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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内容提要：本文以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为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其一，对大生纱厂创办时张謇招股难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非官非商亦非买办的身分是他招股集资屡遭挫折的根源。其二，对大生纱厂实行的“官利”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官利”制度的实行，受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不能把大生纱厂此后的困境简单归结于官利制度。其三，通过大生纱厂股东大会，分析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企业成长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大生纱厂张謇股份制企业
由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资本企业集团，是我国民间较早以股份制方式组织创办的企业集团。这个企业集团，由大生纱厂的创办开始起步。大生纱厂是构成大生资本企业集团的第一家企业，也是奠定大生资本企业集团基础和支撑大生资本集团的支柱企业。但是，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种种艰难曲折，几次险遭夭折，成为近代屮国民间创办股份制企业集资难的一个典型。大生纱厂的运营和组织，也有很多自身的特。对这些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发生发展的一些特点，也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些固有的“国情”。本文选择大生纱厂招股、分配和制度建设的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分析，目的是对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内外环境和社会条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1.大生纱厂的招股为何如此艰难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开始筹办，至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开车试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四十四个月中，大生筹集的总资本为445100两。其中领用张之洞前购而搁置不用的折旧官机折价25万两，剩下的195100两中，还包括地方公款41900两，真正面向社会招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3200两，到开车为止，距离预定的招集商股25万两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期间，招股困难导致的资金不足始终是最
突出和最困难的中心问题，多次使得大生纱厂到了夭折的边缘。可以说，大生纱厂的招股难，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早期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中，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因为招股难，张謇曾尝试了种种办法，在开车之前的这四十四个月中，大生纱厂的体制就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目的就是为了筹措资金。因为招股难，大生纱厂的股东几经更换，旧股退出，新股难招, 通董沪董，分分合合。因为招股难，张謇“一再求助于江鄂二督及桂道及凡相识之人”，但成效却十分有限。署理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协助集股六七万”。张謇在与盛宣怀分领折旧官机，“与官定绅领商办之约”，“各领机二十五万”时，盛宣怀亦曾答应代张謇筹集流动资金。但当大生纱厂工程开始，
“用款日繁日紧，而各路许入之股不至”时，桂嵩庆答应的钱却“屡催不应”。
盛宣怀处同样是“久之寂然如桂”，张謇“屡催屡请执约，告急之书，几于字
字有泪”，盛宣怀却是“百方腾闪，迄不应”。因为招股难，张謇旅沪时“不
忍用公司钱”，“卖字自给，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闻谤不
敢辨，受侮不敢怒…”。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倾诉招股集资的艰难时表白：
“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
笔凋，昼惭而夜者，不知凡几。” 1899年春，大生纱厂开工之前，也是资
金最困难的时候，张謇为筹集工程扫尾、装机购花、清付利息等等费用，“奔
走宁沪，图别借公款，不成；图援湖北、苏州例，以行厂机器抵借，不成；告
急于各股东，不答。”而“上年汇款到期，若不还，则益失信用，后路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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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张謇只好卖棉花应急，“以所收八万金之花渐次运沪售卖应付”。在四处
祖爱民碰壁的情况下，张謇再一次向江督刘坤一求援，此时张謇的处境是“哀于江督，
则呼吁之词俱穷；谋于他人，则非笑之声随至”。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他只好
向江督呼吁“另派殷富员商接办”，但“函牍再上”，回答却是“不可”。
“及至开车，所恃为运本者仅数万金”，为勉强维持，张謇东挪西借，甚至以
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即使这样，到新花上市时，依然是“资本已竭，
危险万状”。此时，张謇“迭次函致各股东告急请援，迄无一答。”在万般无
奈的情况下，张謇“乃复分告股东，拟将四年汗血所成之厂，出租于人”，结
果却仍然是“亦不答”。而拟将大生纱厂出租以摆脱困境的计划，也因“迭受
悬臂梁挠度计算公式议租人之挫折，实不能堪”的原因而致告吹。张謇以堂堂状元之身，为筹各大
生纱厂弄得焦头烂额，在走投无路之际，与一二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
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在不得己的情况下采纳
助手沈敬夫的建议，走出破釜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险棋，意外获利，才使大生纱厂得以存续并有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上述大生纱厂招股集资过程中的艰难情状，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中，张謇以经历“四险”的方式作了总结。但是问题在于，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为何如此之难？张謇的集资难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耍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顺利招集到资金兴办企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无疑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张謇招股难的原因，此前也曾有部分研究者试图作出回答。如大生系统企业编写组撰写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认为大生纱厂集资难的原因一是“当时通海一带风气还比较闭塞”，二是当时上海“华商各纱厂面临外资纱厂的竞争，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三是“外国资本的侵入，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认为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抑下，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艰难而曲折的形成过程”。也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社会资金的资本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一般而言，这些回答都没有错，但这些回答却无法解释为何仅仅时隔一年，当大生纱厂开工有了利润后，原来难以收足的商股即迅速得以全部收足。1901年张謇等人作出“另招新股二十万”的决定后，又是时隔一年，1902年即成功达到“新集股本20. 75万两”。也在这一年，张謇将盛宣怀领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机领来，与过去领的一半官机一样仍作价25万两，使得1903年大生纱厂的新旧官机折价达到50万两，而同时，大生纱厂的商股集资也同样有大幅度的增长，已增加到63万两，新旧股金合计达到113万两。1904年，张謇进而筹备大生
