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者们】煌煌张居正——大汉民族最后的宰相

【变法者们】煌煌张居正——大汉民族最后的宰相
    5-  煌煌张居正——大汉民族最后的宰相 胆汁酸张居正就任大明朝内阁首辅的时候,内忧外患,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亡国之相。这事说起来真是没办法。话说我大汉民族建立起的历代王朝,其实有着超强的内部韧性,汉民族吃苦耐劳,也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可以在欧洲作威作福一千年,把欧洲人普遍整成了文盲加白痴。但是中华帝国总是生机勃勃,汉人只要能够定居下来,第二天就会着手把目光之所及的土地全都深耕一遍,把能种的植物都种上,把能养的牲畜都圈好了养上,不出一年,就是欧洲人心目中天堂般的沃土。导致汉族王朝灭亡的的原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边患。中华帝国的所有朝代,最大的财政支出就是军费,最大的政府责任就是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皇天后土,皇帝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维护我大汉民族的血脉和文化的延续,不至于被草原上的铁骑所践踏。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军事制度。如何有效的,用最小的成本动员起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保持住这份军事力量,是摆在皇帝们面前的终极课题。
(张居正像)
王亚忱在汉武帝篇和王安石篇中,老蛮我曾经阐述过中华帝国的军事制度,在这里,我再系统的阐
述一次:西汉王朝的帝王们选择的是役兵制,每家每户都有派出男丁服兵役的义务,服役个三年五年,没死的话,就能滚回家去。然而冷兵器战争其实比今时今日要酷烈得多,恶劣的后勤运输条件、粗陋和饮食和笨重的辎重,这些本身就足以杀死绝大多数从未经历过系统训练的农民了。让一个常年处于个体劳作状态的农民学会杀人技巧,学会战术编队,学会信任队友,学会令行禁止,学会自我牺牲,学会勇毅果敢,是要支付巨大的成本的。付出100份高昂的学费,能成长出一个合格的士兵,就不错了。所以实施役兵制的西汉王朝最终在和匈奴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财政破产,王朝覆灭。此后的东汉王朝和大唐王朝,开始实施佣兵制度。是一种终身职业,悍勇的职业军人拥有娴熟的战斗技巧,一百个职业军人形成的团队战斗力,就足以秒杀上万乌合之众的汉族农民了。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的军队反倒只不过是一比较有抢劫经验的牧民而已,相互之间的战术配合意识差得要命,唯一擅长的就是一大帮子骑兵一哄而上,乱七八糟的,看到啥都抢。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阶段,骑兵列队而战的战术,除了元蒙这个天生的战斗种族之外,其它游牧民族根本就没发展出来。所以东汉王朝和大唐王朝的职业军人,把游牧民族压制得死死的,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职业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会有不可遏制的成长为军阀的冲动,并最终引发军阀混战,以致游牧民族趁虚而入。三国两晋和五代十国,就是这种军
阀混战的恶果,汉族的血统差点就在这种内乱中被草原民族灭绝。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取消了职业军人制度,招收社会最底层的垃圾当兵,然后交给从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文官去指挥。这种瞎扯淡的制度导致北宋王朝孱弱不堪,一直都被游牧民族压着打。南宋皇族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有限度的恢复了佣兵制度,让岳飞组建了岳家军,但是很快就后悔,于是宋高宗赵构随便了个理由,杀掉了岳飞。然而南宋皇族最终也没敢解散岳家军这个典型的雇佣军团。岳家军此后长期镇守湖北襄阳一带,名将辈出,始终位于抗击金国和蒙元的第一线。南宋的问题在于,在有限度的恢复佣兵制度之后,竟然高度强化了“以文御武”的奇葩制度,读了几本诗书,能拽几句子曰,竟然就对统军大将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种奇葩制度之下,统领雇佣军团的将领们当然谈不上忠诚。在蒙元大军压境的最后一刻,南宋朝廷竟然还在挨着个的死整自己的大将,罢官的罢官,杀头的杀头,于是将军们纷纷叛变,出身于岳家军的名将刘整以及吕氏家族的集体降元,使得南宋朝廷丧失了最后的武装力量,于是只能亡国,赵氏子孙几乎死绝,这倒也算是了结了赵构冤杀岳飞的一段因果。 到了明朝,摆在朱元璋面前的终极难题,同样也是军制问题。朱元璋同样不敢恢复职业军人制度,他首先照搬了宋代的“以文御武”制度,当然了,他没敢做得像赵匡胤那么绝,没有一帮社会底层的渣滓回来当兵。朱元璋发明的是“军户制度”,也就是卫所
制度,给守边的军人授田,让他们在边境地区定居,娶妻生子,代代都是军户,战时打仗,闲时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当然了,为了稳定军心,大明朝奉行的是“天子守国门”,定都北京,几乎就处于游牧民族南下的第一线。在大明朝开国初期,军户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户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听着自己的父辈们讲述战争故事,总比普通的农户子弟更懂得战斗技巧;士兵们守卫的边疆,其实守卫的是自己的家园,这根本就不需要动员,士兵们很自然的就有了满腔战斗热情。 然而到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军户制度的致命伤已经暴露出来:军户和农户合一的最终结果,是新一代的军户子弟,将逐步丧失战斗技能,变成纯粹的农民。