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9卷 总第36期) Journal of Inner M ong 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 ocial S cience Edition)No.6 2007(Vol.9 Sum No.36)
诚实与信任教学设计● 董其号，刘素民
(华侨大学，泉州362021)
摘 要：从西方思想的发展来看，存在的勇气问题曾经曾一度以隐性的形式遮蔽在伦理学、生物学、神学和其他科学之中。但是随着“上帝死了”的哲学思潮和虚无主义的到来，人的生存受到无意义的威胁，使“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开始在哲学的视域以显形的方式彰显。 关键词：上帝死了；焦虑；存在的勇气
中图分类号:B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7)06-0014-04
自尼采(Friedrich W 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宣布“上帝死了”以来，西方人不得不走出自己在精神
上的“童年期”而开始进入无所依傍的“成年期”，并开始经历痛苦的“精神断乳”。世界历史上的两次惊人魂魄的世界大战使得“精神断乳”的阵痛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西方人开始被一种充满悲怆的情绪所笼罩。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 ostoyevsky,1821-1881)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切皆允许”的慨叹，还是加缪(C amus,1913-1960)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荒诞感的抒发，都是这个时代之焦虑情绪的浓重表达。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存在哲学视域中的“焦虑”不仅仅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上去理解，更是从生存论的层面去把握。存在哲学的“焦虑观”就是个体生命失去神恩(G race)搀扶后无所依靠的不安的表达，它揭示了现代人在失去传统的世界的意义后对人生“在世”的“在”本身的一种牵挂和自觉。存在哲学对“焦虑”的揭示确立了个体生命的自由本体论的地位和通过个体生命的自由创造赋予世界一种新的意义的企图，而与这种个体自由凸显相随而来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与存在主义一样，保罗・蒂里希(Paul T illich,1886-1965)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是从人的存在性焦虑出发的。存在主义视野中的人是现世的、个体的、处在生存焦虑和虚无困境中的人。存在主义揭示了人的存在具有时间性。人是有限的，因为,“非存在”———否定———渗入到他的存在的最核心之中。因此，人时刻遭受“非存在”的威胁。在蒂里希看来,“非存在”具有双重面孔，就像梦魇的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对毁灭性的“狭窄”(narrow2 ness)的焦虑，对无路可逃、对害怕陷入陷阱的焦虑。另一种是对毁灭性的“敞开”(openness)的焦虑，对无限的、无形式的空间(人坠入其中而无立足之地)的焦虑。就像这两类梦魇一样，社会的境遇也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没有出路的陷阱，一方面是空洞、黑暗与无
知的虚无。同一现实所具有的这两副面孔，在每一个凝视它们的人那里产生了潜在的焦虑。[1]195蒂里希认为，对付人类生存性焦虑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有勇气以自身的自我去承受它：勇气!”[1]1112“上帝死了”以后，人与神之间的中介被扯断了，人类无所依靠，个体的人不得不在这个压迫自己的时代中独立担当一切意义。与存在主义一样，蒂里希认为,“存在-本身”通过每个个体生命证明自身，只有存在-本身才能克服“非存在”的威胁，使每个人拥有“存在的勇气”。当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 -1976)分析此在的沉沦，此在的操心、筹划之时，蒂里希借此方式来分析勇气作为揭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存在的勇气”重新嫁接了人之存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关联，为人之存在寻得持存性的根基，为人类走出精神困境开出一条林中小道。存在的勇气的探索，成为“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及终极关切的理性表达。
一、作为问题的勇气及其本体论根据
在《存在的勇气》一书中，蒂里希追溯了“勇气”一词在西方的使用历史。“勇气”一词最早在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Laches)中已经有所表现。在该对话中，苏格拉底和著名的里克阿斯(Ni2 kias)将军讨论关于勇气的界定问题。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我们到底未能发现勇气是什么。”随后，在《理想国》(Republic)中，柏
