湖北人，彭述之妻）、刘静贞（云南人，郑超麟之妻）、彭道之（湖南人，彭述之弟）、曾猛（浙江温州人）、何智琛（浙江温州人）、梁有光（广东人）、谢德盘（广东人）、张以森（湖南人，何资深之妻）、任曙（四川人）、孙煦（四川人）、彭桂生（江西人）、彭桂秋（江西人）、蒋振东（上海人）、屠仰之（浙江人）、韩俊（上海人）、薛农山（江苏人）、李仲三（山西人）、朱从文（浙江人）、陈岚（浙江人，朱从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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