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鸿祥 孙丰鸣 张
秋收起义的意义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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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报刊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渐向体制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中央苏区红报刊大量涌现奠定了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这一体制包括了报刊的行政组织机构关系、管理体制、运行体制、经营体制、发行体制、编辑制度和报刊的专业化发展等。临时中央政府所建构的新闻体制，一脉相承地发展为新中国新闻体制建设的理论来源。 【关键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报刊体制；全党办报；众办报；中央苏区
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行革命斗争。之后党也开始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报刊进行新闻体制建设。这种报刊体制也为之后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新闻体制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一、临时中央政府报刊体制形成的历史语境
临时中央政府的报刊事业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背景之下开始的。临时中央政府报刊事业在政府成立之前就已有了初步发展。1927—1928年，红军初创时期，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主要采用演讲、标语、布告、传单、墙报等形式开展宣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新型政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便开始加大了报刊宣传力度。在内忧外患之下，共产党非常重视党报，认识到党报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包括新闻出版事业在内的方针政策，并指出党办报刊的目的在于革命宣传。这些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报刊事业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从问世起，作为宣传工具的报刊便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和工具性。因此，临时中央政府时期的报刊有着鲜明的党性特征，形成了极具特的报刊管理体制。
二、临时中央政府报刊体制的主要内容
宝马案 “体制”是指某特定“机构”及其稳定关联所形成的结构，以及机构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1]媒介体制对媒介自身的发展具有调控和规范的作用，通常包含媒介与行政组织机构的关系、管理体制、运营体制、发行体制等。临时中央政府报刊体制的构成，主要包括行政组织结构、管理体制、经营体制、发行体制和内容编辑机制五个方面。
（一）报刊机构是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的行政组织机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事业陷入很大的困境，重建新闻事业便成为彼时共产党人新闻事业的重要目标。为此，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决议，开展报刊体制的建设工作。在《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提出将宣传和鼓动工作作为系统化的任务，以下设“对内的刊物”和“对外的刊物”两大部分重建新闻宣传体制，对中央机关报的发行和组织等作出了明确要求，形成了中央党报体系。因此，中央苏区的报刊是“作为政治机关的喉舌而创刊”的，政治属性都非常高。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报刊事业的行政化管理，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包括报刊在内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也纳入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任务。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省、县、区苏维埃政府一律设立文化部，管理和领导苏
区新闻出版等工作。同年底，直属于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出版局成立，负责新闻编审、出版、印刷、发行，对报刊的出版流程进行整体的管理和调控。通过各级党组织有规划地领导报刊出版，使得这一时期我党的报刊事业发展迅速——红报刊也成为党在革命斗争中争夺舆论阵地的有力武器。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报刊是党和政府的政治喉舌，是文化宣传部门职能的延伸，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的基层，“报刊工作是宣传部的一项工作。宣传部指定一两名干部负责报刊编辑出版工作”[2]。
（二）形成了党管报刊的管理体制
（1）制定法律法规构建报刊管理体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对报刊的发展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制定了许多党内法规，这成为中央苏区报刊管理体制的基石。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便有报刊管理体制的内容：“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3]上述规定就发展为党管媒体的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了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工会杂志、日报、周报的报刊体系。1925年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重新对党报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为党报的报道内容指明了方向，要求中央设立“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应下设编译委员会，承担报刊、小册子的编译工作。[4]1931
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颁布，决定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的一切领导，并要求“各省委應根据这个决议讨论地方党报的具体计划”[5]。此后，从中央苏区中央局，到各省和县级党委都建立了党报委员会，而且很多省级及以上的报刊纷纷成立“编辑委员会”，管理报社编务工作。同年，中共中央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等文件，共同规范和指导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管理。
