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
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管理观察
石门一中校长苏光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
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布里亚特共和国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众的核心力量。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岁月总在不经意间匆匆走过，成王败寇也不必做太多评说，一百年前几声凌乱的炮火，打破了亘古未有的沉默。
当无声的年轮转过了一圈又一圈，当岁月提醒我走过了今朝又过去了一年，当那些萦绕多年的画面又在脑海里浮现，当我再次蓦然回首才发现早已不是昨天。是啊，辛亥百年，记不起逝去的先烈未曾谋面的脸，对于他们我该拿什么来祭奠？
只是革命的领袖早已长眠，当日的英雄少年也早已离开了他们深爱的土地，不能够陪伴我们继续往前同行。岁月可以改沧海为桑田，也可以化山巅为平原，却无法擦去历史划过的痕迹，当弥漫的硝烟随风渐渐散去的那一刻起，革命本身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成为了华夏不朽的记忆。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外族长达近百年的入侵过程中，却很少团结一致过，那些历经华夏五千年造就的铮铮铁骨，要么是在抵御外族入侵战争中化成了炮灰，要么是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引诱下屈膝下跪，要么是在国人互相厮杀中流下痛心了的泪水，大多数人的却往往是偏安一隅无视国家却没有丝毫的惭愧。
贾耀斌 1864评价
历史是他们创造的，甘愿付出生命也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它就叫三民主义。这个几千年来一直被国人遗忘，被国人忽视的东西却是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以后才在国内缓缓传开，而它的传播总是伴随着血的代价，实在是太过于高昂。如今在百年后再去看一看往昔年岁，看看那些泛黄的旧照片，看看那些青砖白瓦，再去感悟一下那些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不知为什么总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
有人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说过：“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就是这种形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式上是内部矛盾特别尖锐性的表现，实则是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只是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洒，辛亥革命的结果却是失败，孙中山先生当时在政权上端默默走开，是否也曾无奈？在清帝宣布退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的果实被窃取。没有必要在这里用大把笔墨去解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也许是偶然吧，也许真是必然吧。
历史已然过去，但是去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问题，我想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传奇的一生和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来谈谈我的几点感悟。我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也曾两次到中山陵去缅怀过国父。一年之计春在早，万里征程志在先，我想先生莫不是早年立志，岂能改朝换代让江山易主。先生在三十岁左右时遍明白了中国当时的境况，并且为国家的发展趋势做出了一个大致的规划，要不是早年立志再加上勤学苦练和无数次的摸索，岂能如此完备。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要早早立下自己的志向，并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大学》里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虽无需改变天下，但也要让青春无悔，让人生无憾。另外，先生对于自己的信仰也是始终如一从未放弃过，在先生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于革命的追求早已到达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大学阶段立下自己一生的追求，那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不竭的动力。
另外，结合当今中国的国情。我想由孙文的个人经历来看，至少还有两点值得我们在校大学生学习，那就是钱和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孙中山在早年时受兄长孙寿的帮助，随他母亲一道，远赴檀香山留学，并且在那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为日后的海外流亡解决了后顾之忧。在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被公选为致公堂洪棍，这个结果与孙文早期的人脉积累是有重大关系的。另外，我们纵观孙文的一生，尽管流离失所，饱受流离之苦，但是却从未受到过实质性的伤害，虽然先生后期在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十分巨大，但是早期的孙文虽有能力但在李鸿章等人面前也只能算是个无名小卒，对公众的号召力也就无从谈起了。另外，孙中山在海外组织革命阶段，不仅得到了华侨的支持，还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先进分子相交甚好。比如，1895年孙中山先生孤身一人前往香港筹办“香港兴中总会”的时候就得到了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的大力帮助。此外，他还与一些教育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传播他的革命思想，引起了巨大轰动。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对于交际圈的扩大问题也没有丝毫怠慢，他与先于他初到香港时就与创办了“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进行过广泛的接触。后期孙中山提出由于两个组织之间的志业很相近应该考虑将两个组织进行合并，最后衢云等人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
冷铁
时年的孙中山才刚三十出头，就熟稔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并且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他也变现出了伟人的不平凡之处，在辅仁文社全体并入兴中会以后，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民主选举，并将会办的职位拱手让与杨衢云，自己甘做秘书。此举不仅宣扬了民主之风气，有利于外来组织更加自然地融入到兴中会，同时也扩大兴中会的社会影响力。此外，当时革命正处于萌芽阶段，国内形势相当混乱，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清政府虽说即将走到末路，但是对于那些反对他的革命人士是毫不手软的，尤其是那些领军人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05年，杨衢云便被清政府所派出的刺客所杀害了。我想先生能力非凡，对于后面的情况是肯定知道的，但那绝非先生的本意，因为在1900年以后，先生就担任了兴中会的会长，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以领头羊的姿态带领著苦难的中国人摸索着前进的道路。
另外，我认为重孙中山所经历的坎坷的革命道路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钱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革命是一种暴力行为，进行革命是需要大量的食品、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资开销都是需要大量的金钱的，就孙中山所领导的或是其他组织所领导的
中国早期革命来看，虽有部分革命者散尽家财为革命，但却也只是杯水车薪，绝大部分的经济来源还是来自海外华侨的捐赠。在孙文从事革命的早期阶段，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辛亥革命发生时都不在国内。在海外的时期，它不仅仅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筹集革命所需要的资金。对于早期的一些活动，很多都失败了，有的一部分是由于没有革命的经验上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也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导致失败的，在实力上来讲，主要的方面就是经济上的制约。尤其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那种制约则表露得更加彻底，在电影《辛亥革命》里有一个片段讲的就是南京临时政府组建以后，是一直都饱受财政空虚之苦的。当时临时政府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几乎都快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连发给烈士遗孤的抚恤金都是没有着落的。与之相对应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长期盘踞华北地区，财大气粗，自清帝退位以后自然地掌握了国家财政，兵强马壮，临时政府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另外在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也是由于实力不足，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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