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弗炉自秦汉以至五代十国，将近1200年之中，“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完全的分裂差不多400年，半分裂状态也超过200年。统一本身已不再成其为可以避免天下“树兵”的理由，也不再具有使天下安宁的意义。所以，到宋朝统一的时候，大一统本身已不再具有任何神圣价值。赵匡胤对其之所以要统一，讲得非常露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所表明的仅仅是：无论天下是怎样的“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哪怕统一并不需要专制，但专制却需要大一统。 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一方面，皇权专制在制度和经验上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积累；另一方面，科举制最终造成了地方势力再无可能崛起的社会基础。故自宋而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分散相权和地方之权方面，实行起来远比前代要有效而且容易得多。 风人物语在宋代，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宰相不止一个，轮流掌印，而且设副相予以牵制；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基层的县域，办事的权力被分解成许许多多的条块，形成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相互制约和监督的非常复杂的官僚系统；皇帝则有学士院作为自己的办公机构。 韩炼润滑油
元、明、清三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都不外乎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构建的；无非是强化中央的派出机构，使整个官僚系统的条块更加整齐有序，相互之间的牵制力也越来越强。然而，在皇权专制之下，只要皇帝稍有疏忽，专制的权力就可能沦于皇帝所宠幸的臣僚之手。权相擅政的问题在两宋转趋严重，性质上虽非相权的重新扩张，其人却因皇帝的宠幸，得以将原来因分拆而被削弱的相权集中而强化之，逸出皇权专制的法度之外。 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有鉴于此，明朝干脆彻底废除宰相之职；将相权并入皇权；用司礼监和内阁两套机构共同辅政、对掌机要；并使这两班人马始终处于相互监督和制约之中；中央各部则纯粹成为执行机构；又设专职，监察各执行机构；并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厂、卫军组织，执行京城内外一切有关维护皇权的特殊任务。阁权在明中期以后又有扩张，势头压过司礼监，造成皇权控制的失衡。清朝对宦官限制颇严；内阁也不再参预机要，只处理一般政务；另设军机处，权力在内阁之上，作皇帝的核心工作班子，属员和职权都出于皇帝的随时差派。
外滩画报上述中国历代政治演变的过程，按吕思勉先生的概括，就是“务集权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统驭，而事务因之废弛，则置诸不问”。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事权越分越细；任何部门、任何个人掌握的权力也都越来越狭窄；而部门和部门之间，官员和官员之间，始终是互相钳
制着的；整个官僚系统便因此而不脱皇权的掌握；有关民生的事业，有没有人去办，办得好不好，甚至办不办，反而无足轻重，一切放任了。
惟其如此，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之中，任何动作稍大一点的“改革”，都会引起体制的失衡，引起政治动荡，不利于皇帝专权。所以，“变乱成宪”的事情，就像人体对于器官移植一样，必然会引起强烈的排异反应。于是，“守成”就成了必须恪守的基本政治道德；而对于一切弊端却可以放任。
明朝自仁、宣致治之后，内乱外患不止，国势迅速衰颓，军备废弛，民生凋敝，宦官专权，党争乱政，官吏贪渎，世风日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是，这些看上去非常严重的问题，与维护皇帝专制的独一无二性来说，都不过是枝节。所以，像张居正这样的人，无论其所进行的改革如何“起衰振颓”，必然会被认为是包藏祸心而受到清算。
然而，恰如黄仁宇指出的那样，当张居正被清算之后，申时行因顾全大局而备受攻讦；戚继光、李成梁重整军备的努力亦归于失败；至于像李贽这样有“异端”思想的人，身陷牢狱自不足惜；而海瑞这样坚持旧道德、廉洁奉公、执法不阿的“模范官僚”，也令人如芒刺在背，同样不合时宜。其时，有大臣上疏：“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
保心包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
总之，“变乱成宪”固然不可接受，由“成宪”所造成的问题却必须听之任之。因为，这不仅符合官僚们阳为道德、阴为私利的处世原则，也有利于皇权专制对于政治平衡的需要。可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凭着制度的惯性，明朝仍得以继续坐稳江山。若非明末由河南、陕西连年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民变，决不至于引起像李自成攻入北京这样的事变发生，满族的军事力量也就未必有入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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