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
原文：Analysis and Innovation：SMALL CHANGE溴化锂机组
作者：Malcolm Gladwell
来源：《纽约客》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4日
译者：@xiaomi2020
引自：东西网2010年12月05日14:38（dongxi/b03zK）
【核心提示】《引爆点》的作者Malcolm Gladwell认为：社交媒体往往无法提供社会变迁通常所需之物。在社交媒体受到狂热的追捧时，传统的交流仍然会起作用。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社会动荡篇章之一过去50年之后，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才是行动主义。导电浆料
1960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4：30，四名大学生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Greensbo ro）市中心伍尔沃斯百货公司（Woolworth）的午餐餐台上。他们是距离此处一英里左右，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这所黑人大学的一年级新生。 “请给我来杯咖啡，”四人之中的Ezell Blair对服务员说。
她回答道：“我们不向黑人提供服务。”
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餐吧是一个长长的L型吧台，可以坐66人，在一端顶头是一个站立式零食吧台。这些座位都是给白人留的。零食吧台则是给黑人的。另一位员工，一名在保温餐桌工作的黑人妇女走向学生们，试图以警告方式劝他们离开。“你们在做蠢事，笨蛋！”她说。学生们没有动。到5:30的时候，通往商店的前门被锁上了。这四名学生还是没有动。最后，他们从一个侧门离开。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小人，其中有来自格林斯博罗记录报（Record）的摄影师。“明天我会和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人一起回来”其中一名学生说。
第二天早上，抗议者已经增加到27名男生和4名女生，大部分抗议者都是四位黑人大学生的室友。男生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学生们带来了学校留的作业，坐在餐台见面学习。
到周三的时候，来自于格林斯博罗的“黑人”高中，Dudley High的学生们加入了起来，抗议者的人数增加到了80人。到周四的时候，抗议者的人数达到了300人，包括3名白人女生，她们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格林斯博罗校区。到周六的时候，静坐的学生达到了600名。抗议人蔓延到了街上。白人青年们挥舞着联邦的旗帜。有人还扔了一枚鞭炮。中午时分，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橄榄球队也来了。一名白人学生叫着说“救兵来了。”
到下一周周一的时候，静坐的人数已经扩展到了距离此处25公里的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和55公里的达勒姆（Durham）。周二，来自于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们和夏洛特（Charlotte）的约翰逊史密斯（Johnson C.Simth）大学的对学生们也加入进来。周三，罗利（Raleigh）的绍尔大学和圣奥古斯丁学院的学生们来了。周四和周五，抗议余波越过了州际线，蔓延到了弗吉尼亚的州汉普顿（Hampton）和朴茨茅斯（Portsmouth），南卡罗来纳州的洛克希尔（Rock Hill），和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到月底的时候，在整个美国南方都爆发了静坐，抗议风潮也向西部发展，最西波及到了德克萨斯州。“我问我遇到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校园里第一天静坐情况如何，”政治理论家Michael Walzer在《异议》杂志（Dissent）上这么写道。“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就像是发烧一样。每个人都想去。”最后大约七万名学生参
与了行动。数千人被逮捕，成千上万人因此变得更为激进。这些60年代初期的事件演变成了后来席卷南方的民权战争，贯穿了整个60年代——这些都是在没有email、手机短信、Twitter和Facebook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被告知，世界正处在一场革命当中。各种新社交媒体工具已经再造了社会行动主义。随着Facebook和Twitter等等的兴起，政治权威和大众意愿之间的传统关系已被颠覆，无权力者现在更容易合作、协调、对他们关切的事情发出声音。2009年春天，上万示威者走上摩尔多瓦的街头，抗议他们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这一行动被称为“推特革命”，因为将这些示威者集合到一起的正是这些新媒体。在此事件几个月后，当学生抗议活动震动德黑兰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要求推特推迟其预定的网站维护时间，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不想让这样一个关键的组织工具在示威的最高潮失效。“没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会有被赋权的感觉和有信心站出来去争取自由和民主。前国家安全顾问Mark Pfeifl后来写道，他呼吁人们将Twitter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活动家们以往因其事业被归类，现在则是由其使用的工具而被归类。Facebook勇士们到网络上推动改变。“你们是我们最好的期望，”国务院的James K.Glassman，一位前国务院官员最近在一次由Facebook，A.T.&T.拼车生活，Howcast，MTV，和Google赞助的会议上这样告诉一网络活动家，他说，象Fa cebook这样的站点“给了美国对抗恐怖主义巨大的竞争优势。不久前我曾说，正在‘互联网上侵吞我们的地盘’。现在已不再如此。还停滞在Web1.0状态，互联网现在则已是交互和对话的天下。”