3收稿日期:2007-09-2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世纪意志自由的神圣与世俗之境”(项目编号20060390377)；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伦理学的‘人学’解读”(项目编号2006B056)；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解放’视域中的理论对话———
马克思主义与新托马斯主义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J A6006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董其号(1982-)，男，浙江苍南人，华侨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哲学。
拉图把勇气与那种叫thymós(精神化了的、勇敢的要素)的灵魂要素相关联加以讨论。他把勇气看作位于理性与欲望之间的一座桥梁，这种“中介因素”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本质功能，一种伦理价值，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品质。[2]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气是对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内在目的或圆极的肯定，但这是一种本身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肯定。[2]4这种自我肯定体现了一种力量，它指的就是人的“坚毅”———一种古代骑士和贵族特有的品格。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则认为,“勇气是心灵所具有的力量，能够征服反对我们获得至善的有威胁的任何东西”。[2]6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看来，完美的勇气是神圣精神的馈赠。通过它，心灵所具有的自然力被提升到超自然的完美高度。勇气听从理性的吩咐并执行心灵的意图。它是灵魂的力量，能在最大的危险中克敌制胜。勇气给予的是安慰、忍耐和经验，难以同信仰和希望相区分。斯多噶主义(Stoic)认为，理性是人的真正的或本质性的特征，与之相比，其他任何品质都是偶然的。存在的勇 气是肯定人自己的理性本性的那种勇气，而不是强调我们身上偶然性的东西。显然，这里所理解的理性不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推理”能力，即不是以经验为根据、以普通逻辑或者数理逻辑为工具的论辩能力。对斯多噶主义来说，理性就是逻各斯，即作为整体的现实所具有的意义结构，特别是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意义结构。斯多噶主义的勇气是一个体中心对存在的逻各斯的服从为前提的；它是对理性所具有的神性力量的参与，因为它超越了激情和焦虑的领域。在斯宾诺莎(Baruch de S pinoza,1632-1677)那里，勇气和人的自我肯定紧密联系。斯宾诺莎的勇气不仅是人类伦理的一种品性，而且是人类存在的本己力量。“一切竭力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而是该物的实际本质。”(《伦理学》ⅲ，命题7)努力使一事物成为其所是，以至于如果此努力消失了，该事物本身就不复存在。在斯宾诺莎看来，对他人的爱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表现。因此，勇气既表现为肯定自身的自爱，同时也表现为对他人的爱。尼采用“生命”的概念取代了斯宾诺莎的“实体”的概念。在尼采看来,“‘生命’一词表示一种过程，在这过程中，存在的力量得以自我实现出来。但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它要克服那种包含在生命中然而却否定生命的东西”。[2]22勇气就表现为一种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它是对生命力的肯定。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是求得更多生命的意志，强力本身就是强力的意志。强力是一种自我肯定，只不过这种自我肯定是把自我否定包含在自身中，但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尼采说:“生命的确在为强力而牺牲自己”。这种不断超越自身的自我就是一种勇敢的和善的生命。具有这样的生命的灵魂摒弃“一切怯懦的东西；它宣称：坏———这就是怯懦”。[2]24尼采说:“你有勇气吗，我的兄弟?……不是那众目睽睽之下的勇气，而是隐士与鹰隼的勇气，这是甚至连上帝也见证不到的?……那种知道恐惧但又征服恐惧的人是
有魄力的人；他瞥见深渊，然而却带着高傲的情怀。那以鹰隼之眼打量深渊的人,———那以鹰隼的利爪把握深渊的人，才是具有勇气的人。”[2]24尼采接受了“上帝死了”的暗示，把目光投向非存在这一深渊的勇气。
蒂里希对历史上的勇气问题的概略的回顾表明，在从柏拉图的《拉凯斯篇》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西方思想的绵延中，勇气的本体论问题已经引起哲学的追思，部分原因在于勇气的道德特征离开它的本体论特征就无法得到理解，部分原因在于对勇气的体验被证明是接近实在的关键途径。[2]25但是，蒂里希
