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Arrival！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javascript，不能使用此页面的全部功能。 请换用其他浏览器或者开启对javascript的支持。
2011-12-09 11:45:59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及梁思成诞辰110周年，《假声唱法Domus国际中文版》从059期（2011年11月刊）开始分四期连载朱涛的长篇论文《阅读梁思成，每期超过25000字，透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提出了与以往相关史学研究不同的新视点和新观点。同时，我们从第二期（060期，即2011年12月刊）开始陆续刊登其他学者的回应文章及相关研究。本篇即为赖德霖应本刊邀请撰写的回应文章】
From Multiple Angles:
Views On Liang Sicheng's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Writings
text / 赖德霖
《Domus国际中文版》060期
转载请注明
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先驱者，梁思成的影响几乎遍及了中国城市与建筑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如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以及历史研究。近年来，他的生平及其思想与实践已经引起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界乃至文化史界越来越高的重视。有关记述和研究不仅拓宽并加深了全社会对于他的人生事业、道德品格、以及历史贡献的认识，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其中论文和书籍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有关梁的中国建筑史学思想的研究做一史学史概述。 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学家的工作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始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汉宝德在1972年初版的《明清建筑二论》一书首先指出，梁
思成所代表的早期中国建筑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两点缺失，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局限于北方官式建筑，因而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性差异；二是仅仅以结构理性主义为评价标准，褒唐宋而贬明清，因而忽略了明清时期建筑在构造、功能、美学以及人文精神上取得的成就。1 继汉宝德，另一位台湾学者夏铸九也批评梁思成的写作过于强调建筑结构问题而忽视了建筑空间生产的问题。2 汉、夏的研究体现了台湾学者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自觉，也为大陆的学者反思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建筑史写作的得失提供了借鉴。
进入21世纪以后，梁思成研究的深化集中体现在对于务川远教网“文脉”的重视，即许多学者都能将他的思想与实践置于各种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与评判。这些语境主要包括民族主义、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学院派影响、18世纪以来西方建筑理论、近代中外交流与互动，以及中国现代史学革命。也正是通过多重语境的研究，梁思成思想的丰富性，多种历史关联，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才愈加凸显。
这一时期第一篇重要论文当属赵辰的“‘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3 不同于台湾学者的纯文本批判，该文从民族主义和学院派教育两个语境探讨以梁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奠基者们为何和如何去研究中国建筑的这一大问题。赵认为，“民族主义”与
“古典主义”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前者推动梁去探寻可以与西方建筑体系分庭抗礼的中国建筑体系；后者也即学院派的影响，则导致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分析中对于西方建筑概念，如立面、比例、模数的借用。2007年，赵又在“立面的误会”一文中继续讨论了学院派思想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影响，并质疑了西方建筑概念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有效性。4 尽管该文的证明还不无可商，但正如下文将所说明，赵对于学院派影响的重视仍然极具意义。
笔者的论文“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将对梁的研究扩展到他的妻子林徽因。5 本文考察的语境也有二，即民族主义以及当时西方学者建筑史写作中和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建筑的贬斥观点和态度，目的是揭示梁林写作以官式建筑为主并以结构理性主义为标准的必然性，以回应汉宝德、夏铸九对梁的批评。笔者认为，出于父亲梁启超建构中国文化史愿望的激励，和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为当时“中国风格”建筑设计提供依据，梁林需要在世界建筑体系中定义中国建筑并肯定它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意义。为此他们首先需要关注中国建筑体系内部的共性而非差异性，并选择其最佳代表，以北方官式建筑为研究对象因此成为必然。
而结构理性主义则为他们辩护中国建筑提供了最佳理论依据。以之为标准，他们一方面得以揭示中国建筑的历史演变，从而批判了当时西方学者视中国建筑为“非历史的建筑”或以彩和装饰为本质的偏，另一方面得以证明中国建筑与希腊的柱式原理、以及与哥特以及现代建筑在结构原理上的相似性，从而赋予它在世界建筑体系之中和现代社会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笔者进而通过分析梁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大殿，揭示了他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与其理想中国风格现代建筑探索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将辽宋建筑所代表的豪劲风格与西方建筑的古典审美、功能理性与结构理性相结合。笔者认为，梁林的探索体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即是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6
李士桥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7 他对早期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史研究不仅涉及到梁思成与梁启超父子，还扩展到朱启钤与陶湘等其他学者。他通过考察宋《营造法式》的发现、整理、再版与研究的过程，揭示了这一过程所体现的中国知识的现代转型与知识分子重构中国文化的努力。这些转变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体现就是观念上对道器、体用偏见的摒弃，内容上对社会和文化的重视，和方法上对于现代科学的强调。李还注意到，微波热疗1
