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听后深有感触地说，“阿尔法女孩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月1日《新京报》） 温总理一针见血指出了当下中国的大学病，并要求大学要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是希望大学真正回归大学本义。无疑，这样的远见卓识显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以及对长期以来的泡沫教育的理性纠偏。如果真正能实现大学自主办学，无疑将有助于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回归，是使产业化教育从终级目的上趋于合理的革命性转变。 在传统中国，教育的目的定义为“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并不功利，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更是将精神层面的“道”的地位推崇备至。但在当下中国，产业化、体制化的教育，显示出极端功利化追求，损害了这种对于开阔眼界、丰满灵魂的努力，教育常常被视为一种换取未来生存及地位的一种投资，从教育目的上，是继承了“科举制”的糟粕，使“道”的精神追求在现代社会整体沦丧，整个民族盯着那可换来实质利益的考分与高考独木桥，网友为 之仿先烈作诗称：一个声音高叫着：考进来吧，给你工作！我渴望工作，但我深深地知道——一个人对话
人的智商怎能从考试中测出？事实上，发展到今天收获到什么呢？连“考进来吧，给你工作”的基本收获也实现不了，更遑论当年那“天之娇子”的至尊评价。毕业即失业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不能不说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反讽。 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就职演说曾说：“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中国的大学，远不能这么纯粹。比如那个不符中国国情的教育产业化，大学要自已养活自己，就得向钱看，围绕经济市场，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出来了大学扩招，学生以巨额学费换文凭，教育成了赚钱机器哪还有什么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而大学的行政官僚化，也损害了人精杂堆的大学高智商们创造性的劳作，没有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没有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大学教授也成了算计眼前，追名逐利的市侩，论文抄袭、职称、排名、验收与经费“赐予”，为了功利目的，大学校长可以拍政府秘书的马屁，却独缺对于科学和知识的尊重！ 笔者认为，理想的教育模式，该是最充分最廉价地给国民提供公平教育机会，在此基础上，小学的功能，是让孩子认知这个世界，将世界的精彩展示给孩子看；中学，则呵护好 孩子的求知欲，培养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对个性潜能进行最大化发掘；大学，则应宽进严出，只要有合格的中学文凭，谁都可以进大学，然后由学生自选专业，为自主学习提供最多的渠道。大学之大，就得有包容，大学应该培养大师而非匠人，培养研究精神，培养做学问的能力，最多的训练应该是学术研究思考而不是知识灌输库存，要摒弃短视功利，警惕成为商业市场的附庸，超然物外，甚至不企图所有的知识都能兑现换钱，转换成生产力。所以课程的设置以学生为主，给出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满足因人而异的求知欲，对学生学习兴趣提供最大的研究渠道予以满足。
温总理曾深情地写了“仰望天空”，并借“仰望天空”希望学子有远大理想。事实上，这“仰望天空”也可以作为大学的实质定义，让学子们懂得，除了收获分数之外，其他的一些“常识收获”与“另类创意”也是受到鼓励的，譬如学到做人的自信、诚实、善良、公正、包容，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譬如，学到了与人相处中的友情与快乐，譬如，埋首于书本的书虫知道了“向天空仰望”的自由想象也具有生命启迪的意义……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情不自禁想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如能像作者认为的那样进行，孩子们学习会轻松多了。”本想在人民网上留言，遗憾的是写了几次都未成功，就在这留言吧。
最近出了一个好事，据中新网2月1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1月26日上午还不到9时，总理提前来到了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围坐在椭圆形的桌子旁，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对于大学如何发展，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六十年后能说出这样富有时代气息的话来，实在是大学之幸，民族之幸。
中国的大学问题多，形式多，花架子多，看教育部脸的多。中国有大楼没大师，有大师没灵魂，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大学成了权力的延伸，成了权力的婢女。大学不是以学术为主导，而是以行政为主导，教授是行政的奴才，变成“臣教授”（张鸣语），校长成教育部的奴才，教育部让，校长不敢撵鸡，教育部指东，校长不敢往西。说得难听一点儿，各大学校长都成了教育部的狗腿子。只要看一看教育部评估出现的大量的丑闻就可以了。一个极为可笑的全国人民都看到的是，某高校的校长为教育部的不在编的一个小小女办事员尽全力献殷勤之能事，让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教育部权力的张狂与傲慢。 病毒唑注射液中国的大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不但是三十年积累的恶习，也是六十年来大学没有灵魂的必然结果。更别说取消大学教育的十年世界级的荒唐之举了。这恶气的产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自由的丧失。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办学的权力全在教育部那里。教授没有学术自由，国家和教育部的课题如同哄猫逗狗的小鱼虾，搞得教授们团团转。可怜的教授们就连这点小鱼虾也吃不到，逗完了教授还得让大学的行政领导们吃掉。
大学就得有个有个精气神，一个大学的精气神没了，就如同行尸走肉。这个精气神是什么，这个灵魂是什么，就是两个字，自由。没有了自由，大学也就没有了精气神，没有了灵魂。失去了自由的大学，就变成了政治体制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部件，校长和教授们成了其中不自由的大小齿轮。
自由从消极的意义来讲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没有外在的强制就是自由。什么东西强制得最厉害，那就是权力。什么权力对大学的影响最直接，那就是教育部，只要教育部权力的介入，大学就只得玩个花拳秀腿，大学校园就成为玩偶之家的场所。精气神没了，自由没了，灵魂进入天国去了，大学不完蛋才怪。
中国大学是个什么样子，这可以有两个基本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历史定位。第二个定位是
横向定位。纵向横向这么一比，就有个基本定位。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什么东西都怕比，一比就知道哪好哪不好。同理，大学的好坏也是一个比。比得有标准，这个标准还是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搞两个凡是，即：凡是秉承自由理念的大学都是充满活力的大学，从结果上看也是人才辈出的大学；凡是不秉承自由理念的大学，都是死气沉沉的大学，是蠢才庸才奴才辈出的大学。补子