也注意到了关于勇气的自然主义、机体主义、道德主义、宗教主义等种种解答存在着的局限性，于是，蒂里希从存在论角度对存在的勇气问题进行深刻发掘，以根本解决勇气的问题。蒂里希认为，存在的勇气具有伦理学的与本体论的两种含义。“作为人的行为，作为评价的对象，勇气是一个伦理学概念；而作为对人的存在的普遍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勇气则是一个本体论概念。”[2]3一个本体论的概念的功能，是要运用经验的某一领域去指示存在-本身的特点。因此，本体论上的勇气就是人的“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伦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相冲突的生存因素。”[2]3蒂里希走存在论和生物学相结合的路线，目的在于发掘勇气与人的存在的内在同一，而不是仅仅限于其外在的、偶然的、给定的、暂时的关系。蒂里希认为，苏格拉底在寻作为一种美德的勇气的定义上所遭受到的失败正好“暴露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对
于勇气的理解，必须对人和他的世界、他的结构和价值的理解为前提。”[2]2对勇气的把握必须置于人的本体结构、人的生存处境之中。在蒂里希看来，存在论的问题就是作为存在之存在的问题。它所考察的，是仅就其存在而言的一切事物的性质，它所提供的答案，决定着对一切特定形式的存在的分析。存在论的问题产生于所谓“非存在的惊骇”。(非存在(non-being)的惊骇，是对于否定的意义上的、
“不存在”的意义上的“非存在”的惊骇)对蒂里希而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存在哲学的结合就是他的“存在论”。从逻辑结构上，它可这样表述:“存在‘拥抱’自身与非存在。存在在其本身之内就含有非存在，这种非存在是作为神的生命过程中永恒存在又被永恒克服的东西而存在。”[2]28非存在属于存在，不能从存在中分离出来，它是存在的否定方面。正因为有了“非存在”的挑战，才使得“存在”成为生命的基础，才使得“存在”所作的自我肯定不是一种僵死的自我同一。非存在使存在敞开，被揭示、表现、显露出来，因为正是“非存在”驱使存在脱离孤立隐蔽状态，迫使它能动地肯定它自己。存在的勇气就是存在结构内部的两种因素斗争的结果和体现，就是存在不顾“非存在”的威胁和挑战的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不是来自外部力量或“他者”，而是来自存在-本身。因而,“勇气”是“存在性的”、
“内在性”，是“存在的勇气”。
所谓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而“自我肯定”(self-affiration)就是使每一个存在物成为其所是的那种努力。如果此努力消失了，存在物便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种“不顾
”的努力需要存在的力量为支撑。因此，具有“不顾”性质的勇气一定植根于这样一种存在之力中：它比自我的力量强大，也比人处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强大。[2]120这种力量就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的自我肯定是这样一种力，它使有限存在———存在的勇气———的自我肯定成为可能。正因为存在-本身具有不顾非存在威胁而自我肯定的性质，勇气才成为可能。
蒂里希认为，勇气参与到存在-本身的自我肯定中，参与到那些比存在物强大的存在之力中。在神秘的、个人的或绝对的行为中，特别是在人体验到非存在的威胁时，便知道自己的存在的勇气的泉源何在。人在无意中接受存在之力，因为，作为存在物，人已经参与到存在-本身之中了。存在-本身就是决定“生存还是毁灭”问题的终极根据。毫无疑问，在蒂里希眼里，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上帝”。在《系统神学》中，蒂里希明确指出,“上帝之存在，就是存在-本身。上帝之存在不能被理解为同别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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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号，刘素民 “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兼论保罗・蒂里希之“存在的勇气” 哲 学
并列或高于它们的一个存在之实存。”[1]1170“上帝就是存在-本身”是唯一非象征性的陈述。蒂里希认为，用隐喻“存在的力量”就能很好地描述存在。因为“力量是一种存在物不顾具体存在物的对抗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2]138存在本身的力量指的就是“存在肯定自身以反对非存在”。“非存在———使上帝
的自我肯定带有能动性的东西———打破了神的自我孤立，使之作为力和爱而显露出来。”[2]138正是由于非存在的挑战，存在才成为“生命的基础”，上帝才成为一个活的上帝。因为,“如果在他自身和他的造物身上没有他必须克服的否定，那么，神圣的肯定对他也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样，就既没有对于存在的根基的显露，也没有生命。”[2]138由此可见，勇气的自我肯定植根于存在本身之中，是一种克服非存在的威胁的奋斗追求，是存在克服非存在而肯定自身之力量的体现。因此，存在的勇气作为一种力量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存在-本身。
