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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陶瓷》2020年第04期
人与PIG交互
摘 要 中国陶瓷器物是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名称英译的质量高低对能否成功实现文化传播有重要影响。从模因理论视角看，翻译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模因的复制传播，而好的译文就是成功的模因。据此，本文依据成功模因的长寿性、多产性和高保真度的特点，提出中国陶瓷器物名称在英译时要顺应模因的特性与复制传播规律，遵循准确性、简单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情况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最大限度地达成翻译效果。 关键词 模因;中国陶瓷;器物名称;英译原则
陶瓷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陶器的诞生让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瓷器的发明则让人类的生活水平、审美意趣等又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也是最早制作陶器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的中国陶瓷文化曾引领世界潮流，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瑰宝。在国家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战略背景下，如何提
升中国陶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陶瓷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当代陶瓷人的新课题。中国陶瓷文化要对外传播，陶瓷文本的翻译质量至关重要，而中国陶瓷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陶瓷器物是关键要素。要向外国人士介绍中国陶瓷文化，离不开对中国陶瓷器物的介绍，而其或简、或繁的名称要翻译成恰当的英文才能让外国人士对其有正确的理解与认知。所谓名正才言顺，如何将中国陶瓷器物名称成功译成英文是译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国内陶瓷器物名的翻译研究并不多。在中国知网以“陶瓷翻译”为主题检索，共检出的文献数量仅七十余篇，而关注陶瓷名称或陶瓷术语翻译的仅有十余篇。在陶瓷名称翻译研究方面，查到的最早文献是1986年廖钟明发表在《中国陶瓷》上的《日用陶瓷分类名称翻译初探》，文章详细讨论了陶、瓷、china、porcelain、ceramics、pottery等数个陶瓷核心术语的英汉翻译。之后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陶瓷术语及陶瓷文献的翻译，但目前还鲜有文献从模因理论探讨陶瓷翻译。本文拟从模因理论的视角探讨中国陶瓷器物名称的英译原则，以期抛砖引玉，丰富相关研究。
1 翻译模因观
翻译作为一种人类间言语转换的活动，有着漫长的历史实践。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
指出“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在中国，《周礼》是最早记录翻译活动的权威文献之一，其中记载着：“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该段文字大意是从事翻译的人员在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翻译。由此可见，中国的翻译活动早在周朝以前就已经开始。而先秦时期的《越人歌》是目前可追溯到的中国最早的翻译作品。在西方，目前考证到最早的翻译作品是公元前3世纪犹太人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可见无论中外，翻译活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陈忠华认为“人类翻译活动的历史发端不早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时间在公元5 000年上下;笔译形态活动产生的时间在公元前3 000年之后”。翻译活动开始后，翻译研究也逐渐兴起。中国最早的翻译理论研究始于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著名佛经翻译家支谦在其亲撰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方法，自此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序幕。之后玄奘大师提出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说”、刘重德的“信、达、切”等各类翻译思想不断推动着中国翻译研究发展进步。西方最早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学者要数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翻译家西塞罗，他首次提出译者的两类角，一是作为解释员的译者，所做的翻译是没有创造性的翻译;二是作为演说家的译者，所做的翻译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自此以后，西方翻译研究者不
人事管理系统设计断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对直译与意译，翻译的忠实性、准确性，死译与活译等话题不断进行探究，并提出各种新观点，从不同角度研究，提高翻译研究的深度并拓宽翻译研究的广度。