历史定位得和过去比，得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比。不能自己和自己比，自己一比总是一天比一天好，前途总是光明一片，硕果累累，很是自欺欺人，自我陶醉。中国大学六十年与六十年前相比是落后了还是进步了。这个定位很让权力者尴尬，让那些所谓的教授汗颜。过去上到位高权重者，下到普通民众，都知道一个死理，那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是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既然万恶，也就没什么好处而言。今天看来，此理大谬。旧社会有恶，但并不万恶，因为国民党讲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时候，对于大学的影响也有限。国民党也想把这三个一搞到大学中去，可是没有搞成。蒋介石一辈子也没搞掂大学（张鸣），这也表明大学不万恶。没搞成大学就自由了，搞成了大学就不自由了。国民党时期的大学基本上还能保留个自由。
1927年国民政府的成立之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开始施行，大学院作为独立机构，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和学术研究机关，其“承国民政府之命”，但不隶属于国民政府，享有“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后虽然大学院改革的计划搁浅，但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团体在大学中逐渐形成，统一政府的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均被强有力的驳回。所谓的教授，皆有主见，不为强力所逆转，不以人情而缄默；虽然意见相异，道义不同，但彼此之间均不以政治衡量，更不以利益衡量；讲课自由，不受教育部统一教材的约束，更不屈服于国民党的王子若“党化教育”。所谓的学生，或以富国强民为目标，或以高深学术研究为宗旨，每遇不平之事，必是情激愤奋起而维护正义；没有学生相信绝对的权威，更没有学生同意绝对的真理，对待教授如此，对待政府更是如此。（见李普曼：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学之大的典范）
不管是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守昆明的西南联大，他们拥有自主权不只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对他们压制较轻或无力研制他们，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大学管理者敢于与教育部叫板，敢于与南京国民政府斗争，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敢于为大学争取自主权而斗争，甚至不惜放弃校长之高位，不惜丢掉饭碗。远的不说，与中国科技大学同在合肥的安徽大学，在民国时期安徽大学出名或者说拥有自主权难道是因为教育
主管部门不压制吗？当然不是，而是安徽大学的校长敢于维护大学的自主权，著名事件就是刘文典校长拒绝蒋介石的访问要求。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大学，不管是国立，还是省立，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压制并不比现在的大学少，有时还受到军阀的压制，但是他们依靠敢于维护自主权而斗争的骨头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荣誉，从而赢得了属于大学自己的自主权。（见何勇：大学缺乏自主权先请自我反省）
再以西南联大为例。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古拉米什维利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衰落）
自由之花，必结自由之果。据申泮文教育家博客介绍：“西南联合大学理工科在1938～1946期间，教授粗计 120人，毕业生1500人，给国家的人才贡献，以各级各类院士的数量
为标志，共得院士 137人，按总人数计，总院士成材率约为12:1 ，即每12位理工科师生成长出１位院士。理科各系毕业生的院士成材率是：算学系14:1，物理系10:1，化学系20:1，地学系8:1。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材率，值得我们深入考虑，为什么在那样坚苦条件下，西南联大能够有如此高的杰出人才成材率，而在今天的高校在相对高标准优越条件下不大可能有很高的成材率？”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两院”院士的共170余人，几占到院士总数的一半。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奖金，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等4人获得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再看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国大学和外国比。我们和外国比，总是爱比皮毛，爱比外表。比规模、比速度、比人数、比产业，以量取胜，以大取胜。一比到实质就显得没有底气，没底气也不说自己没底气，没底气也以自大、自狂、自闭的方式显示出来，以攻击来掩盖自己的怯懦。一讲自由就认为人家总是亡我之心不死，总爱给中国来个和平演变。不过不比也不行，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当然得和一流比。这让一些人进退两难，进得接受自由的这一普世价值，不接受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就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不接受自由价值其结果还是办不成一流大学。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的教育是自由的。为了保证自由，美国大学采取的若干措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认为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美国大学是自治的。大学有权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情终成为普遍共识。在美国大学的自治制度框架中，包括大学的董事会非但不会轻易干涉学校的内部事务，反而缓冲外部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
国外在避免功利化方面，能严格划清利益与教学的界限。大学经费来源：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教授严格界定公私问题：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见《解放周末》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独家专访）
西南联大和美国大学的经验表明，要想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得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教授治校，教育家进行管理。没有这个精气神，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个理念，没有自由，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个常识，一个不尊重常识的国家还想创建一流的大学，除了做梦还是做梦，梦醒了也是痴人说梦。没了自由精髓的高楼就成了埋藏大师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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