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南洋问题研究Ｎｏ．３２０１４（总第１５９期）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５９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１９５４－１９６１） 冯 越
摘 要：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存在“三段未决的问题”，分别是北段尖高山以北的未定界问题、中段猛卯三角地①的“永租”问题和南段“１９４１年线”问题。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１年，经
过反复沟通和多次谈判，中缅两国最终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根据其特点，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
世纪之星机箱历史过程可划分为提出问题、初步交换意见、直接谈判和签订条约４个阶段。
关键词：中缅边界；历史过程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 ９８５６（２０１４）０３ ００２３ １８
中缅边界，是新中国成立后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边界。它的划定，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直接推动了中尼、中巴、中阿、中朝、中蒙之间的边界谈判。
中缅边界问题，从提出到解决，经历了７年时间。７年间，中缅两国政府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反复沟通和多次谈判。这一历史过程，是研究南洋历史和中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历史过程，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②但由于受历史档案的限制，这些研究一般只涉及到中国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策略和原则，涉及缅甸方面的较少；一般只涉及到从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中缅边界谈判的内容，涉及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的较少。 笔者在查阅外交部有关中缅边界谈判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尝试对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梳理，重点突出缅甸有关中缅边界交涉的方针、策略和原则及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中缅边界交涉的内容，以使这一历史过程更趋完整。
一、提出问题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边界政策是“暂时维持现状”，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解决；出于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６
作者简介：冯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２０１０级博士
国家标准馆研究生。
①“猛卯三角地”：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称法，也称“南碗指定区”、“猛卯地区”、“勐卯三角地”。为避免引起误解，本文统一称为“猛卯三角地”。
②代表性的文章有：齐鹏飞、张明霞：《中缅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学位论文有：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１９８９年；康超：《中缅边界谈判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２００９年等。
家安全考虑，缅甸则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解决边界问题。
三维建模（一）暂维现状———新中国的边界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的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现象极为严重。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生政权，中国还直接或间接介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在西藏问题上，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
国在中国西藏攫取的权益，在中国西藏的亚东、江孜驻有军队，并趁朝鲜战争爆发之机侵占了西藏大片领土。所有这一切问题当时都亟需得到妥善的应对和解决。
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界问题，当时中国政府的总体考虑是暂缓解决。例如，关于中印边界，中国在与印度进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关系的谈判时指出，中国方面不希望涉及边界问题①；关于中缅边界，中国政府认为：“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也很复杂……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１］所以，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时，决定暂时搁置边界纠纷，以待时机成熟再予以解决。
１９５５年４月，万隆会议期间，美国利用在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破坏中缅关系、诬蔑中国颠覆邻国政权。对此，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２］，并宣布中国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同有关邻邦确定未定边界。②中国政府已经面临着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国际压力。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
在面临国际方面的压力时，中国政府明确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但是，在中国政府内部，“暂维现状”仍是边界政策的指导方针。应该指出，中国政府主张维持现状，并不是对缅甸边境领土有什么企图，而是在等待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机的到来。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缅发表关于通过正常外
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中央有关单位、云南省委以及中国驻缅使馆把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摆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并先后派人赴边境实地考察，为早日解决问题作充分的准备。［３］
（二）尽早解决———缅甸率先提出边界问题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暂维现状”的边界政策相比，缅甸政府是迫切希望解决边界问题的，并且及早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要求。
“滞缅蒋军”是促使缅甸重视中缅边界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９４９年底至１９５０年初，在中国解放军发动的滇南战役中，国民党将领李弥率残余部队逃入“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缅甸境内的掸邦地区。李弥残部在中缅边境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扰缅扰滇。在缅甸境内，他们贩卖，伪造缅币，以敛聚钱财；勾结地方武装势力，招兵买马，以扩充武装。对此，缅甸曾实施多次针对李弥残部的军事打击。但是，由于缅甸连年战乱，国力衰退，军事实力薄弱，军事打击效果不甚明显。
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５日，缅甸就国内驻有国民党部队一事向联合国提起申诉：１９５０年越境的国民党部队原先是１７００人，通过在滇缅边境一带招募新兵，现已增至１２０００人，而且显然是新近武装起来的。缅甸要求联合国大会建议安理会谴责“台湾政权”的这一侵略行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予以制止。［４］迫于国际压力，台湾分３批从缅甸共撤出６９２６人。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９日，
李弥在台湾宣称，
①②参见杨公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１９８５年，第５３页。
参见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３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０页。
在他直接指挥下的全部人员现已撤退完毕。但事实上，缅甸境内大约还有６０００名国民党军队。①这样，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部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成为缅甸政府的一块心病。