而且,军户的社会地位,甚至比普通的农户还低。农民们如果受到欺压,还勉强有点法律途径可以走,还能尝试通过司法途径伸冤。军户的田地被长官霸占走,那是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的,你要是敢抱怨,立刻就会被作为炮灰扔到战场上,你的长官有几万种办法让你死得无声无息。1368年大明建国,到1582年,48岁的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210多年过去了,所谓的军户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大明边军基本上就是一帮纯粹的农民,赖以谋生的军田也早已丧失殆尽,士兵们怨气冲天,兵变不断。北方草原上的女真人蠢蠢欲动,东部沿海的倭寇横行无忌,两广地区的土人连续造反,朝廷派出多少流官,就要死多少流官,两广地区的“改土归流”已经完全失败。大明朝廷当时一年的军
费开支,竟然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两倍多,于是只能连续加征税赋,老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是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这就是张居正面临的末世局面。 重压之下的张居正迎难而上,做出了两个惊人的变革:重启佣兵制度,以及减税。在北方,张居正支持李成梁组建了辽东骑兵,在南方,则支持戚继光练成了戚家军。这两支纯职业军队几乎横扫了大明所有的外部敌人。李成梁的铁骑军面对女真人算得上是战无不胜;而戚继光更狠,戚家军先是把原本气焰嚣张的倭寇打得满地牙,然后调到北方,把蒙古人女真人以及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游牧民族统统打得抱头鼠窜。张居正为此练出这批强悍的团,甚至放弃了“以文御武”制度,给了李成梁和戚继光以充分的指挥权力,对于胆敢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文官,张居正的处理方式很是粗暴:一律赶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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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张居正颁行“一条鞭法”,这算是中国税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在张居正之前,缴税缴的都是实物,麻烦得要命,比如农户要上缴的是谷粮,织户则要上缴绢布,实物必须要检验成,这其中有无穷无尽的贪渎机会。一旦税吏宣称你缴纳的实物质量太次,你哭都哭不出来。张居正深悉这其中的弊端,于是改变了收缴实物的税法,改为以货币形式收税,将实物折算为银两,直接向老百姓收钱就行。这个法子清晰明了,贵金属的成基本上无法作假,税吏们哪怕再有空子可钻,至少也比之前要少了很多。在事实上,这就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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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向全国人民减税。大明朝的经济因此重新焕发了生机。我不是一个坏女孩 然而张居正的这两个变革,事实上是同时站到了帝王和官吏的对立面。推行佣兵制,当然可能导致军阀集团的重新出现,万历皇帝对此当然不会乐意;而解除文官对武官的绝对控制权,并缩小税吏的贪渎空间,这就把整个文官体系都得罪到了骨子里。张居正十年首辅,累死在了任上。他死后只有两年,就遭到了万历皇帝和整个文官系统的清算,家人大部分被关起来活活饿死,剩下的则全数被抓去充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只剩下“一条鞭法”勉强维持。戚继光被罢官,不久就贫病而死。李成梁同样也被罢官。当然了,这一次万历皇帝就跟当年的宋高宗似的,迫于外患的存在,同样不敢擅自解散这两支强大的雇佣军团。戚家军在整个万历朝东征西战,战功累累,他们最后的辉煌,是在丰田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作为朝鲜国的援军,以巨大的牺牲,击溃了日本侵略军。而李成梁的辽东铁骑最终发展成关宁军阀集团,始终将女真人牢牢的锁死在关外。在大明朝亡于陕西流民起义之后,关宁军阀集团投靠了女真人,回头镇压汉人的起义军,并获得了异姓王的地位,被满清朝廷封了四个王。满清朝廷当然不会允许这些职业军阀的长期存在,到康熙朝的时候,经过艰苦战争,终于将以吴三桂为首的军阀势力清扫一空。关宁军阀集团,至此才算是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盐城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失去张居正之后的大明王朝再也没有了能独当一面的宰相。万历朝还能吃张居正积
攒的那点子老本,吏治还算清明,戚家军和辽东铁骑也还算能打仗。然而到崇祯帝的时候,吏治再次败坏起来,一条鞭法名存实亡,老百姓的税负沉重不堪。戚家军已经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死了个干净,新成长起来的关宁军阀集团则对以文御武的机制心灰意冷,根本就懒得理睬大明朝廷的那帮文官。关宁军维持对女真人的守势就足够了,至于像袁崇焕这样的文官们制定的所谓平辽策,关宁军连听一听的兴趣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席卷整个大西北的旱灾终于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民们一路攻入北京,如无无人之境,崇祯皇帝手头上连一个可以调的兵都没有,于是只能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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