蒂里希认为，焦虑和勇气具有一种与身心相关的特点，它们既是生物学的东西，又是心理学的东西。“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恐惧和焦虑是守护者，防范着非存在对生物的威胁，并且对这种威胁作出保护与抵抗的反应。”[2]60蒂里希把恐惧和焦虑看作“执勤的自我肯定”的表现。这种表现在精神病患者的身上得到有力的验证。精神分析学表明，一个带有精神病人格的人对周围的环境具有极强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是一种有预感的恐惧，一种对非存在逼近的焦虑意识，没有这种预感性的恐惧和驱迫性的焦虑，任何有限的存在物都不可能生存。按照这个观点，勇气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欣然地承担起由恐惧所预感到的否定性，以达到更充分的肯定性。蒂里希认为,“生物学上的自我肯定，就是指对匮乏、辛劳、不安全、痛苦、可能遭受的毁灭等等的接受。没有这样的自我肯定，生命不可能得到保存和发展。一个存在物的生命力愈强，它就愈能不顾有恐惧和焦虑发出的危险警告而肯定自身。”[2]61这一点在动物的身上得到完满的展现(比如为了保护后代或体)。但是，蒂里希认为，人的
生命力与动物的生命力不同,“人的生命力不能被看做与‘意图性’无关的东西，即不能被看做是与意义无关的东西。”[2]63人的生命力与人的意图性同样伟大；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这一点使人成为所有存在物中最富于生命力的存在物，使人能够自由地去超越任何给定的实在，使人不受“存在性的”束缚。“生命力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使人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去自己。”[2]63一个存在物超越自身的力量越大，它所具有的生命力就越强。蒂里希认为,“技术创造的世界，就是人的生命力、人对动物无限优越性的最突出表现。唯有人有完全的生命力，因为唯有人具有完全的意图性。”[2]63在蒂里希看来，人具有完全的意图性，是因为“人总是在意义中生活，在那些逻辑上、审美上、伦理上、宗教上都有根据的事物中生活。”[2]63正因为人是生活在意义结构中，在与现实的每一接触中，人都超越了这种接触。人总是被意义世界所驱动，被可能性所诱惑，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生命就存在于这自由之中。自由是他生命力的源泉。
蒂里希认为，从本体论上看，勇气是生命力的一种功能。但是，蒂里希强调“这种生命力却不是那种能与人的整个存在、人的语言、人的创造性、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终极关怀等等相分离的东西。”[2]64在传统的理论中，人的精神生活被理性化为“心灵”或者“理智”，这种行为带来一个不幸的结果，即存在于“精神”中的生命力因素被分解出来、被解释为一种独立的生物力。“人被分解为两半，一半是没有血气的理智，一半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力。二
者的中介联系即结合生命力和意图性的精神性灵魂被丢掉了。”[2]64然而，蒂里希认为,“人身上绝无‘仅
属于生物学的’东西，正如绝无‘仅属于精神的’东西一样。他身上的每一细胞都参与了他的自由和精神创造，而他精神创造的每一行为都受到他生命动力的滋养。”[2]64在此，蒂里希强调勇气是连接生命力和意图性的中介，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即一种被希腊人称之为“美德”(aretes)的东西，它是一种力量与价值即存在的力量与意义相结合的现实。因此，勇气绝不应该当作一种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肯定即本能的反抗，一种缺少理智和智慧、没有目的和价值的蛮勇、鲁莽行为，更不是出于一个生命力未完全人化并自我耗费着的野蛮人的行为。真正具有勇气的人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贵的品德和崇高警戒的“精神贵族”，而不是目不识丁、胸无大志、品质平庸的人。勇气是人的生命力的一种功能，一种出之于生命力与意图性统一于其中的自由和精神，一种具有“不顾”性质的自我肯定。
二、绝对信仰———弥合与超越
在蒂里希看来，存在主义是基督教神学的福气。存在主义对人类处境的分析，有助于重新发现古典基督教对人类生存的解释。“存在主义分析了那‘古老的永劫’，即人及其世界在疏远状态中的困境”。[1]1250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人永远不会穷尽自身的可能性。生存(existere)的意思是从非存在或虚无中“站出来”，可是对于人来说并非绝对，因为，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物，人总是受到非存在的威胁。有限的生存的一大特点就是：有一种同自己的本质存在疏远或隔离的感觉。在基督宗教传统中，人的
这种状况是用亚当的“堕落”的象征教义来描述的。按照蒂里希的看法，神学必须“清楚而明确地把‘堕落’作为人类普遍处境的象征重新提出来，而不是当成关于‘从前有一次’发生的事件的故事”。[1]1253因为，堕落是“本质向生存的转化”，是潜在的善向完满的善转化必然要经历的一场运动。而关于超越性堕落的神话，表明了“生存之悲剧性的普遍的性质……生存之构成本身，就包含着从本质向生存的过渡”。[1]1263
