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第5期总第125期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Sep.2019No.5Serial.125
———基于若干典型样本的考察
王雪春
(中共桐庐县委党校，杭州311500)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浙江乡村治理实践产生一系列典型的创新样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时期，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诸暨的“枫桥经验”和长兴长城公社狄家斗村大队的“联产到劳”实践
都是在特殊情境下的“理性实验”。改革开放后，温岭民主恳谈、常山民情沟通日和德清乡贤议事会等实践为乡村治理嵌入协商元素，积累了基层民主协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海36
条村级权力清单、农村文化礼堂和桐乡“三治”合一的探索，标志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进一步升级，开拓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其重要启示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理念超前的顶层设计是乡村治理创新的政治优势，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动担当是乡村治理创新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乡村治理创新;“三治”合一；温岭民主恳谈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9)05-0022-05
收稿日期:2019-07-23
作者简介：王雪春(1987-)，男，山西五台人，讲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
推动下，浙江农村经济社会生发出无限的活力。这正是因为民间的自主探索和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共同塑造着乡村治理的图景。浙江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始终立足于发展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特鲜明的经典案例。在此，我们无法一一穷尽，特选取几个能够反映普遍发展需求和代表未来发展趋势，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例进行分析。
气液分离器
一、乡村治理创新的初探：社会主义改
造和建设时期的“理性实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框架下，国家整合社会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村这一最小的基层单位。浙江一些地方按照现实的逻辑，在制度的间隙中大胆尝试形成了符合实际的乡村治理样态。
(一)1956年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
永嘉县在1956年3月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改造，但高级合作社发展过快、过乱、过粗，永嘉县委通过调查发现许多问题。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认为“像‘雕刻’和‘绣花’一样细致的农业生产，在目前主要是手工
生产的条件下，规模太大没有多大益处”[1]，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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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办法是搞队以下的包产责任制改革。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探索，试点组对燎原社“定额到丘、责任到人、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责任制进行总结，写出《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对包产到户的成效进
行总结，认为包产到户对提高农业产量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实验引起永嘉县和温州地委干部众强烈反响。在省委领导和县委领导的支持下，永嘉
255个社实行包产到户，影响辐射周边地区。遗憾的是，伴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验被迫停止。今天重新审视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实验，发现这一理性实验综合考虑个人和集体在社会主义农村生产责任制中的不同作用，无疑是对乡村治理制度的一种理性探索。
(二)1963年源于对“四类分子”改造的“枫桥经验”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针对“四类分子”的改造过程中，枫桥区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依靠众、发动众对敌人进行专制斗争，形成“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枫桥经验。1964年1月，中共中央将“枫桥经验”推向全国。1965年，枫桥干部还运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解决了改造流窜犯的难题，有效维护了治安秩序。据统计，浙江省在1964年和1965年刑事案件发案率和捕人率历史最低，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局面[2]。70年代中期，枫桥的干部众创造了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涵。伴随着形势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推动防治、对四类分子进行摘帽等实践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枫桥干部众，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内容开始从农村治安问题转向涉及面更广的“农村稳定问题”，并且为“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
(三)1979年长兴长城公社狄家斗大队“联产到劳”的尝试
众所周知,1978年安徽小岗村立生死状包田到户，直到1980年同志肯定了这一做法。这期间，浙江长兴县也开始了联产到劳的创新实践。1979年的冬天，长兴县长城公社狄家斗大队第二生产队因油菜秧下种时机不对，出现大面积冻死，不仅无法完成36亩的油菜种植任务，还不能满足社员自己的生活需求。四十户村民偷偷开会，决定将当年冬种油菜田包产到户，取名“联产到劳”。时任长城公社党委书记的宋忠孝，听取多方意见后，同意狄家斗大队搞联产到劳。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5月28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联产到劳真灵”》的文章，介绍并肯定长城公社等社队通过承包到户增产增收的新现象。联产承包的成功让周边农民纷纷效仿。1982年，长兴县5001个生产队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粮食产量38.54吨，达到长兴县农业生产有史以来第一个产量高峰。狄家斗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揭开浙江省农村改革的序幕。
二、乡村治理创新的发展：后选举治理阶段乡村协商治理的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伴随的社会治理难题引起各级地方党委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除了规范民主选举以外，还需要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协商为取向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得以理性沟通，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机会，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实现路径。
(一)决策型协商治理：温岭民主恳谈
