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的坏处：对伦理学界来说，克隆人行为关涉到一个很严重的伦理问题，因为它侵犯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比如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等等。
一、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
二、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克隆人活动往往发生在下述情况中：比如，某对夫妇在事故中失去了独生子，他们希望他重
获“新生”，于是便通过克隆技术再制造一个孩子，其身体中的绝大部分基因组是先前那个孩子的基因组的复制。这样尽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欲望，但这整个行为方式对于被复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决定，它将该儿童本属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德国著名哲学家忧那思说，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上述的那对夫妇因为太喜欢第一个孩子，就不生第二个孩子，而是克隆第二个孩子，生出的第二个孩子可能与第一个孩子的外形都不太一样，而克隆出来的却与第一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别，等于是让他“新生了”。可见第二个孩子完全是为了服从于父母的某种意图，作为父母的一个工具，父母通过他想起他们失去的那个孩子。而被克隆者作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便被剥夺了，他的那种不必非要有一个比他大30或60岁的同体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践踏了。英国有一个管理人工授精的机构，叫做人工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许患耳聋的父母在试管婴儿的培育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耳聋的胎儿，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们觉得都处于耳聋状态，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国皇家聋人研究所的发言人竟然说，这样一种选择是合适的，我们支持这样的选择。假如人们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
都可能发生。耳聋的父母选择生下耳聋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但这已经做不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否定掉了。这当然违背了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三、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已明确反对克隆人，但对于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医学技术领域，则给予切实的支持。”
试论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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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宁
贯通伤
任何一次人类的科技发现或发明,是否应加以应用和推行,首先要衡量其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长期发展的利弊大小。尤其是对现代高新技术,在没有获得充分依据表明其从根本上对人类有效和有利的情况下,在没有对其技术和社会伦理后果做出充分评估与预测的情况下就匆忙行事,将很可能铸成危害人类的大错。毋庸置疑,基因伦理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7]
首先,通过判定善恶,基因伦理可以发挥道德评价作用。科技道德原则和规范一般不能直接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发生作用,而只能通过科技道德评价表现出来。所以,对科技人员在基因领域的研究及相关行为应首先进行善恶判定,即通过科技道德评价对科技人员的行为作出评判
来明辨是非。这也是道德评价的首要作用。如果科技人员的行为符合基因伦理与基因研究的道德规范,人们就会对其做出善的评价,反之,如果违反了基因伦理及其有关道德规范,人们就会对其做出恶的评价。如根据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中的公正对待人和尊重人的原则,任何强迫性的优生规划和对遗传病患者的歧视行为都被判定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种出于不良目的进行基因鼓励增强性状的做法,可能会导致道德滑坡,势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如果将基因研究用于人类的疾病和解决生态问题,人们会赞扬此类行为,给予高度的道德评价,因为它将造福于人类,是善的受社会鼓励的行为。
其次,作为道德杠杆,基因伦理可以调节人们的行为。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操纵自然。然而,有能力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又是一回事。在这里,显然还有一个道德制约问题,人类的行为要受道德杠杆的调节。道德评价的调节作用,就是通过道德评价调节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这种调节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即外在的调节方式和内在的调节方式。外在的调节方式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等方式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进行善恶褒贬,从而达到调节道德行为的目的;内在的调节方式主要是指科技人员通过内在的道德信念来评价自身的道德行为。例如,在基因研究中,社会舆论是不支持克隆人的,许多国家也发表
小说村子了不支持克隆人的声明,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科技人员就会遵循基因伦理调节自己的行为不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许多科技人员已经认识到,在不能确信研究可以满足和保护实验者的安全要求时,用基因疗法进行医疗实验和病人的行为有可能会伤害人,就不会用人做实验,而自觉地把基因疗法用于已有案例技术保障的医疗上,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健康造福。
再次,明确价值导向,基因伦理可以引导科研的方向。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道德来把握方向。良好的道德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除了要靠科技的力量来解决外,还要靠道德来制约。历史表明,科学技术成就作为财富,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但也可能违背人们的初衷,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基因技术同样如此。正如以上所说,基因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也存在许多潜在的问题。对于基因技术本身来说,它只是工具和手段,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掌握它的人。而人们在社会中是有善恶等差别的,要使基因技术的运用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就需要发挥基因伦理和道德的导向作用。通过社会舆论,可以警戒那些不顾人类尊严把基因研究成果用于改良人种甚至毁灭人类的刽子手,使他们受到道德的审判和惩罚,同样,正义的呼声也会唤起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并引导他们把研究成果用于人类疾病、改善生态环境等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上。
四、 结论
基因技术的应用绝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需要进行伦理思考和评判。伦理评判的关键是基因技术的具体运用对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何价值和意义,评判的基础是从生命伦理角度考虑在尊重人的生命、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前提下的生活质量、生命健康、生存环境、人生价值。对人类基因工程技术应用于医学方面进行必要的伦理评判与人类基因组研究本身并不矛盾,因为基因伦理评判与基因组技术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人类自身服务,既要充分利用基因组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由此产生的有害于人类社会的现象。基因伦理与基因工程两者之间联系紧密,所以,不能脱离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实际,而将基因伦理的某些结论强加于生物科学家头上。实际上,近年来关于生命伦理的思考,都是由现代生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发科学与伦理的矛盾而引起的。围绕现代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以及人类基因组工程技术的应用,先后都展开了关于涉及人类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命意义的伦理道德关系方面的激烈争论。坚持正确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障和维护人类自身的健康和尊严。不仅要审视个人的利益,还要关注家庭、体、社会的意义,不仅要考虑现实的利
益,还要为将来的利益着想,结合生存伦理、生态伦理、经济伦理等,在考虑技术上变为“可能”时,还应考虑伦理上是否“应该”的问题。因为,事实已经表明,生命科学向纵深迈进,既可能创造生命奇迹,也可能制造人类灾难。只要有很小的失误,就会将人类制造的武器对准人类自己,造成人类生存的新的危机。
狭管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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