在蒂里希看来，人的疏远状态或异化状态是一种超历史的堕落的结果。人的堕落产生了“罪”。蒂里希认为，罪就是疏远人类的生存状态。在罪中，人同自己的存在的基础疏远了，同其他存在物疏远了，同自己疏远了。罪表达了疏远的人格方面即自愿的背离行为。“人的困境就是疏远，但他的疏远就是罪……罪既是个人的自由，又是普遍的命运的问题”。[1]1273在疏远的状态下，勇气总是包含着一种风险：它总是被非存在所威胁。这种风险或者是失去自我而变成整体事物中之一物，或者是在空虚的自我相关中失去自己的世界。在蒂里希看来,20世纪非存在的威胁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由怀疑引起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那么，在弥漫着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的这个时代，是否有一种勇气能够把两者统一起来又能够迎对这种焦虑而不顾自身的有限性呢?蒂里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意义上，存在的勇气即是信仰的表现，不过这个信仰不再是某种神学观念，而是一种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状态了。蒂里希指出,“信仰不是对某种不确定事物的理论肯定；信仰是从生存上接受某种超越普通体验的东西。信仰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处于存在的力量的控制下，这种力量超越一切存在物，而每一存在物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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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第9卷 总第36期)
到这种力量之中。受制于此力量的人能够自我肯定，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存在-本身的力量的肯定。在这一点上，神秘体验和人———神交往是同一的，两者都把信仰作为存在的勇气的基础。”[2]138蒂利希称之为“绝对信仰”。
在蒂里希看来，以“绝对信仰”而存在的勇气是克服空虚和无意义导致的焦虑的最后一张药方。空虚和无意义的前提是“怀疑”，而绝对信仰不是对某一种具体对象的信仰，而是一种终极关切，因为每一得到规定的具体内容都可以被怀疑和无意义所瓦解。“假如把信仰理解为相信某物为真，那么怀疑就与信仰行动不相容了。假如把信仰理解为终极的关切，那么怀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了。它是信仰之冒险的结构……隐含在信仰之中的怀疑，不是对事实或结论的怀疑……人们可以称之为生存上的怀疑，以与方法论的和怀疑论的怀疑相对照。这种怀疑并不对一个特定命题是真是假提出疑问。它不排除每一个具体的真理，但它意识到了所包含的怀疑还接受了这种不可靠性，并在出自勇气的行动中把它纳入了自身。信仰包含勇气。因此，它可以包含对自身的怀疑。”[3]蒂里希认为，一个出自真正的信仰的行为是一个出于勇气的行为，因为它是一个有限存在物肯定“存在-本身”的自由行动。“‘信仰’的意蕴必须通过存在的勇气才能得到理解”[2]133。勇气是自我不顾非存在威胁而对存在作自我肯定。这种
自我肯定的力量就是存在的力量，它在一切勇敢的行为中起作用。信仰就是对存在-本身的力量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具有悖论的性质，即接受“被接受”的性质。
在蒂里希看来，信仰可以在有限的存在物与无限超越它们的存在-本身之间的无限鸿沟上架起桥梁，所用的方法便是接受以下事实:“不顾由此鸿沟，还是有存在的力量；被分隔者得到接受。信仰接受了‘不顾’；从信仰所具有的‘不顾’中产生出了勇气的‘不顾’。”[2]133但是，这种接受并无作为人或物的接受者，而是“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在接受并给予存在的勇气。“绝对信仰，或者说被超越上帝的上帝①所攫住的存在状态，并不是与其他精神状态比肩而立的状态。它绝不是某种分离、确定之物，绝不是可被孤立出来加以描绘的一件东西。它总是出现在其他精神状态中，与其他精神状态一起活动，并受它们的影响。它是处在人的可能性边缘上的境况。它就是着边缘。因而，它既是绝望的勇气，又是每一种勇气中的勇气和超越每一种勇气的勇气。”[2]145在蒂里希看来，人在绝对信仰的状态中，便参与到“存在-本身”所固有的自我肯定之中去了。在这种作为绝对信仰而存在的勇气中，个性化与参与都被超越了。这是一种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焦虑纳入自身的最高的勇气，一种绝望的勇气。它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在这边界的范围内，所有形式的存在的勇气都在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力量中得到重建。存在的勇气植根于这样一个上帝之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了。”[2]146
显然，蒂里希用以弥合人之存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分裂、消除人与世界之间的对峙的正是“绝对信仰”。
在蒂里希看来，自我通过对“存在-本身”的神秘参与，能够弥合了个体与整体、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那个“古老的永劫”亦即“人及其世界在疏远状态中的困境”在“存在-本身”的帮助下被超越了。在这里，我们发现蒂里希在勇气的向度上所探讨和力图加以解决的，似乎正是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消除这一“历史之迷”。蒂里希认为，人的异化状态是一个超历史的堕落，因此，人的异化是无法在有限的历