（2）组织领导干部参与报刊建设。苏维埃政府出台一系列决议，要求党内领导参与报刊创办、宣传和管理工作，并规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6]因此，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也积极投身到报刊建设工作中，其中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中华》是在的关心和带领下创办的。《红中华》报创刊后，、周恩来、项英、张闻天等领导经常过问、指导该报的工作，为报纸写社论、专论，或者提供苏维埃政权的理论文章等。第50期以前，该报约有一半以上的报纸都有项英署名的社论或专论。撰写的查田运动的文章也刊登在《红中华》报上。他还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经常在该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为国民党出卖天津宣言》等类似宣言或通告。他写的有名的长冈乡调
查报告和才溪乡调查报告就发表在《斗争》上。
（3）由党组织任命报社主要领导和编辑。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是“红军的报刊，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中央苏区各地方党委陆续创办报刊以后，这些报刊就归口地方党委宣传部主管。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到各省、县的党委，都先后成立党报委员会，统一管理报刊，包括任命报刊负责人和编辑等。彼时省级和省级以上的报刊编辑部都会成立编辑委员会。由于一些报刊编辑人员不足，中央组织部通常还会增调编辑人员来补充和充实报社的编辑力量。当然，隶属于苏区政府部门的领导兼任报刊领导的情况也非常常见。“《红中华》的历任主编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派遣，李一氓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7]该报初创的负责人和主笔就由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担任。[8]而瞿秋白是在做着中央教育部长时，被委派过来兼任社长。另外，很多报刊为保证按期发行，工作人员经常被要求一人兼任多项工作，不仅负责组织稿件、编辑稿件，还要时常外出采访，搜集资料，或者负责校对工作等。
（三）形成依赖政府补贴经费的经营体制
报刊的经营收入一般由广告费和订阅费构成，但中央苏区的报刊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
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独特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和工具性。党创办报刊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效益，而在于开展革命斗争宣传，因此，临时中央政府所办报刊不以盈利为目的，运营实行报销制，办报办刊经费由政府承担——发行经费由政府拨付，纸张、油墨由政府供给，不刊登商业广告，也无广告收入。虽然个别报刊会以售卖的方式增加经营收入，但总体上是入不敷出。比如，《红中华》报创刊时明示“收报费铜元一枚”，但总体上是难以为继，不得不从第19期后改为“每份收铜元2枚”。
（四）建成自上而下的报刊发行体系
报刊发行直接关系到党在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成效，关系到党与众的联系。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中央苏区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报刊发行网，但事实是，1931年中央审查了报刊的发行工作，认为“目前全国发行工作做得非常散漫。中央党报和各种书籍小册及其他宣传品的发行，没有统一的计划，并且多散布在上层机关，很少传布到下层组织中去，更少散布到众中去。党的发行工作在许多地方几乎完全脱离众”[9]。随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要求“在全国各种重要中心区域建立完成发行路线”“建立对苏区发行工作”“建立巡视制度”，并责成省委及地方党部立即成立发行部或增加
发行员，建立自省委到众的发行网，并规定省委、区委和工会等众组织的发行建设要求，如区委发行员要将省委发来的刊物分发到支部的发行员。[10]1931年底，中央出版局成立，设置编审、发行等多个部门，执行管理、检查、审批报刊出版发行任务，承担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和发行重任。1932年1月和4月，又先后组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和中央总发行部，其中中央总发行部不但是中央苏区书刊发行工作的管理部门，同时还是《红中华》等中央报刊的发行部门。而《红中华》报为了扩大发行范围，还建立了报纸发行责任制，由各级党员负责推动报纸发行，提出发行目标，开展发行竞赛。通过一系列发行改革措施，《红中华》报的发行数量由最初的3000份，发展到1933年至1934年间的4万份。[11]一系列发行举措的推进，改变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脱离众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党部，从党政军机关到团与个人相结合的发行网络。
（五）形成内容生活化、表达通俗化的编辑风格，构建通讯员网络，弥补稿源不足
土地科学与技术 中央苏区建设早期，列宁有关“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新闻观念，已被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和报刊编辑所接受。而身处白政权包围圈的环境，也让中央苏区报刊自觉地把“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个中心
任务作为自己的宣传使命。《红中华》报创刊时，在发刊词里就宣称，要成为建政运动的指针。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苏区中央局就要求报刊在围绕反“围剿”和苏区建设的工作任务中承担起宣传者、动员者的作用。因此，针对当时的报刊编辑工作，1933年初，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開始加强管理，特别对《红中华》报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工作任务增出党的生活版面、苏维埃建设版等；在内容编排上，报刊加强了本地生产生活的报道，大幅度削减了原来每期几乎占近一半版面的国际时事新闻，同时增加了贴近实际、贴近众的报道，以及报社发出的号召，如节约粮食、扩大红军等，减少了上层活动报道、法令和条例报道。为了适应苏区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红中华》报等刊物还努力改变生涩的书面语言，以通俗化的语言如众的口语、俗语来表述，文风朴实又不失活泼，篇幅短小精悍，编排上图文并茂，常常辅以漫画、山歌、口号等形式。
由于各报刊编辑人手短缺，比如《红中华》报人数最多时也不过12人，报刊的新闻来源严重依赖外稿，自采率偏低。以《红中华》为例，其新闻来源主要有三：苏区以外的国际国内新闻，一是由军委的军事通讯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稿，由报社编辑改编；二是由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传送；三是苏区以内的新闻，多由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军委机关提供。[12]
为了减轻报刊编辑人员的工作任务，缓解采编人手不足等问题，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组建了报刊通讯员网络，要求“中央苏区里的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以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个同志为红中华的通讯员”。[13]而通讯员的任务之一，就是搜集实际工作材料与消息，写成通讯稿寄给报社，以丰富报社新闻来源，减轻编辑压力。《红中华》当时就“有一支4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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