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经验证据
邓 悦，郅若平，王俊苏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隔代抚养通常是劳动者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因果关系以及微观机制尚有待证实。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无隔代抚养的样本，有隔代抚养样本中的劳动力收入显著更高；第二，使用短期工作时间延长（加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等工具变量分析隔代抚养对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的渠道作用更强；第三，隔代抚养对非农户口和较高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收入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隔代抚养的确起到了帮助劳动者缓解育儿压力，使其有机会获得更高劳动力收入的作用，从家庭决策目标的效用最大化和代际支持的角度看，隔代抚养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文化的现代沿袭。但另一方面，也应清醒认识到隔代抚养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是使用稳定的社会政策与充分的市场服务供给，来替代不稳定的祖辈隔代抚养。从社会政策方面看，重点是要制定育儿友好型的家庭政策，其关键是制定弹性的劳动就业
政策，适当延长产假，实行男性陪产假制度的全覆盖，鼓励父母积极参与对子女的照料；从市场服务供给方面看，可以鼓励社区联合社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隔代抚养家庭的适合祖辈与孙辈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动，在优化儿童抚养环境的同时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 隔代抚养；劳动力收入；人力资本积累；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０２０９（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４４－１５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提升，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急剧增加，隔代抚养这种由祖辈替代父辈的职责来培养第三代的抚育形式，在我国变得越来越常见。隔代抚养对祖辈和孙辈都会造成负面影响：隔代抚养有可能促使祖辈提早退休，减少甚至放弃休闲活动（何圆，２０１５），而且隔代抚养会使祖辈的身体状况变坏，同时会增加祖辈患抑郁症的可能（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２）；父母的外出务工会造成家庭抚养构架的更替，由此产生的隔代抚养现象会对留守儿童学习、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胡枫和李善同，２００９；Ｓｃｈｍｅｅｒ，２００９；Ｌｅｅ，２０１１；谭深，２０１１）。
虽然隔代抚养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但近年来我国隔代抚养家庭的比例仍在不断升高。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隔代抚育这种逆反哺的代际模式也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完全由祖辈照顾儿童的家庭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从１９８２年０．７％上升到２０１０年２．２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表明，帮助照看孙辈的中老年人比例在不断升高，
［作者简介］ 邓悦，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保险费率下调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研究”（１７ＣＧＬ０３６）；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中国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研究”（４１３００００７５）。
在２０１１年这一比例为４９％，而到２０１５年已经上升到了５３％。中国老龄中心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显示，在我国０－２岁婴儿之中，主要由祖辈抚育的比例达到了６０％－７０％，而且在这之中有３０％的婴儿完完全全交由祖辈来照顾。从国际上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劳动力的迁移常伴随着原生家庭结构的分裂或是新家庭的组建（Ｂｒａｍ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我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并不必然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化（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由此可见，虽然隔代抚养产生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但在我国这种抚育模式已然成为了很多家庭无法避免的生活选择。
之所以选择隔代抚养是由于外出打工能够使收入水平相对提高，让多数家庭的经济和福利状况得到改善（Ｖｕｌｌｎｅｔａｒｉ ａｎｄ Ｋｉｎｇ，２０１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少子与独子结构的家庭不断增加（胡安宁，２０１２）。较为典型的例子是“８０后”的劳动者，作为家庭的支柱，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照顾子女，因此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在工作上以期有足够的收入保持生活质量（李静等，２０２０）。在加倍工作的同时，抽出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子女就变得愈发困难，因而不得不寻求父母的帮助，隔代抚养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无奈之举。基于这些现实情况，许多家庭选择这种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的行为，这种抚养方式有利于忙于工作的父母亲可以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同时也能给予祖辈更多物质上的回馈（Ｃｏｘ，１９８７），以及给儿童成长（包含生理健康）提供更好的物质支持。既然隔代抚养的抚育模式大量存在，那么隔代抚养对家庭成员的收入会带来什么影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的呢？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隔代抚养通常是劳动者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隔代抚养促使收入增加的微观机制尚有待证实，隔代抚养给劳动者带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如何通过短期工作时间延长以及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工作收入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拓展：第一，现有文献多选取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这些研究多囿于收入数据的收集难度较大，未能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本文
选用了企业数据，从收入层面实证分析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回报的影响程度，解决了数据限制的问题；第二，在现有文献对隔代抚养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或晋升机会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短期工作时长和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工具变量，就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回报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研究设计与基本事实；第四部分是隔代抚养如何影响劳动力收入的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隔代抚养的家庭抚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尽管国内外对隔代抚养的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但多是从代际交换、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老年人的影响等方面展开（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Ｋ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ｋ，２０１４；Ｓｐｉｅ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ｓｌｅｙ，１９９４；Ｅｔｔｎｅｒ，１９９６）。一方面，一些研究关注了隔代抚养对儿童的影响。曾迪洋和洪岩璧（２０２０）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基线调查样本分析发现，虽然早期隔代抚养对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但对儿童的心
