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正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快速发展时期，规划实践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控规公共设施配置已不能走计划经济下的老路。 【 abstract 】 our country is in 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eriod, the practice process planning new situation, the new problems emerge in endlessly.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regulatory public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has can’t walk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made.
【 key words 】 the regulatory planning control PeiJian regulation time decision rules
一、规期决策的困境
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诸多的不确定性，城市规划决策思想和方法往往通过系统的理性分析，对那些导致未来发展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进行“合理假设”或强势干预，以未来为前景在
人为的处理下显得清晰明确。特别是在控规编制过程中，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更为常见，也是被公认为较为有效的处理手段之一。然而，所有城市的发展环境天生就是不确定的，面对这些不确定性，规划决策本身是以不准确为前提的，人为主观的判定必然会导致决策的非客观性甚至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其他发展可能性的忽略
控规编制过程中对不确定性考虑不足，或者简单的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都可能将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情况误判为单一发展前景，从而忽略了其他发展的可能性，加大了决策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城市没有按照预定方向发展时，将会使规划处于被动。
(二)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城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试图通过传统分析手段消除未来不确定性的做法，只是主观忽略存在的不确定性，或将其转移到了本层次规划之外，将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二、传统的公共设施配置决策擒拿格斗教学
(一)千人指标的配置核心
1994年建设部出台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对居住区配套公共设施提出了明确的设置标准和要求。但当时配套要求明显反映出计划经济的特征，2000年根据新的变换形式建设部开展94版（规范）的局部修订工作，并于2002年正式发布。 依据现行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居住区公共设施按三级配置，即居住区(3—5万人)，小区(1—1.5 万人)和组团(1000一3000人六氯环己烷)，各级按照千人指标的要求相应配套各类公共设施，即根据一定的人口规模，配置相应种类、数量和规模的公共设施。
规划中对公共设施配置的相关要求是以全国城市为背景进行的统一考虑，没有过多干涉各地具体情况。因此，一些城市在该标准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特点开展相关研究，并制定了地方性公共设施配置规范，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济南、宁波等。这些地方性规范多依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对配置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其配置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千人指标。
(二)落实到地块的控制方式
控规对公共设施的控制通常落实到具体地块，即按照千人指标要求详细规定设施的类别、规模和布局，并最终准确表达到规划图则中，如托幼、中小学、卫生站、文化中心、体育设施等。
以地块为载体的决策视角在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中对公共设施的控制十分有效。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房地产开发制度的引入，受开发主体和开发时序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一决策视角下的公共设施配置很容易出现控制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各类公共设施的位置在控规阶段已然确定将极大限制下一步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此外，选择的公共设施布局往往显得理性不足，控规很难讲清楚设施配置在该处而非规划区其他位置的准确依据，对设施位置的调整也缺少必要补充说明或限制条件。
控规中公共设施配置应该把握两个原则：首先，应满足使用的要求，即应保证公共设施的类别、数量和规模符台相关规范的最低标准，这是设施配置的最基本要求。其次，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应与建设开发相结合，考虑投资主体不同对设施布局带来的影响，赋予开发建设适当的自由度，使其可以结合具体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灵活布局。
三、公共设施配置决策的视角转换
通过对各类公共设施主管部门的调研和现行规范、标准的梳理，明确新的发展条件(特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投资机制作用)下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公共设施的配置要求，按照合理的服务范围跳出地块的束缚，采用较宏观的视角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控制决策，并给予—定的调整自由度，增加补充说明，明确可以调整、有条件调整的内容及范围。
微观配建为宏观调控
idropper基于决策视角转按思想化解控规编制中公共设施配置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在保证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的前提下，对原有基于地块的微观确定性配建向更大范围或高一层次控制单元进行宏观调控的转换。这样的转变不仅能够保证公共设施种类、数量的供给，延续了既有的公共设施配建指标体系，而且有助于住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好地调动多方投资主体参与城市开发的积极性，在富于弹性的范围内使得公共设施的营建更经济更符台未来城市开发的趋势，考虑到不同公共设施具有不同的投资主体，管理部门及服务范围，因此应根据其备自需要划定不同规模的调控单元，如—所普通小学的服务人口约为1—1.5万人，其服务范围可与基层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单元相街接，在400—600m的编制单元内进行明控；而一所普通初级(或高级)中学的服务人口约为3—5万人，其服务范围可与城市扩
大社区(街道)的管理单元街接，在800—1000m的编制单元内进行调控。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新视角下的控规编制中，应强化作为城市重要组成单元的居住社区配置内容和功能在更富弹性的范围内提供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综合全面服务，同时辅以基层社区基本的服务功能设施。
(二)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
公共设施种类众多涉及广泛，涵盖了教育、文化、健身、民政、卫生、商贸，园林邮政电信等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各个方面，大都以专业规范作为其配置的依据，这些规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重叠，比如对于文体活动设施，民政部门对其配置有一定要求，而文化和教育部门也会提出各自的行业技术规范；环卫部门对于早餐点有特定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与商贸部门提出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在内容上存在重叠；还有些行业性的规定需要整合进现行规范，比如《国家贸易局零售业态分类规范意见(1998年试行)》提出超市服务范围是步行10分钟左右(营业面积1000 m2：左右)，便利店的服务范围是步行5分钟左右(营业面积100 m2左右)。原有以行业为基础进行的控制方法从单个设施配置的角度也许是合理的，但是无形中削弱了系统间联系性。
通过决策视角转换公共设施能够在更高层次的编制单元内进行调控，这不仅使其在布局上有了更大的弹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各类公共设施用地间互不相容的局限性，淡化行业间的“条条”彩，进而强调各类公共设施的共享，有利于实现用地空间的复台利用。比如中小学的运动场可以在节假日向社区开放，教育设施兼顾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功能等。在“条”zhiwang与“块”的关系上，新的决策视角更加强调基层机构(街道和居委会)公案小说的管理作用，以不同的单元为单位进行整体协调，各部门则着重从行业角度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突出保障公共利益
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设施易受市场的侵蚀程度，可将公共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易受市场力侵蚀的公共设施，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行政管理，社会福利等；一类是易受市场力推动的公共设施，如备类商贸、服务设施。
为加强对公益性公共设施种类、数量规模的控制，更有效地保障公益性设施的落实，在决策视角转换的同时强调对公益性公共设施内容和标准的刚性控制。特别是对于政府直接投资配建的设施类型，可以回归传统控制方式，尽可能减少控制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严格控制对这类设施进行数量和位置的随意调整。而对于经营性的公共设施，除政府需要特
别规定的农贸市场外，在内容和标准上则重视顺应市场经济要求在总量和配置内容方而留有一定的余地。
四、结语
我国无法直接借鉴西方经验，而应需积极探索适应规划现状的控制方法。通过决策视角转换化解控规公共设括配置的不确定性，顺应社会经济变化趋势和发展要求，为公共设施配置的改进乃至控规改进提供新思路。决策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要素，也是最重要、胡筱龙 最困难、最具风险的工作，规划决策所涉及的问题通常与未来相关，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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