史中被克服，只有通过对使万物得以存在的“存在-本身”的参与，才能超历史地给予挽救。蒂里希认为,“上帝”就是“存在-本身”，上帝的问题本身，就隐含着一种答案。换句话说，只有把上帝理解为存在-本身，才能真正体悟到上帝何以成为万物存在以及人之存在的终极性根据。因此，在蒂里希看来，只有人们超越了偶像崇拜，真正体验“存在-本身”的时候，存在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对上帝的信仰，可以使得我们体验自身存在的无限性根据，从而在信仰中摆脱由于生存的有限性带来的焦虑，获得克服非存在的勇气，在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中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蒂里希努力消除信仰的神学性质，但客观上又把“存在-本身”扶上了上帝的宝座。这实际上是一种“存在”的神学。这里无情地暴露了基督教神学家的一种情结:“希望人类在”自律“中重新发掘一种”神律,“或者在人之向神圣之维的”投射“的结构中到一种具有普遍性、先验性的某种终极地位的东西，从而让上帝之维重新纳入人的在世之中。”[4]424-425
三、存在勇气的价值内涵与现实意义
蒂里希在《存在的勇气》开篇的第一段中明确指出,“少有像‘勇气’这一概念那样有助于对人类处境的分析。”勇气问题的提出，暴露出人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忧虑，也无情揭露了人自身的有限性。正是这种生存处境促使人们去寻求人之存在的终极根据。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就使得人走入生活的深处，并体现出生命的“深度”。所以，在蒂里希看来，人是必然具有宗教性的。“宗教并不是人生的一项孤立的禀赋，不能同人的理性的、道德的、审美的等各项能力并列。正相反，宗教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它表现的是人生的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的，并赋予人生以意义。”[3]709-710这种终极关切通过人的任何创造性的活动表现出来，可以表现为对真理的热切追求，可以表现为道德人格中无条件的良心命令，可以表现为献身艺术或爱情的热诚等等。
然而，蒂里希充分认识到，涉及这种无条件的、完全响应的人类关切，并非全部都是有意识的、明明白白的献身态度。这种关切常常是无意识的、被遮蔽的。蒂里希清楚,“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人也是一种积习成癖的偶像崇拜者和多神教徒。这就是说，人有一种癖性，要把自己无条件的信赖和执着献给形形十分有限的、受到局限的东西。人使自己的生活围着形形的偶像打转，人崇拜这种偶像，并让自己的安全依赖于这种偶像。”[3]711作为一种精神性动物，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就是这种倾向，即隐蔽而终极地执着于某些仅仅值得初级地投身于其中的东西———崇拜有限而无常的东西。[3]712因为有限的东西总是被非存在所包围，若将之作为毕生的追求的对象，作为依托自身全部价值的东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生存的失望”，沦落于空虚和无意义的境地。面对生活的“有限性”和“无意义”，终极关切表现为存在的勇气。
无论我们是否会接受蒂里希带有神学彩的结(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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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号，刘素民 “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兼论保罗・蒂里希之“存在的勇气” 哲 学
①蒂里希秉承海德格尔对“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分，认为
“存在-本身”不是指某一特定的事物，也不是全体事物的集合，而是一切
事物得以存在基础和力量源泉。在蒂里希看来,“上帝”就是“存在-本身”,
就是超越一切有神论的上帝，就是“超越上帝的上帝”。因为,“肯定上帝存
在同否定上帝存在一样，都是无神论”，说“有一个上帝”和“没有一个上帝”
都一样，都是把上帝看成一个存在物了。
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托尔斯泰的故事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人们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成果。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所谓“生态和谐”，才能构建好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没有生态和谐，就不可能有以人为本的发展，这已成为人类的共识。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哲学博大精深，丰实厚重，源远流长，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极为宝贵的部分。即使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更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相信在经过全人类的不懈努力后，我们的地球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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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哲学所遗漏的问题———人的生存的另一个纬度———存在的勇气。就人的生存而言，人不仅需要生存的能力而且更需要一种活下去的勇气。事实上，存在的能力和存在的勇气是人类得以存在不可或缺的两个支柱，前者为人类提供生存的手段、途径和技巧，而后者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目的、动力和意义。上帝的超感性领域消失之后，人的生存目的、意义、动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技术理性筑造的无人身的水晶宫里，人类得不到丝毫的安慰。这一事实无非证明了，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里，人的生存根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法
