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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4期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互文性理论引入我国后，互文性研究在国内语言文学界沿着文学批评、语言修辞和翻译学三条路径展开，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研究发现，这三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国内互文性研究尚存在研究论著偏少、文学互文性批评体系有待建构和研究对象尚存在局限性等问题。未来互文性研究应在文本解读、比较文学、翻译、教学、多模态语篇分析和互文性运行机制阐释方面拓展研究空间。另外，利用语言学理论或数据库等研究工具，挖掘互文性文本资源，探究互文性的深层机制和功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巴赫金对话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后经巴特、热奈特等学者阐释补充，成为一种文学文本研究方法。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互文性有两重含义：一是其作为文体学甚至语言学
的一种研究方法，指语篇中借鉴的所有前人的言语及其意义;二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仅指对某些被重复的文学表述所进行的相关分析[1] 。也就是说，互文性研究既研究文本间的语言形式参照，也研究文本中意义生产所涉及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语境和含义，还研究文本解读激活文本潜在的各种意义所需要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或者说，互文性研究包含一个表层的互文性研究（从语言类型和形式上研究互文性）和一个深层的互文性研究（从文本含义上研究互文性），这两种互文性研究分别被称为狭义的修辞学研究路径和广义的文学文本研究路径。前者将互文性限定在精密的语言形式批评范围内，而后者则沿着后结构主义路径发展，具有更多的解构彩[2]。
“互文性”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现已成为文学批评、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学等领域的核心术语，研究范围从语篇延伸到了影视、戏剧、音乐、文化传播和建筑等多种社会符号系统。检索国内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互文性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每年有上百篇，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国内语言文学界， 互文性研究共有三个发展路径：一是文学批评路径，阐释文学文本的意义生成问题;二是语言修辞路径，研究语篇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是翻译研究路径，研究源文本生成的语境、主体和文化关系，以及译本与源文本的关系和译本的接受问题。这三条路径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拟梳理国
内文学批评、语言修辞和翻译领域互文性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互文性研究前景，以期推动国内互文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假处分 一、我国语言文学领域互文性研究现状1.文学批评领域的互文性研究
互文性理论引入后，我国语言文学界或对其进行阐释，或对其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解读研究。
因特网下载 （1）互文性理论的阐释
“互文性”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0年李幼蒸的翻译著作中，当时译作“文本间性”[3]。1983年张隆溪[4]对互文性理论进行阐述。此后张寅德、裘小龙等分别翻译了一些互文性理论作品[5]，促进了互文性理论在国内的影响与传播。国内系统阐释互文性理论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国外互文性理论专著译本和汉语互文性理论专著，如巴赫金的《巴赫金全集》、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5]。与此同时，还出现全面介绍互文性理论的期刊论文，如殷企平等[6-9]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研究视角。 进
入21世纪，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研究者分别对克里斯蒂娃、巴特、热奈特等人的互文性观点进行哲学阐释和评述。例如，罗婷等[10-12]探讨比较了互文性理论与后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李玉平等[13-15]从文论建构和批评学视角解析了互文性理论。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互文性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此后互文性研究在国内深入发展，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
（2）文学作品的互文性解读
国内学界在对互文性理论进行阐释的同时，也有学者运用互文性理论进行文学作品解读和比较文学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视角。查明建[16]从互文性视角研究了20世纪中外文学复杂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认为互文性视角能够帮助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诸多復杂现象，揭示中外文学关系特质和20世纪中国文学特质。乐黛云等[17]以互文性视角探讨比较文学，提倡中国文学应跨越东西方文化，致力于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研究。焦亚东[18]对比分析了钱锺书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互文性研究方法的相似性，认为钱锺书以现象的聚合来展现意义的做法，能够与西方互文性理论中的互文阐释思想相媲美。王瑾[19]通过分析《大话西游》电影运用戏拟、拼贴等多种后现代互文性制作