最早从模因理论的角度探讨翻译并引发学界关注的当属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现代语言学系教授切特斯曼（Chesterman）。他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论述了模因在翻译理论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在1997年出版专著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系统介绍了翻译模因思想。他认为翻译研究就是模因理论的一个分支，并将与翻译研究相关的概念、策略、规范、价值观念、目的等看作翻译模因。该书详细论述了五类超级翻译模因的进化发展与相互关系，提出翻译活动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存在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模因，并据此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各自以词语（Words）、神谕（The Word of Gods）、修辞学（Rhetoric）、逻辑学（Logos）、语言学（Linguistic Science）、交际（Communication）、目标语（Targets）和认知（Cognition ）为主导的八个历史阶段，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理论视角。翻译活动的终极目的，从广义上说是不同语言间的人实现沟通交流;从狭义上说则是将不同语言的文本、情感、文化等信息内容从一个人的脑海成功转移到另一个人脑海的过程，这与模因的传播
过程并无二致。Francis Heylighen认为模因在复制传播过程中要經历同化（assimilation）、记忆（retention）、表达（expression）、传播（transmission）四个阶段。模因的同化即模因要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只有被宿主接受了，模因才会进入宿主的记忆中，后续才有机会被宿主表达并进行传播。类似地，在翻译时，译者先是接收到源语信息，而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主动行为，所以译者接收的信息会立即被注意、理解和接受，完成模因同化的阶段。译者然后在对信息理解的基础上经过自己转换处理后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将源语信息以目的语翻译出来，翻译出来的信息被目的语读者或听众接收并为他们所理解，而这就正是完成了模因的记忆、表达和传播三个阶段。因此，翻译的过程完全对应于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模因作为一种复制因子具有遗传性、变异性和选择性三个基本特征。对应于翻译，体现的就是在成功的翻译过程中，源语的信息所有或大部分得到成功传递（对应模因的遗传性），源语在转换为目的语后，有时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信息的丢失、变化（对应模因的变异性），源语信息以何种方式转换成目的语，转换成什么样的目的语，这受到译者的能力、语言之间的差异、文本的功能、文化的鸿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就构成一种选择机制（对应模因的选择性）。由此可见翻译从本质上说就是模因的复制传播，翻译就是源语信息这一模因通过另一种语言媒介实现传播复制的过程。
2 中国陶瓷器物名称的构成
2.1命名的基本方式
中国陶瓷器物名称或长或短，所含信息或多或少，命名方式的不统一是翻译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名称一般可分为专有名称与普通名称，简称专名与通名，就陶瓷器物而言，某一类器物的统称为通名，如陶罐、鸡缸杯、瓷枕等，而某一特定器物的名称则为专名，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明成化斗彩海马纹天字罐”、“黄釉粉彩八卦如意转心套瓶”等。学者们对陶瓷器物命名方式或规律已有较深入的研究。黄胜辉、盛开勇从陶瓷器物的物理表征、意向（心理）表征及时空表征三个层面对陶瓷器物的命名规则进行了系统归纳，并详细地介绍了各类型中国陶瓷器物的命名方式。在不同场景中，即使同一器物也存在着不同的命名方式，而不同类型的陶瓷器物更是有着不同的命名方式，但绝大多数中国陶瓷器物的命名遵循以下模式：烧制年代+烧制窑口+装饰工艺（釉、彩）+纹饰+器型，其中器型是核心内容，装饰工艺与纹饰一般也会在名称中体现，其余的有无似无定律。总体而言，普通陶瓷器物命名相对简单，一般只包含陶瓷类型、纹饰、器型等信息，最简单者如陶罐、陶缸、瓷盘、瓷碗等，稍复杂的如黑陶罐、青瓷香炉、青花卷口瓶等。而古代陶
瓷文物命名时，为精确描述文物特征，名称中所含内容一般较多，如“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罐”、“宋青白釉瓜棱执壶”、“绿釉菊瓣型盖碗（清）”、“龙泉窑刻花卉纹菱口大盘（明）”、“清乾隆豆青釉浮雕瑞蝠双鱼百寿图如意耳瓶”、“青花描金粉彩山水开光人物纹笔床（清）”等。可以看出，这些器物在命名时，不同专家、不同文献对烧制年代、窑口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或直接冠之于首，或注之于尾，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搏击风暴 2.2“陶”与“瓷”
