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苦撑待变”，组织沿海地区的政府机关、高校、企业、工厂、文物等内迁到西南、西北大后方，保存了国家坚持抗战、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犯罪中止
就大学而言，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先是迁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后又进一步迁到云南的昆明、蒙自等地，正式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国立武汉大学搬迁到四川乐山，国立中央大学内迁到四川成都等地；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及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陕南，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它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也纷纷内迁。
抗战初期时，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应适应战争需要，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国民政府教育部坚持国家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战时须作平时看”，
根据战争的需要，部分调整了课程的设置，但不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着眼于培养战后中国重建、复兴所必需的人才。事实证明，这种教育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仅以存续时间8年11个月的西南联合大学为例，该校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00多名院士，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 内迁的旅途是极其艰辛的。从北京到云南不啻是万里长征，其中西南联大300名师生组织“湘滇黔旅行团”，从长沙出发，经过68天3500公里的“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抵达昆明。2年时间内，浙江大学师生先后在浙江、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办学，行程2600公里，可谓是“文军长征”。即便是内迁比较顺利的武汉大学，同样因三峡的险峻，损失不轻。
经历长期磨难终于抵达大后方的学生们，即将面临更为长期的凄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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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方面，最初学生还有几件购置于战前的服装，穿着还比较体面，但到后来大多只剩一两件衣服。有的学生“洗完仅有的衣服，放在太阳下晒，然后睡个午觉，直到衣服干了再穿到身上”；只能自己缝补旧衣物，接受红十字会及其它慈善机构捐赠的旧衣服，学生们已经穷到连抢劫犯都无意光顾。
就住宿而言，据当代作家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自建的土墙宿舍是几十人挤在一间房内，土墙上开出一个方洞、插上几条树枝，便成了一扇窗户。一到雨季，这种宿舍内自会成为泽国。更不用幻想宿舍内有淋浴设施，也无热水可供洗脸或洗澡。齐邦媛在武大的学生宿舍是破旧的“白宫”，但比起大多数大学生的宿舍已好了很多。
食物方面，1938年学生的生活还相对不那么困苦，每个月领到的7元补助金还能保障学生的营养，也能吃到鱼肉。但是随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恶化，学生的伙食质量日益下降，甚至连饱腹都难实现。1939年10月31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给学校常委会的函中叙述了2000余名学生所处的“绝境”：“各食堂既无钱购米，更无钱买菜，同学们每餐只能吃一碗饭，终日枵腹难耐，情绪显有变化，食堂秩序几至不能维持”，只能请学校当局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救助，尽量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后来，学校伙食费用呈暴涨趋势，甚至一度高达百
元，远远超出了普通学生的经济承担能力，学生们因此常常不见肉味，唯一能吃到的只是“八宝饭”：发霉的大米中掺杂着谷糠、沙粒、石子，甚至还有老鼠屎。
囊中羞涩，只能思索饱腹之道。很多学生开始从事兼职，有人是担任中学教员或家庭教师，还有人干起了邮差、卖报纸的兼职，只为稍稍缓解生活的艰辛。
cppu三、战时大学生的精神面貌
飞夺泸定桥教学设计尽管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生存危机，但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生在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充满抗战必胜、中国绝不会亡国的信念，形塑了可歌可泣的大学精神。
大学教授们在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将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如西南联大物理系缺少必要的教学器材，只好将三菱镜放在木头制作的简陋架子上，拼凑成一个原始的分光仪。在这种环境下，研究生培养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本科生教学是联大的教学重点。西南联大集合北大自由民主的学风、清华严谨求实的学风及南开活泼创新的学风，形成了优良的学生，学生们得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为日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因学校图书馆座位不足，学生们常到学校附近的茶馆自习。在学习之外，大学生们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每天都有来自不同系的同学相聚一堂，积极参加演讲、辩论等比赛，一起策划各式晚会活动；碰上周末或假期，一行青年人也会相约踏青游玩，表现出了学生们的乐观精神。
战时的大学生们并非是待在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做些事情。如1939年8月19日，日军轰炸乐山，给乐山造成惨重损失。在八一九轰炸的善后救援工作中，武大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敌机尚在空中盘旋之时，学生们就组织了救护队，用学校里的实验药品充当临时医疗药物；学生们还在各个城门口，向每位出入城的人派发燃香，以避尸臭；学生们还帮助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安置伤者，及时埋葬尸体，防止大规模伤亡后可能出现的疫病，令当时在武大任教的叶圣陶感受到中国的前途在于青年。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丢失了大片国土，大后方也日益紧张，部分学生响应当局的号召，参加了“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投笔从戎，直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其中西南联大有800余名学生参加，部分学生光荣牺牲。
四、结语
尽管面临着各种艰难困苦，但是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抗战时期大部分大学生一直坚信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华民族，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中，刻苦学习，为国家民族在战后的复兴储备了重要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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