方法，来阐释经典名著《西游记》所产生的效果。梁工[20]阐释了女性主义文论与“圣经”批评研究的互文性关系，认为女性学者将性别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使女性主义文论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李桂奎[21]以互文性理论为分析工具，从道、术和效三个维度，对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之间以及小说与《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史书之间的互文性规律和取得的效果进行了研究。李桂奎[22]还通过分析《水浒传》与《史记》、元杂剧、《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存在的题材、结构、文法、人物刻画和文化意象等方面的“跨文类”互文性，揭示《水浒传》所具有的经典文本魅力，指出其经典性与互文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王洪岳等[23]指出莫言的小说之间存在着审美意象、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和元叙述等多重角度上的自涉互文性，互文性不仅丰富着莫言小说的叙述手段和技巧，同时具有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所产生的是小说不确定性与增值性的意义，这种互文性创作手法为小说叙事学和小说美学提供了鲜活和独创性的元素。 李明彦等[24]研究了中国现代小说对文学传统的互文性改写，分析了改写的动因、内容、方法和意义，认为这种改写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重构并丰富了文学传统。王学谦[25]探讨了莫言的《檀香刑》与鲁迅创作的互文性，认为《檀香刑》既有对鲁迅文学的吸收、转化和扩展，也有对其的升华与发展。
水杨醛 以互文性理论解读文学作品，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式，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野，赋予了作品以文化厚度和意义深度。近年来，互文性研究角度呈多样化特点，与前期的理论阐释和文学作品解读相比，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文论的互文性阐释、影视艺术的互文性分析、大众传媒的互文性解读和跨文化传播的互文性实践等。
2.语言修辞领域的互文性研究
“互文性”在语言学领域通常被译为“篇际互文性”或“篇际性”。篇际互文性主要从谋篇策略角度揭示语篇生成理解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揭示语篇认知规律。语言学领域互文性研究涉及语义、语用、语篇、修辞、语境等各个层面。几十年来，不同学者从语言形式、功能、认知视角对文本互文性进行分类、生成机制和功能方面的探索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互文性理论。
（1）语篇互文性的分类研究
语篇互文性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引用、转述、典故、暗示、化用、仿拟、预设、否定、元话语、幽默讽刺等，也可以是凝聚在民族历史和个人记忆中的语言传
统、思维模式、社会风俗或文化镜像，有时篇章类型本身就是互文，如仿写、评论文、反驳文这类文本，作者必须以先前的有关篇章为基础，篇章的接受者也要对先前篇章有所了解，才能读懂这些篇章[26]。克里斯蒂娃把互文分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珍妮把互文分为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费尔克劳把互文分为显性互文和结构性互文，热奈特把互文分为互文、准文本、元文性、超文性和原文性五种形式[27]。
国内学者根据汉语篇章和语言特点，对汉语语篇中的不同互文类型进行了分析。王文忠[28]把互文分为叙事结构互文和他人话语互文，认为前者指的是话语结构、话语风格和情节构架等方面的互文;后者指的是成语、名言熟语、形象象征等方面的互文。秦海鹰[12]将互文分为广义互文和狭义互文，认为前者是指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即把互文性视作一切（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和普遍原则;后者是指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啜京中[29]将互文分为被动互文和主动互文，前者是指语内互文，表示话语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后者是指语外互文，表示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关系。马国彦[30]根据元话语对基本话语的引入和处理方式，把互文分为自互文和它互文，认为前者就是把元话语用来引入和处理同一文本中发话人自己的话语;后者是用元话语把其他文本空间中他人话语引入文本的现象。杨汝福[31]把互文分为共现互文、共向互文和共构互