分厂，从1904到1907年3月开工，“中间仅历二十九月”，而资金方面却
“已收足股本八十万两”。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因不肯帮大生纱厂筹资而与张謇不睦的
桂嵩庆也趁1904年大生纱厂“复集商股”时“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2个月后，还写信给江督刘坤一告张謇的状，说什么“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那里，那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至此，“亦入股
一万两”。
显然，张謇在大生纱厂开工前后招股集资的境遇有如天渊之别。大生纱厂开工之后招股集资顺利的情况，可以从纱厂连年获利上得到解释。那么，此前的招股集资难应该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张謇之所以在筹办大生纱厂时招股集资如此之难，与他的身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张謇的身分使得他在大生纱厂开工前的招股集资过程中饱经磨折和困难。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895年即大生纱厂开始筹办之前中国兴办近代机器大工业企业的过程。此前中国出现的机器工业企业，可分军用和民用两种类型，军用企业均为官办，资金由政府拨付，产品由政府调拨，在此可不置论。能够有能力兴办民用企业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有职有权的官员，他们可以通过职权奏拨或借拨官款，解决兴办企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待办有成效后再筹还官款或招商承办。象漠河金矿、电报局等企业均如此。在这里，官员对企业的命运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
时筹备办铁厂，企业未成而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张之洞将铁厂迁到汉阳筹办，这种厂随人走的状况就是典型之一例。就是张謇得以领用的折价纱厂官机，也属这种情况，这批机器是张之洞在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借瑞记地亚士洋行的款项所定，“机至上海运鄂，鄂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同样是厂随人走。另一种能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的人则属有洋务经验，自身又广有资材的买办商人。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兴办机器工业属于办洋务范畴，买办商人长期周旋于洋人和洋行间，熟悉西方事物，在多年的买办生涯中又集攒了巨额财富，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招股集资方面有着其它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尤其当买办已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募集股份开办近代企业方面，往往通过“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方式，就能筹集到巨额的社会资金时，这种作用就更为明显。轮船招商局开办半年后不得不进行改组，由买办商人唐廷枢和徐润取代在招股方面一筹莫展的沙船商朱其昂，使得招商局的招股情况迅速改观，“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过程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前道员彭汝琮就因为在“召集股金上缺乏号召力量”被李鸿章斥退。在改用买办郑观应“总持大纲”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局面同样迅即改观，“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竞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者。
而张謇此时的身分却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他虽有状元头衔，
却未授实职。他的身分虽然如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所说，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但实际上却
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职有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有经办洋务经验的买办商人。同时，他的家境不富裕，在筹办大生纱厂时，“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支撑。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中，他也只不过入股2000两，其中有700两还是沈敬夫借给他的。也就是说，在面向社会招股集资筹办大生纱厂时，张謇的身分既非属于社会已经认可的能兴办近代企业的两种人，也不是富人，“资信”度自然很低。在世人的眼中，他虽然1894年得中状元，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介书生，不仅没有钱，而且没有办洋务的经验。他兴办企业的路刚刚开始起步，还没有成为现实。他兴办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才干还没有在公众面前显露，没有被社会认同，招股集资自然缺乏号召力。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认识，1907年在股东第一次常会中他回忆筹办大生纱厂的经历时就承认：“正厂初办，下走无状，不能得世界之信用”。“既不能昭布信义、集累亿之赀，又不能速取捷效、执谗镑之口，独立搢拄，呼助无人。”因而，当沪董潘鹤琴、郭茂之因在上海招股困难要求退董时，张謇“虽恨潘、郭之狡”，但因自己“本未有可以为世信用之实，又何尝不内讼”的原因，因而也“未尝不原其怯。”
陈树隆与芜湖女干部当然，在大生纱厂迭获利润，张謇也“稍获资本家之信用”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张謇在筹办大生分厂时，“不一年而得投资者六十余万”的事实就是鲜明的例证。此情此景，也难怪张謇会感叹分厂的创办与“通厂（大生纱厂）之集股，难易迥殊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张謇的状元身分和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身分，以及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朝廷大员的关系，可以使他得到“总理通海商务”的权力，得到“官机折价入股”的优待，在资金极端困难时得
到张、刘等大员要求地方官员将公款拨存大生纱厂等特殊优惠。但是，当张謇面向社会招股集资时，他不是有职有权的官员、没有买办商人的经历、自身也缺乏资财、“资信”度不高的情况，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前，导致招股集资磨难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上海纱厂败坏”和外资竞争等情况只不过加重了他招股集资的难度罢了。
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謇性格中难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挠的意志，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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