这些宣称振聋发聩又令人费解。在互联网上谁抢谁的地盘为何如此重要？登录到Facebook页面上的人们真的是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最佳的希望吗？至于说摩尔多瓦所谓的Twitter革命，Evgeny Morozov，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一直最坚持己见的数字化布道（digital evangelism）的批评者，他指出推特在摩尔多瓦国内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国内很少有人拥有Twiiter账号。正如Anne Applebaum在《华盛顿邮报》上提出的那样，那看起来也不大像是一场革命，始终带有几丝表演剧意味的抗议很有可能是由政府炮制出来的（在一个偏执于罗马尼亚复仇主义的国家，抗议者却在国会大厦前挥舞罗马尼亚国旗，这明显不合常理）而在伊朗的案例中，在推特上发表示威信息的基本上都是身在西方的人。“已到正确认识推特在伊朗选后骚乱中所起作用的时候了。”夏天时，Golnaz Esfandiari在《外交政策》上如此写道，“简言之：在伊朗国内没有出现推特革命。”Esfandiari还说，像大西洋月刊的Andrew Sullivan那样的著名博主，都在鼓吹社交媒体在伊朗所起的作用，他们误读了整个形势。“西方记者无法接触伊朗的当地人，还是他们懒得去接触？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滚动
鼠标，查查那些带着#iranelection的英文推而已。”她这么写道。“从头到尾，似乎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试图以其他语言而不是波斯语的方式去发布相关消息来协调伊朗发生的抗议。”
一些夸大社交媒体作用的说法，也在意料之中。创新者常常都是唯我主义者（solipsist）。他们往往想把零散的事件和经验塞入他们的新模型中。正如历史学家Robert Darnton曾写道的，“对当前的通讯工具的夸大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过去的错误意识——这种印象荒谬到了认为通信工具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电视和互联网出现之前交流无足轻重。”然而在社交媒体受到狂热的追捧时，传统的交流仍然会起作用。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社会动荡篇章之一过去50年之后，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才是行动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格林斯博罗是那样一种地方，对种族歧视进行反抗经常会遭遇到暴力。最开始坐在午餐柜台前的四名学生心中充满了恐惧。“我觉得当时如果有人走到我身后，大声嘘我，我就可能会从椅子上跌下来，”他们中的一位后来这么说。第一天，餐厅经理通知了警察，警署立刻派了两名警官到店里。第三天，一白人混混出现在午餐柜台前，很招摇地站在示威者的身后，不怀好意地咕哝着类似“黑鬼”这样的字眼。一名当地的3
K党首领现过身。周六的时候，紧张气氛加剧，有人打了威胁电话，整家百货公司都不得不被疏散。氢氧化钾
在另一场标志性的民权运动，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计划中，危险性就更加明显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召募了几百名北方人，大部分没有报酬的白人志愿者将深入南部开办自由学校，登记黑人选民，并增强那里的民权意识。“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独自搭车，不要晚上出行。”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就在到达密西西比几天后，3名志愿者，Michael Schwerner，James Chaney，和Andrew Goodman被并杀害了。那个夏天的其他日子里，有37座黑人教堂被人烧毁，几十处可靠人家的房屋遭到袭击；志愿者们被殴打、射击、逮捕、被满载武装者的卡车尾随。有1/4的人中途退出了这一计划。行动主义挑战的是现状，想要对付根深蒂固的问题本身，柔弱的小心脏是无法承受这一任务的。
是什么能够让人们从事这样的行动主义？斯坦福的社会学家Doug McAdam 1对比了自由夏天运动中中途退出的人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发现它们之间重要的区分并不是人们猜测的意识形态狂热。他的结论如下：“所有的申请者，包括全程参与的和半途退出的，都对自由
之夏项目的目标和价值观高度认同，是明确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参与者与民权运动个人联系的程度。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提供一份个人社会关系名单，名单上的人是他们想要告知他们活动的对象，那些一起去密西西比的人当中如果有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更容易坚持完全程，而不是中途退出。McAdam的结论是，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是一种“强联系”现象。
这一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对1970年代意大利恐怖主义组织红旅（Red Brigades）的研究发现，70%的新成员至少有一名好朋友已经在组织内。再加入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的成员身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那些看起来自动自发的革命行动，比如说导致了柏林墙被推倒的东德示威行动，就其实质来说，仍属于“强联系”现象。东德的反对运动由数百个成员仅几十人的组织。这些组织各自之间仅存在着有限的联系：在当时，只有13%的东德人有电话。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星期一的晚上，莱比锡（Leipzig）市中心的圣尼古拉斯（St.Nicholas）教堂外面，人们会集会，吼出他们对国家的愤怒。决定谁会出现的重要因素是“批判的诤友”（“critical friends”）——你有越多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朋友，你就越有可能加入到抗议中。
传媒梦工场
因此那四位出现在格林斯博罗便餐馆柜台的大学新生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四个人是：David Richmond，Franklin McCain，Ezell Blair，和Joseph McNeil。McNeil是Blair在农技学院的Scott Hall集体宿舍的室友。Richmond的宿舍在McCain的上面一层。Blair，Richmond，和McCain三人一起上的Dudley高中。他们四个死党会偷运啤酒到宿舍，在Blair和McNiel的房间中“卧谈”到很晚。他们都记得1955年Emmett Till的谋杀案，那一年也发生了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他们记得1957年小岩城（Little Rock）的决定性事件。McNeil首先提出到伍尔沃斯百货公司便餐店静坐的主意。他们讨论了近一个月。接着McNeil到宿舍里问其他人是否准备好了。McCain说，当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随后以一种只对与之交谈到深夜的人起作用的方式，说“你们这帮家伙胆怯了吗？”Ezell Blair鼓起勇气，第二天要了那杯咖啡，因为他不能被他的室友和两名高中以来的好朋友看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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