信阳市第一实验小学文，认为共现互文是指语篇内容上的语义共性;共向互文指不同语篇间的互动对话性，即评价;共构互文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媒介或表示语篇结构之间的转移和转换。管志斌[32]则依据语言实体标准，把互文分为联想互文和形式互文，认为前者是指人们在处理文本时记忆空间联想到的所有其他能影响此文本的编码和解码的文本信息;后者是指文本之间有语言标记的互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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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文进行分类研究是语篇互文性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可以阐明互文性质，便于描述语篇类型，从而对语篇意义进行建构或解构。互文类型的多样性表明互文性这一特征是语篇的共性，这也是由划分标准不同造成的，既可以依据互文内容进入语篇的方式，也可以依据语篇性质、互文动机和互文功能，还可以依据不同领域的语言学理论来划分互文类型。由于语篇性质和写作方式的差异，随着互文性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还会出现新的互文类型。
（2）语篇互文性的生成机制与功能研究
语言修辞学领域互文性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探讨语篇互文性生成机制与互文性的功能和意义，这是语言学视角互文性研究的优势所在。国内语言修辞学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徐盛桓[33]以模因（幂姆）论分析了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生成机制，认为文学作品的前语篇被以模因形式进行复制，模因以仿照、压缩、另铸、移就四种形态转化成新语篇的互文性内容，因而模因是互文性得以产生的酶源。杨汝福[34]从功能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互文性的生成机制是“再语境化”，语境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上下文语境，一定语境中一个语篇的成分被动态地转移或转换到另一个语境的语篇之中，实现其特定的功能，便形成了语篇的互文性，这样形成的互文关系有共现互文、共向互文和共构互文。武建国[35]以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语篇互文性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语篇作者为了达到特定交际目的会选择一些交际策略，把其他语篇的不同成分，如体裁、风格、语言和其他符号表达形式，经过选择、呈现、提取、排列或添加后变成新语篇的一部分，于是新旧语篇就形成了互文性，这是选择、顺应和协商的结果，互文阐释者在分析语篇时需要从语境、结构、动态性和意识程度四个方面追溯语篇意义的生成。祝克懿[36]以热奈特元文性思想为基础，揭示了文学评论语篇与文学元语篇之间的互文运行机制，认为两者之间是互动、解构和建构的互文性关系。郑庆君[37]发现自媒体在文本生成、文本结构和传播方式上体现了浓郁的互文性特征，因而带来互联网上视觉与听觉的一次次话语狂欢。武建国等[38]以人民网对港珠澳大桥的报道为语料，认为互文性可作为话语策略应用于大众传媒，这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语篇互文性研究有助于了解语篇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赋予语篇阐释以可操作性，为话语秩序解构增添了逻辑彩。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进行互文性动机和功能研究，可以涉及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研究对象多、视角广，可定性也可定量。把互文性自觉运用于语篇建构，可增强语篇的可理解性，有助于语篇的跨界传播。
3.翻译学领域的互文性研究
翻译活动本身具有互文性质，因而互文性理论对翻译学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可用于指导源语作品理解和翻譯，评析作品翻译质量和效果。
（1）翻译互文性的理论研究
国内翻译界从互文性视角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和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把社会文化历史语境都纳入到翻译过程中，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封闭的结构中。互文性理论促进了对文本、主体、语境和文化的重新认识，更新了人们的翻译观。
以互文性理论解读文学作品，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式，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野，赋予了作品以文化厚度和意义深度。近年来，互文性研究角度呈多样化特点，与前期的理
论阐释和文学作品解读相比，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文论的互文性阐释、影视艺术的互文性分析、大众传媒的互文性解读和跨文化传播的互文性实践等。
2.语言修辞领域的互文性研究
“互文性”在语言学领域通常被译为“篇际互文性”或“篇际性”。篇际互文性主要从谋篇策略角度揭示语篇生成理解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揭示语篇认知规律。语言学领域互文性研究涉及语义、语用、语篇、修辞、语境等各个层面。几十年来，不同学者从语言形式、功能、认知视角对文本互文性进行分类、生成机制和功能方面的探索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互文性理论。
（1）语篇互文性的分类研究
语篇互文性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引用、转述、典故、暗示、化用、仿拟、预设、否定、元话语、幽默讽刺等，也可以是凝聚在民族历史和个人记忆中的语言传统、思维模式、社会风俗或文化镜像，有时篇章类型本身就是互文，如仿写、评论文、反駁文这类文本，作者必须以先前的有关篇章为基础，篇章的接受者也要对先前篇章有所了
解，才能读懂这些篇章[26]。克里斯蒂娃把互文分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珍妮把互文分为强势互文和弱势互文，费尔克劳把互文分为显性互文和结构性互文，热奈特把互文分为互文、准文本、元文性、超文性和原文性五种形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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