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存在消极效应。姚植夫和刘奥龙（２０１９）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发现隔代抚养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且不同时间段隔代抚养类型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差异，“全天候”由祖辈抚养对儿童成绩的负面影响最强。另一方面，隔代抚养对祖辈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王伟同和陈琳（２０１９）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三期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隔代抚养行为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抚养强度和中老年体年龄的增长而减弱，６５岁以上老年体并没有通过隔代抚养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且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不利于改善中老年人生活质量。朱涛（２０２０）依托“角转换”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应通
过祖辈个人身份适应、家庭支持和社会政策促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消除祖辈生活困境。
现有研究认为，隔代抚养可以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行为从而提升家庭收入。祖辈协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这种隔代抚养模式，一方面减轻了外出劳动者抚养孩子的负担，使得其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工作中（Ｃｏｍｐｔｏｎ，２０１３），另一方面使外出劳动者出于利他动机或是交换动机而给予老人更多的物质回馈（Ｃｏｘ，１９８７）。Ｚｕｎｉｇａ和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１９９４）通过对墨西哥留守中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子女外出后可以给予父母更多的金钱回报，这些回报不仅能够负担农业生产成本，还可以使中老年人的疾病得到后另有剩余。Ｋｎｏｄｅｌ（２０１０）等通过对泰国四个村庄的调研发现，子女外出工作后，大多数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孙娟鹃（２００６）等
认为，外出的子女往往会通过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来弥补照料缺失。叶敬忠（２００９）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留守老人存在对外出子女的经济依赖，外出子女是留守老人收入的供给主体。可以看出，隔代抚养对家庭的劳动决策和经济收入影响显著，这种抚养模式给劳动力带来的工资回报会影响劳动力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观念的加速演变使隔代抚养带来的机会成本日益增大。
隔代抚养可能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劳动力收入：一是隔代抚养可以通过增加短期工作时长提升劳动供给，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年轻父母可能由于照顾小孩无法通过加班获取更高的工资回报，而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可以避免作出类似的劳动决策。Ｃａｒｄｉａ等（２００３）通过建立代际交叠模型（ＯＬＧ）发现，由隔代抚养产生的代际转移对于劳动供给和资本存量影响显著。Ｆａｎｔｉ和Ｇｏｒｉ（２０１１）在ＯＬＧ模型中发现隔代抚养的行为会影响年轻父母的劳动供给。Ｒｉｂａｒ（１９９２）基于１９８５年美国收入调查与项目参与（ＳＩＰＰ）数据，通过构建抚养小孩和劳动力参与的一般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孩子的抚养成本和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Ｃｏｍｐｔｏｎ和Ｐｏｌｌａｋ（２０１４）等的研究也实证发现隔代抚养会显著影响父母的劳动决策。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００３）利用英国１９９０年综合家庭调查（ＧＨＳ）的数据，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会承受更大的工作损失。李代和张春泥（２０１６）
的研究发现隔代抚养可以使劳动者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通过工资收入的增加来支付留守家庭成员在农村的教育及养老成本。
二是隔代抚养家庭中的劳动者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获取就业和晋升机会。劳动者出于照顾家庭的责任，可能会舍弃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得到晋升的路径，这不仅会导致其当下的收入下降，还会对以后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隔代抚养可以使劳动者获得更大的时间灵活性，通过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带来长期工资回报。Ｓｈｅｎ等（２０１２）运用２００２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ＣＬＨＬＳ）数据，探究了家庭结构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发现隔代抚养的家庭通过父母的帮助减轻了女性家务负担，从而提高了她们的劳动生产率。Ｅｔｔｎｅｒ（１９９６）使用１９８７年美国收入调查与项目参与数据，发现照顾老人会显著减少不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并且照顾老人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要大于男性。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２０１１）基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照顾孩子会降低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蒋承和赵晓军（２００９）采用工具变量和两部模型方法证实了照顾家庭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作用。Ｓａｎｄｏ（１９８６）通过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区农村的调查发现，由于当地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农场经济的不稳定，导致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子女的工作，而外出务工的成年子女在收入上相较于在农场工作时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照顾家庭会降低劳动力的时间灵活性，进而导致工作时长下降和晋升机会的减少。相较于
需要照顾孩子的家庭，隔代抚养可以减少劳动者抚养孩子的负担，可以增加年轻父母的劳动参与，通过短期工作时长增加和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机制影响工资回报。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隔代抚养可以提高劳动力收入。
假设二，隔代抚养通过短期工作时间延长（加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两个渠道提高劳
动力收入。
三、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研究设计与基本事实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否隔代抚养和劳动力收入的数据来自由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牵头，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三家机构联合参与的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下文简称ＣＥＥＳ）。值得说明的是，本次ＣＥＥＳ调查首次大规模搜集了我国企业员工中隔代抚养的情况，从而为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一手的微观数据经验支持。
ＣＥＥＳ调查从共计２６个地市中随机抽取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作为受访样本。选取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省份———广东省，从２１个地级市中抽样１３个（包括１９个区县）进行调查，这些地级市占广东省制造业总产值的８２％，劳动力总数的８５％。选取中国中部代表省份———湖北省从１７个地级市中抽样１３个（包括２０个区县）调查，占湖北制造业总产值的９２％，劳动力总数的８９％。两省共回收有效的企业问卷１１２１份、有效的员工问卷１０８８７份（含广东的追踪样本）。员工问卷是根据３０％中高层、７０％基层员工的分层抽样原则，在每家企业抽取了６－１０名员工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在员工问卷的问项中不仅包括员工的工资收入、奖金收入等本文所研究的关键被解释变量，同时也涵盖了员工受教育程度、性