温岭民主恳谈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基层实践。1999年，浙江部署开展农业农村教育现代化论坛，温岭市政府将松门镇作为试点。政府官员为了让论坛产生更好的效果，放弃传统的“宣讲”模式，尝试性地开展“干互动”的模式。温岭市的党务官员还将这种新型的现代化教育论坛形式统称为“民主恳谈”，并大力推广。2001年，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之后温峤镇、城东街道等地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民主恳谈会”。伴随着温岭民主恳谈活动逐渐展开，学者们开始关注和解读这种新型的治理现象，并将协商测验和公共预算等理念引入基层预算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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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两种典型的模式:“泽国”模式和“新河”模式。“泽国”模式运用协商民主的理念和社会科学方法对协商过程的优化，主要表现为民意代表的科学抽样、协商前后的两次民意调查问卷和小组讨论配合大会审议等。“新河”模式是一次预算民主的实验，参与者由人大代表和自愿参与的众组成。预算方案要通过初审民主恳谈、集中审议、联席会议和人大会议等多个环节才能出台。
2013年，坞根镇还探索容纳众代表意见的参与式决算。
(二)诉求回应型协商治理：常山“民情沟通日”
针对基层干关系不紧密、农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由此而导致众事件频发的社会问题,2005年常山县委县政府建立“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帮民富”的“民情沟通日”制度。该项制度规定，基层干部要在每月10日左右举行干面对面的沟通协商会。从制度的运行过程来看，主要分为民情调查、民情沟通和民情处置等三个环节。在民情调查环节，要求干部深入基层，通过发放“民情联系卡”、设立“民情信箱”、聘请“民情信息员”和建立“民情提案”等调查活动，了解人民众的生活情况和意见诉求。在民情沟通日，村干部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公布上月财务使用情况，通报上月民情沟通事项的处理结果；村干部和众就个人诉求和公共事务进行平等交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干部要做好民情笔记。在民情处置环节，每月的特定日期，各乡镇组织召开“民情分析会”，落实各部门的职责；县级机关也要针对全县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形成决议。另外，作为“民情沟通日”制度的一种延伸，常山县白石镇近年来利用“民情茶馆”，广泛收集民情信息，进一步完善干沟通机制。
西辽河
(三)协同共治型协商治理：德清乡贤参事会
宰杀肉畜乡贤参事会的前身是2011年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成立的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成员包括两委会成员
、老干部、党员、组长代表等。德清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并于2014年专门出台《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方案》，以章程制度形式明确参事会的功能定位。乡贤参事会由村两委和乡贤代表发起，从德高望重的本土精英、事业有成的外出精英、投资创业的外来精英等三类乡贤中推选，每届任期3年。在参事上，以“村事民议、村事民治”为导向，引导各村按照民意调查“提”事、征询意见“谋”事、公开透明“亮”事、回访调查“审”事、村民表决“定”事、全程监督“评”事等6个环节规范程序运行。截至
2018年2月，全县各乡贤参事会累计参事2155次，服务2960次，并获得民政部“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提名奖。乡贤参事会作为乡村协商议事的平台，丰富基层协商民主形式，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三、乡村治理创新的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下的“三治”融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更加强调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一体化。浙江在探索“三治”融合中，通过村级权力清单拓展法治化的路径，通过农村文化礼堂奠定德治的基础，通过三治融合的桐乡实践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的可能路径。
(一)将村级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浙江宁海36条权力清单
近年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惠农资金进入农村，村庄的利益急剧增加。如何公平和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都与村干部如何规范使用权力息息相关。2014年以前，宁海县农村涉农资金和涉农项目的违法案件频发，在征地、财务管理方面，违反财经纪律、违反操作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如何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村级权力，成为宁海县干部众思考的问题。2014年，宁海县纪委通过充分调研，同时动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众广泛参与村级公共事务权力清单的梳理，出台了《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其中涉及村集体民主管理方面的权力19条，涉及村集体便民服务方面的权力17条。鉴于该权力清单的出台征求广泛的意见，村民众的认同感强，满意度高，村级权力运用得到有效的规范和监督。有学者评价指出，浙江宁海“36条”的创新体现的是一种实践性智慧，它超越了过于技术化的制度文本，赋予制度以通俗化、人性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使制度成为农民触手可及、简便易行的监督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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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德治建设的浙江特：上田村农村文化礼堂
农村文化礼堂既是浙江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德治建设的重要平台。2012年，临安上田村建立浙江第一个村级文化礼堂。上田村利用文化礼堂弘扬传统文化，开展开蒙礼、敬老礼等礼仪活动。上田村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2013年，浙江省出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一系列相关文件。
2013年年底，浙江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337个，主要用于开展庆祝重大节日以及重阳敬老、儿童开蒙、成人礼等文化礼仪活动，同时借助这一平台培育农村道德模范。2018年，浙江省已经建成8000多个农村文化礼堂，力争到2022年，实现规模以上的行政村文化礼堂全覆盖。文化礼堂具有明显的道德引领作用，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等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近年来，不少农村文化礼堂突出“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教身边人”，将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充实到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中来，增进道德感染力。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德治引领作用，有利于以崇德向善的力量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三)桐乡“三治”融合的探索
2013年，为了更好地利用高铁开通带来的发展机遇，并解决好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等产生的矛盾，高桥街道组建众议事组织。桐乡市委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治理价值，并在高桥街道试点“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借助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等载体推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协同，共同推动公共事务的治理。2013年，高桥在镇级层面建立运行“百姓参政团”，为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村级层面建立运行“道德评判团”，强化道德约束力，形成“好坏大家判”的民间氛围；整合网格力量，组建“百事服务团”，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4]。在“三治”合一的推动下，桐乡市农村综合治理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促进了政府服务、公民自治、道德共建的有机互动，实现了
法制与经济