许多器物究竟是陶是瓷，仅从名称看还不一定可以判断出来。许多瓷器命名时常常不特意标注“瓷”，如“青花加紫八仙拱寿纹盘口瓶”、“青白釉刻划纹四系罐”、“景德镇窑斗彩花卉纹双耳扁瓶”等。如此命名的原因之一大抵是名称中已体现瓷器所独有的装饰方式或器型等信息，如青花、青白釉、斗彩等为瓷器独有的装饰，赏瓶、玉壶春瓶等也只有瓷器才拥有此类器型，为简洁故名称中不再出现“瓷”。类似地，闻名中外的唐三彩均属陶器，而唐三彩器物的名称中都不含“陶”。也有不少其他陶器名称中也不标注“陶”，如“辽绿釉鸡冠壶”、“辽三彩印花牡丹纹方碟”等。当然陶器中也有很多名稱中含“陶”的，如“东汉绿釉陶望楼”、“绿釉凸花狩猎纹陶壶”等。早期陶器命名一般都含有“陶”，如“三角纹彩陶双耳罐”、“
盘龙纹彩绘陶盘”、“人面鱼纹彩陶盆”等。因此对于一件陶瓷器物，我们更多地要根据图片、实物等信息去判断其类型，不能想当然，而这对于译者来说尤为重要。
2.3一些特殊的陶瓷器物命名方式
除了上文所述的陶瓷器物的基本命名方式外，还有些陶瓷器物的命名因各种因素影响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部分瓷器的命名将创作者、款识等区别性特征的信息融入名称中，如“刘雨岑绘粉彩春满园图瓷板画”、“周湘甫绘墨彩描金岳飞双耳瓶”、“唐英款粉彩人物图笔筒”、“清定窑白釉新官字菱口盘（五代）”、“盈字款邢窑小执壶（唐）”、“时大彬款紫砂提梁壶”、“明德化窑何朝宗款白釉观音座像”等。例中前两个直接注明创作者姓名，后五个则标注出器物中或以姓名或以其他文字所题的款识。标注创作者信息或款识进行命名的方式在陶器中几乎没有，有些陶瓷器物命名时还有一些特意标注出窑口、年代等的仿制信息，如“景德镇窑仿珐华釉折枝花卉瓶（明）”、“宜兴窑仿钧釉鼓钉三足花盆托（清）”、“仿官窑石榴尊（清）”、“明成化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盘”等。现代艺术陶瓷作品一般为创作艺术家本人所命名，其命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有些是以艺术作品反映的主题命名，如2019年全国美展陶艺展作品“皇天后土”、“清廉”、“低头族”、宁钢（上海）陶瓷艺术馆的“岁岁祥和”、“荷塘秋”等。另外还有些共用名，如“无题”、“静物系列”等。
贺州水污染
扫地车设计 中国陶瓷器物的命名虽总体上遵循一定的规律，但内容繁简程度不一，名称的辨识度各有强弱，这给中国陶瓷器物名称的英译带来一定的困难。译者不能只关注名称中的文字信息，只是简单地将逐一译出，而丝毫不考虑译文的实际效果。很多时候，器物名称文字之外的信息，如实物图片、翻译目的等也对其翻译有所影响，译者需要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方式。
3 模因视角下的中国陶瓷器物名称英译原则
3.1中国陶瓷器物名称的英汉差异
汉语与英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文化差异巨大，器物命名方式也有较大区别。通过查相关英文陶瓷期刊、著作等文献及部分英美大型博物馆网站陶瓷器物相关介绍，发现英语国家人士在命名中国陶瓷器物时，所用名称相对而言更简单。陶瓷器物英文名多只描述器型，部分含有窑口、纹饰、装饰工艺等信息，而烧制年代、制作者等部分细节信息均不在名称中出现，而以其他方式补充说明，如：例1，FUNRRARY JAR， Lung-chuan ware;例2，BASIN with incised design of lotus flowers inside， Ting-yao Diameter 28.5 cm （11. 2 in）. Early 11th century;例3，Mei-ping vase with characters carved through sli
p and with stamped pattern;例4，Lung-chuan Dish with relief decoration under the glaze and the original metal handles;例5，Tzu-chou mei-ping vase with black and white slip decoration
从上述例证可以发现，陶瓷器物的器型是其英汉名称的共有核心成分，纹饰、装饰工艺等是重要成分，而窑口、年代等信息则属于附加成分。
2 中国陶瓷器物名称的构成
2.1命名的基本方式
中國陶瓷器物名称或长或短，所含信息或多或少，命名方式的不统一是翻译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名称一般可分为专有名称与普通名称，简称专名与通名，就陶瓷器物而言，某一类器物的统称为通名，如陶罐、鸡缸杯、瓷枕等，而某一特定器物的名称则为专名，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明成化斗彩海马纹天字罐”、“黄釉粉彩八卦如意转心套瓶”等。学者们对陶瓷器物命名方式或规律已有较深入的研究。黄胜辉、盛开勇从陶瓷器物的物理表征、意向（心理）表征及时空表征三个层面对陶瓷器物的命名规则进行了系统归
纳，并详细地介绍了各类型中国陶瓷器物的命名方式。在不同场景中，即使同一器物也存在着不同的命名方式，而不同类型的陶瓷器物更是有着不同的命名方式，但绝大多数中国陶瓷器物的命名遵循以下模式：烧制年代+烧制窑口+装饰工艺（釉、彩）+纹饰+器型，其中器型是核心内容，装饰工艺与纹饰一般也会在名称中体现，其余的有无似无定律。总体而言，普通陶瓷器物命名相对简单，一般只包含陶瓷类型、纹饰、器型等信息，最简单者如陶罐、陶缸、瓷盘、瓷碗等，稍复杂的如黑陶罐、青瓷香炉、青花卷口瓶等。而古代陶瓷文物命名时，为精确描述文物特征，名称中所含内容一般较多，如“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罐”、“宋青白釉瓜棱执壶”、“绿釉菊瓣型盖碗（清）”、“龙泉窑刻花卉纹菱口大盘（明）”、“清乾隆豆青釉浮雕瑞蝠双鱼百寿图如意耳瓶”、“青花描金粉彩山水开光人物纹笔床（清）”等。可以看出，这些器物在命名时，不同专家、不同文献对烧制年代、窑口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或直接冠之于首，或注之于尾，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2.2“陶”与“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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