别、生育状况、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关键人力资
法拉奇本控制变量，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数据。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隔代抚养对于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基本假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影响效应的基准ＯＬＳ计量模型。公式（１）计量模型的选取是基于Ｍｉｎｃｅｒ半对数收入方程，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月均收入（月均工资与月均奖金收入）的自然对数，下标代表第ｄ个地区、第ｌ个行业（二维行业代码）、第ｊ个企业、第ｉ名员工的月均收
入，公式（１）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隔代抚养（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是通过ＣＥＥＳ企业问卷中“父亲、母亲（岳父、岳母）是否帮忙抚养小孩”进行测度，以此考察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ｊｌｄ＝α０＋α１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ｊｌｄ＋
γＺ′＋Ｄｌ＋Ｄｄ＋εｉｊｌｄ（１）Ｚ′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劳动经济学研究相关文献的一般做法，首先加入Ｍｉｎｃｅｒ工资决定方程中的基本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基本特征常用控制变量。其次控制了所属行业以及所在地区的固定效应，Ｄ
ｌ
、Ｄ
ｄ
分别为所属行业、地区的固定效应，行业按制造业行业分类标准分为八个细分行业，将调查企业所在的城市进行编码，作为地区固定
效应使用，ε
ｉｊｌｄ
为随机误差项，对于式（１）的回归能够直接检验假设１成立与否。各变量的具体统计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变量名统计定义
ｉｎｃｏｍｅ员工月均收入２０１５年员工在所在单位月均收入
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ｄｕｍｍｙ是否隔代抚养父亲、母亲（岳父、岳母）是否帮忙抚养孩子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ｄｕｍｍｙ是否加班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是否加班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ｄｕｍｍｙ是否晋升截至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是否获得职位晋升ｆｅｍａｌｅ性别是否为女性
ｗｏｒｋｉｎｇ＿ｙｅａｒ工作经验截至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工作年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受教育年限截至２０１５年员工受教育年限（根据其全日制学历换算）
ｈｕｋｏｕ户口截至２０１５年员工户口是否农业户口ＳＯＥ＿ｄｕｍｍｙ是否为国有企业员工所在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ｏｌｄ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老年人抚养比员工户籍所在城市中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抚养比例
（
三）描述性统计进入实证检验之前，本部分运用“中国企业－劳
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就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逻辑机制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
首先，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将员工家庭是否存在隔代抚养作为分组依据，就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图１给出了基于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的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与不存在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相比，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平均高出８％左右，这初步表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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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是否隔代抚养对员工月均收入（元）的影响效应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其次，按照同样的思路，如图２所示，我们发现加班和晋升会对员工的收入产生影响。在“有加班”分组和“有晋升”分组的员工中，其月均收入分别为４６９４．８８元和５６８１．２２元，较“无加班”分组和“无晋升”分组的月均收入分别高出６．３％和４４．３％。这表明加班和晋升对员工收入影响显著，通过晋升带来的工资回报高于加班带来的工资回报。综上，隔代抚养很有可能是通过加班和晋升的传递机制来影响劳动力收入。
图书馆学概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本文从“是否加班”和“是否晋升”这两个具体层面分析作用机制。表２给出了基于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在加班和晋升这两个方面的比较情况。其中在有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中加班和晋升的比例分别为６８．３％和４０．２％，较无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分别高出７．４％和１５．９％，
这初步说明图２ 传递机制对与员工月均收入（元）的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可以增加其劳动收入，存在隔代抚养的员工更倾向
于加班（更多的空闲时间让其可以选择加班）。此外，存在隔代抚养的员工可以通过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其晋升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为了检验隔代抚养对加班或晋升的影响程度，本文对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与未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差，以及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和未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差作独立样本ｔ检验，从而进一步识别隔代抚养对加班和晋升有无决定性影响。
结果表明，隔代抚养对加班影响ｔ统计量的观测值为４．０１７，对应的双尾概率Ｐ值接近于０，由于概率Ｐ值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表明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与未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前者大于后者。同理，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和未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前者大于后者（参见表３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隔代抚养对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收入可能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选择工作时间延长产生的加班，或是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晋升是隔代抚养促进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渠道。最后，从设定的基准计量模型出发，在表４中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隔代抚养如何影响劳动力收入：实证检验
阳性（一）主回归结果分析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图书馆
优势合作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本文首先采用简单ＯＬＳ基准回归模型，根据待估方程（１
），就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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