918年梁启超的欧洲之旅所引起的他对建筑环境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对于后人重新理解梁思成选学建筑的动机和缘由有所帮助，而且对于学界进一步探讨影响中国近代建筑认知的传媒与途径也深有启发。此外，王敏颖还指出，如梁思成对乐嘉藻《中国建筑史》一书的尖锐批评本质上体现了现代学术对于传统学术的挑战。8
有关学院派教育对中国建筑的影响问题，李华的两篇论文“从布杂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以及“‘组合’与建筑知识的制度化构筑”十分重要。9 它们首先指出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法国建筑家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与加代（Julien Guadet）为代表的“组合（按：即composition，或译“构图”）-要素（按：即elements）”学院派设计理论的密切关联，而这种关联也是我们理解梁思成中国建筑研究方法的一把钥匙，即他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即是为了寻中国建筑的构图法则——或他所说的“文法”，而他编纂《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即是对于中国建筑的要素——或他所说的“语汇”——的整理。笔者的论文“构图与要素——学院派来源与梁思成‘文法-词汇’表述及中国现代建筑”则是对“构图-要素”设计理论在法国形成，在美国传播，并在中国产生影响这一历史的追溯。10
18世纪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对梁林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也有极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的艺术进化论思想，以及英国普金（Augus t Welby Northmore Pugin，1812-1852）、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法国的家维奥雷-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1814-1879）和舒瓦西（Auguste Choisy, 1841-1909）等人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11 不过这些影响也需要置于梁林所受的学院派教育以及下文所论的近代中外交流与互动的语境中才能被历史化。
笔者在“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一题的研究过程中曾注意到他们的写作与当时国外学者如英国建筑史家弗莱彻尔和福格森等人中国建筑史论述的“对话”关系。在这种近代中外交流与互动的语境之中，笔者又发现了他们对德国学者鲍希曼的批评与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借鉴。12 李军在其新作“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又有重大发现。他揭示了瑞典学者喜龙仁的中国建筑和美术史研究对梁林的重要影响，其中包括他们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分期以及对于斗拱造型和功能历史变化的认识。13笔者进一步发现，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讲义也有多处重要段落译自喜龙仁的《5至14世纪的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
e Fourteenth Century，4 卷，London：E. Benn，1925）一书，因而主张将原被视作梁著的《中国雕塑史》改署为“梁思成编译增补”。14
不应忽视的是，“对话”关系还存在于中国学者之间。这些对话也是梁思成建筑史学思想研究的一部分。如众所周知，刘敦桢在1955年对梁曾有直接批评。而童寯在1946俄军年发表的“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一文当是对梁所代表的中国风格建筑创作实践的一种间接批评。15 梁在1952年发表的文章“苏
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或就是针对童的观点的间接回应。16 这些对话显示出史学史研究中“专业圈”视角的必要性。
上述李士桥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学革命的关系。二者进一步的关联还体现于王国维“二重证法”思想以及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对此陈薇和笔者均曾论及。17崔勇在《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中还注意到了近代另一位重要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18最近朱涛的论文“上穷碧落下黄泉——speck是东西，还是填充体系？——梁思成及同仁的民族主义史学1931-1946”对此又有综合性概括。19但朱同时指出，尽管同样重视史料，梁林与实证主义史学家们的不同在于，后者主
张开放性的搜集，进而从实据出发进行历史建构，而梁林的写作具有预设体系的特点，他们对史料是有选择性的搜集，为的是“填充体系”，即疫情下的奥运会如何举办?1932年林徽因发表的第一篇建筑史论文“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中对中国建筑特征及发展脉络的理论概述。朱认为梁林的历史写作综合体现了历史主义（即温克尔曼式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艺术发展周期）、结构理性主义（即由斗栱的“由简至繁”代表的中国建筑有机生长－衰落的历史）和民族主义（即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兴衰的判断和再造文明的愿望）。朱的“填充体系”一词或当表述为为梁林在史论方面的自觉，即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思想。朱的这些看法或有助于我们解释梁林中国建筑史建构的得与失：它可以成功地塑造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地位，从而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但正像汉宝德和
夏铸九已经指出的，它尚难以阐明这一体系内部由于中国自身的地理与历史所造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之，对于梁思成等早期中国建筑史家们写作语境的考察就是复原他们建筑史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种考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他们的工作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世界建筑学的思潮，以及当时的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及美术史学发展的广泛关联；认识
他们工作的目标、策略和方法；认识他们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认识他们的成就和局限；也认识我们自身的责任与方向。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