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人体中文七班 邓静 20104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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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首句就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载？”。这是全文第一句，也是理解《文心》的关键，而字眼就在于对于“德”字的理解。一般把“德”理解为德行或操守，“文德”也就是指为文的操守，譬如为人师表当有师德，从商应备商德等。这种提法不置可否，本人似乎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解释。以王元化前辈在《<灭惑论>与刘勰前后思想的变化》一文中解释“文之为德”时说：“过去注释家多训‘德’为‘德行’或‘意义’，均失解。德者，得也，若物德之德，犹言某物之所以得成某物”，“文之为德”“也就是说文之所以由来的意思”。因此这句话又可解释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由，是很大的，是与天地共存的。《老子·四十九章》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以及《墨子·节用上》中的“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两句之中的“德”字通“得”，亦有“取得”，“获得”之意，似乎可以为这种解释提供一个意义可大可小的佐证。刘勰，字彦和，本身生活在约公元465——520），即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在文学发展史上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文学的自觉时期。所谓的文学自觉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文学从广
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是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第一点体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当然了这只是代表了一般的认识，远不及梁元帝萧绎《金缕子·立言篇》中的详细。《文心》上篇主要讨论的就是文体，总计雅马哈xj60033类，并每种文体都追溯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最后，《文心》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的艺术特征，即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多方面，更是对文学审美的自觉追求。《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又从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内部规律和文学创作经验。
《文心》前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同时代又有钟嵘《诗品》等论著，加之时有思想解放局面的形成，玄学的兴起，以及文学地位的提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大环境下，单单挑出师德以此来解释《文心》之首句似乎有些牵强，当然《文心》也没有完全否定或是简单重复传统的儒家诗教，而是在此基础上往前大大迈出了一步，提出了“文原于道”，认为文学史从“道”衍化而来。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原道》篇首句的意义，从后面来看，唯有此得以贯穿全书。以此观之，刘勰似乎在提醒读者要从宇宙万物与人类演化等更为宽阔的视野来理解文学。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载？”文之所以又来的根由是很大的，大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共存，在随后《序志》篇中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文心之作，本乎道”。则是更表明了作者的文学观，回答文学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拟就此谈谈我对上句话的理解。作者的文学观历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或儒或道，或二者兼存等等不一而足。《文心》之所诞生，首先是有作者基于儒家经世致用和立身扬名的价值观念，他是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在《序志》篇中明确给出了另外一个原因：宋齐时代，徒尙矫饰，莫贵真情，逐奇失正，文风日漓，已成事实，前代文论又“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其枝而寻其根，所以他要以儒家的道统和文统，补救文坛的不正之风。但儒家的道统文统并非狭义上的理解。从作者的生平来看，他广为博观，经史百家，历代作品，加以多年的佛家涵濡，颇为精通佛理，故而能突破儒家局限从更高更广也更为深刻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也许可以这么说，刘勰的思想是以儒为主而兼行道佛。故其论文，问则首发文之所由来，又必推原于道，文学是道的体现，道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因而文学之美的特质只能从道本身来解释。或说，“刘勰的文学观是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文心》就是为儒家理论账目之作。其实不然，作者的“道”即指儒家社会人事之道，也包括道家天地自然之道，更可以说还有二者之外的一些东西。这是刘勰人生经历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思想高明之处。
《《原道》全篇分为三部分：一、讲“文”和“自然之道”的关系。刘勰从天地自然之道，说到人必然有新闻与传播研究“文”；万物所有的文采都不是人为的、外加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二、讲“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人文”的起源及其发展。从人类之文的起源，讲到孔子的集人类文化之大成。三、讲“自然之道”和“圣”的关系。刘勰认为，古代的圣人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著述的，“自然之道”是通过古代圣贤的文章来得到阐明的。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起到教化天下的作用。文原于道，道即自然，既有自然之物，也有自然之理，故其论文，每每以自然为本。人之参天地而合，故其为三才，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从这句话从似乎又有“泛神论”的踪迹，即来源于远古先祖的“自然崇拜”观，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又达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沟通，二者都有一种对自然神秘的敬畏。天道自然也在后先秦得到和鸣。故其可超过“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等儒家诗教来谈论文，对刘勰来说这是伪，是不彻底的，所以他从自然本身出发，从天文、地文、人文的韵致’丰富、美来赋予文的本体意义，进一步可以理解作者所认为文学的体道，必须经过主体的性灵，是渗透了主体的感情，由老庄自然之道引出文学的性灵之义，从而为文德个性化抒情化到了原始的根据。这是他的玄学、儒学、佛学三者的更高程度融合的产物，而摆脱偏执一隅的局限。
就《原道》篇来说，文源于天道自然，自然之美是肯定的，人是属于自然的，故人也美，作为人之心生言立的文，自然就与自然万物有着同构的关系。但前者为属于形而上，后者属于形而下，故其两相异质。但同构关系，则是文是由自然之道衍化而来。自然之道首先是有自然美，这就是广义上的“文”，即文采（也有诗意的意思），道之文即自然美。人为自然之一，“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人也有自然美，但基于人的普遍性之上的特殊性，这又比纯自然的自然美更高一个层次。人不仅仅是自然，他更可以观察体悟超越自然，也可以进而反观自身，得到更高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质疑。因而更进一步，自然之道可以衍化为人工之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对自然关照的是“心”，“心”动而外化或内化为“言”，“言”而成为“文”。“人文”则既有作为自然之一的人本身所具有的的文采美，也有人所发之于笔端的文章，包括文学作品，它同样具有人工美。但并非所有的“文”都有美的可言性，它必须得到更高层次的加工、提炼、升华，才能衍化为艺术美，具备“道心神理”的美。“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心”“神理”是二而一的解释，是指事物万化的神秘莫测的最根本的最内在的律动。文之道，文之德就有了三层含义，它既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体现，既是人与人之所构成的社会政治之道，也是包括社会政治之道的自然万物之道，因而得出作者以天道自然的文学观。反向逆推，文学源于天道自然及其律动，它激发人的情
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志，情志外化成“言”，形成了具有艺术美的文学。这种看法也与《明诗》篇遥相呼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的“文之为德”的疑问，是对所做本书的意义的解释，也是提携全篇的发文。窃以为这句话有追问文之性，它远比曹丕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直逼本质，通过“文”、“自然之道”和“圣”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人文”的起源及其发展，这就是我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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