法律与村规民约的互动[4]。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探索代表着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迅速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并在2017年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四尧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浙江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浙江乡村治理实践中涌现不少有价值的创新案例，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浙江乡村治理的经验和特。从总体上看，浙江乡村治理的创新，是基于现实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共同推动实现的。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浙江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无不源于发展需求的问题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遭遇了一些先发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说还没有那么紧迫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村的问题侧重于巩固政权与发展生产。围绕巩固政权的问题，浙江创造枫桥经验；围绕生产问题，浙江永嘉、长兴积极地尝试生产责任制，代表着一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也较早地催生后选举治理时期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浙江温岭、常山、武义后陈、象山等地积极开展创新实践，探索基于本地实际需求的治理现代化之路。经过一段时间自上而下的努力，浙江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客观上要求更加多元的治理方式。宁海关于村级权力的规范、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
桐乡市的“三治”建设，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探索实践的表现。纵观浙江乡村治理的实践历程，正是浙江干部众以问题为导向，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才涌现出一系列的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
(二)理念超前的顶层设计是乡村治理创新的政治优势
乡村治理创新除了要发挥基层干部众的自主探索以外，还需要能够管长远、管全局的顶层设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尤为重视顶层设计的作用。2003年6月，在习近平同志亲自调研、部署和推动下，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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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并在此基础上,2010年制订并实施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04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成为全国最早发布和实施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并创设乡镇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在强化基层党建方面，浙江省委总结了近年来抓农村基层党建20条经验做法，推向全国。浙江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又把“浙江20条”主要经验写入《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在乡村振兴方面，省委、省政府去年印发了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年)》，再次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顶层设计。
(三)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动担当是乡村治理创新的关键力量
回顾新中国成立70以年的浙江乡村治理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浙江政府与民间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为目标，积极互动，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渐进地推动制度变迁。在社会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民间的创业创新活动，基层党委和政府采取包容的态度，给予乡村治理创新一定的生长空间。通过对上述典型样本的考察，基层党委和政府对乡村治理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开展试点工作。为实现某一治理目标，落实某一治理任务，基层党委政府首先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一定的对象和范围进行试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试点工作的质量。二是推广试点经验，形成制度。较为成熟的试点经验形成以后，县级政府会组织力量进行论证，并将制度化的经验在本行政辖区范围内大力推广。三是监督治理创新成果的落实，并根据时机进行适当的调整。正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动担当，乡村治理创新才能不断前进。据统计，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10年来，评各类奖项113项，其中浙江省获得18项，占总数的16%，是获奖最多的省份。在这些获奖中，基层党委政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乡村治理的创新离不开基层党委政府的大胆探索。
五、结论和讨论
我们大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后
的新时代等三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典型样本，从整体上概括了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基本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样本并不能够代表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全貌。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武义县后陈村村民监督委员会、东阳花园村“村规民约”、象山“村民说事”等案例都从不同维度诠释了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另外，浙江乡村治理创新取得成果虽然显著，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比如，不少学者关注到浙江的
“富人治村”问题。“富人治村的治理实践中，治理的主体、治理手段、智力资源乃至治理目标都形成了对传统村治模式的转变，在为村庄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导致了村级治理悬浮”[5]。破解悬浮型治理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开辟农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路径。又如，自治、法治、德治如何做到有效融合，还需要我们更多地从整体性视角去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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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剑光.“枫桥经验”的前前后后[J].人民公安,1997, (1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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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菌肿[4]牛!桐乡首开先河的“自治、法治、德治”被写入十九
大报告![EB/OL].www.sohu/a/ 198774369_578933,2017-10-19/2019-07-23. [5]朱战辉.富人治村与悬浮型村级治理———基于浙东山
村的考察[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4):31 -37.
[责任编辑：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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