得到持存的保证的。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存在的勇气，以至于能够把无意义的威胁“担当”起来，并把它“纳入”自身的肯定中。保罗・蒂里希正是充分体会到人类在“上帝死了”之后的“生存的失望”，把带有“终极关怀”的深邃眼光投向对勇气的理性审视上。应该说，蒂里希是在秉承海德格尔重提“存在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存在论的高度上对存在的勇气进行深刻的挖掘，希望从中逼问出存在的真理。蒂里希对存在的勇气问题的探究则向我们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另一个不足：只注重对存在的能力和技巧的关注，而忽视和遗忘了对存在的勇气和动力的追问。[5]勇气问题的凸显，丰富了人的生存内涵。
我们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的话语下，因此，我们逃过了“上帝死了”带来的“生存的失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回避勇气的问题呢?虽然，存在的勇气问题是在西方人的生存语境中被提出来的，但是，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来说，却是不可不拿来研究一下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人已不得不认真思考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精神传统的关系。西方人的精神困境不正是由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精神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博弈所引起的文化震荡带来的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它无疑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的一种积极应对。因此，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问题是如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我国学者从多种视角对如何建构和谐社会提出不同理论论证和构思。但是，大多数都停留在宏婚姻登记条例
观的理论梳理和制度设计层面，突出对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各种宏大叙事，然而较少注重对人的微观的研究。在个体本位语境下，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社会的和谐或者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对个人的和谐的追问。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达到健康、文明、和谐的局面，也不能忽视了对个人的意义、价值、需求、信仰等方面的关照。在复杂的社会转型中，个人最容易遭遇精神困扰。对个人之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自觉澄明无疑也是通达和谐社会的重要管道。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挑战，对于个人来说，勇气是生存的一个重要纬度。我们需要一种勇气，一种对生存意义的追求，一种生活信念。生活需要勇气，热爱生活的人，必定是个有勇气的人。因为，勇气是人生存的一个纬度，缺失这一纬度，生活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就会蒙难。□
参考文献:
[1]何光沪.蒂里希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美]蒂里希.存在的勇气[M].成 穷，王作虹，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3]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M].何光沪，译.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蒂里希.基督教思想史[M].尹大贻，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5]陈树林.存在的勇气与哲学旨趣[J].哲学研究,2005(3).
02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第9卷 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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