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为梅曾臣长子。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清华百年的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社会评价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钚239评说一二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陈寅恪
梅贻琦: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在百年庆典之际，清华人常常谈起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回国，1929年应邀回母校执教。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并不景气，报名人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他先后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
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XXX，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此后不到10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接纳了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瞧不起体育，曾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
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不久清华获得“体育大校”的美誉。梅贻琦治校期间，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明。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
同时，礼遇教师也是清华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梅贻琦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最有影响的事例是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清华大学：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并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平时不苟言笑，开会很少说话，人称“寡言君子”，有学生作一打油诗调侃其谦逊含蓄：
“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一时被传为笑谈。实际上，如果非要他报告或讨论，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虽话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
时偶发一语，便隽永深长耐人回味。陈寅恪曾大发感慨：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有两句话经常为人引用。一句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另一句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鱼水”之喻与“大楼大师”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清华的辉煌。
1937年，国难当头，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共同主持校务，此后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由梅贻琦执掌。在此期间，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一次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 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梅贻琦的小女儿都报考了这所学校。龙云的女儿没考上。曾给予联大许多支持的龙云，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但秘书长不动，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龙云顿时气消。
在战乱频频、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管理井井有条，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其高风亮节广受赞誉，被称为西南联大的“船长”。
1946年9月，梅贻琦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周恩来和吴晗都曾表示希望他留下来，但梅贻琦还是选择了“走”，他对同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后来，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人阁，他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最终婉言谢绝。
1955年，梅贻琦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叫“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由生到死，梅贻琦一生只干好这一件事：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提升了清华的声望。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北京市民卡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 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
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 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 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 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 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 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 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
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景润
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一位屈居于6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6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 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1933第三世界电影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数论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研究，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50年代，陈景润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上世纪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2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各国成千上万位数学家的注意，而真正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陈景润在高中时代，就听老师极富哲理地讲：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一至关重要的启迪之言，成了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西安管材研究所
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摘取这颗世界瞩目的数学明珠，陈景润以惊人的毅力，在数学领域里艰苦卓绝地跋涉。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73年，陈景润终于到了一条简明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当他的成果发表后，立刻轰动世界。其中“1+2”被命名为“
陈氏定理”，同时被誉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对陈景润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当前世界上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好的一个成果”。
陈景润研究新干论坛“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1978年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受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的最高规格的邀请。 四川西昌
此外，陈景润还在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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