中国在“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的驻军，也使缅甸政府深感忧虑。１９５２年，李弥残部向云南边境发动进攻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当时，缅甸政府忙于内战，尚无暇顾及中缅边境，在“１９４１年线”以西没有驻军。因此，为了防止李弥残部的再次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驻扎下来。缅甸政府对此感到担忧，担心中国会借消灭李弥残部之机侵占本国领土。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周恩来访问缅甸。在２９日的会谈中，缅甸总理吴努提出希望联合公报中能反映边界问题，承认英国人所确定的边界。由于缺乏“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周恩来
没有对边界问题明确表态，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合理解决。②因此，中缅双方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并没有涉及到边界问题。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２日，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期间，吴努再次提出了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并坦诚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恐惧。［５］中缅“双方第一次就边界问题全面而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对未定界的认识。缅方认为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中方认为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６］尽管双方分歧较大，但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共识。１２日，中缅发表联合公报：“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缅甸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国民党残余分子在缅甸境内为所欲为，缅甸政府却奈何不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中国政府的帮助③；中国是亚洲的地区性大国，与缅甸是邻国，以缅甸的力量难以与中国抗衡，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无疑是缅甸政府的最佳选择；近代历史上，缅甸深受英国、日本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心有余悸，拒绝与之结成同盟以抗衡中国；中缅两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战争，但总的来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持这种友好关系和保持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缅甸有着重要的利益。因此，缅甸政府是急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并且它在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
中缅发表关于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对吴努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舞。结束对华访问后不久，吴努就致信周恩来表示要到缅中边界视察。吴努“每次大会都邀请了广大地区内许多村庄的代表参加”，并“特别注意尽可能多邀请些最接近边境地区的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他告诫缅甸边民，在交往中应该遵循友好的原则，应该依法解决两国边民的纠纷，并要求缅甸人民与中国邻居“在最友好的关系上相处”。④１９５５年３月６日，吴努致信周恩来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此次巡视的情况，并委派陪同他巡视的驻华大使吴拉茂到北京当面向周恩来作详细介绍。
二、初步交换意见阶段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局势，两国开始了对争议地区的交涉。缅甸民族报
①
②
③④参见［台湾］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１９５０—１９５４）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人文及社会科学集
刊》，第１４卷第４期，第５９７、５９８页。
参见金畅如：《从中缅关系看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中国军队应缅甸邀请，赴中缅边境作战，剿除了大部分“滞缅国军”。
参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关于加强中缅边民友好等问题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节录）见卓人政主编：《殷殷胞波情———１９５６年中缅边民大联欢》，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页。
事件，则给新中国的外交造成被动局面。此后，中国开始积极寻求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
（一）黄果园事件改变了边界问题的局势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缅甸军队向“１９４１年线”推进时，在黄果园附近同中国军队遭遇，发生了一次军事冲突，是为黄果园事件。中缅边界局势骤然紧张。
由于两国都保持了克制，边界冲突没有继续发展下去。随后，中国政府照会缅甸政府，提醒对方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不要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缅甸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主要有以下４点：双方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双方承担尊重１９４１年当时两国政府所协议的边界线，即“１９４１年线”；中国军队撤回中国领土之内；两
国尽早举行会谈，解决边界争议问题。［８］
２月３日，缅甸政府又一次照会中国政府，再次强调希望建立两国边界委员会，以解决边界问题。
总的来说，缅甸政府的建议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直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对边界问题准备得不充分，中方的回应显得有些拖延。为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在接到吴努来信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牵头研究中缅边境问题。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外交部召集中联部、公安部、内务部、总参情报部等１０多个单位参加的会议，研究中缅边境现存的问题。召集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上强调：“中缅关系很好，但中缅间尚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拖延而没有解决，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清楚情况而不敢很快解决。现在，需要把能快解决的问题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就予以研究。”［９］
经过研究，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复信答复吴努，表示双方应该“采取步骤来防止这类事件以后再度发生”，并重申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希望在解决边界问题以前，“双方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周恩来指出，“‘１９４１年线’是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出来的一条边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这一条边界是有困难的。……在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以前，我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是暂时维持目前两国边界的现状，并且防止发生纠纷。”［１０］
从吴努来信和周恩来复信可以看出，在边界问题上，中缅双方的共同点是：防止边境冲突再次发生；
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线。双方的分歧点是：首先，缅方要求尽快成立两国边界委员会来解决边界问题，而中方对此未给予明确答复，表示在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再进行解决；其次，缅方要求中方承认“１９４１年线”，而中方表示难以接受；再次，缅方建议双方军队分别从“１９４１线”撤离若干距离，而中方建议在解决问题之前维持边界现状。此时，双方关注的焦点是南段边界———“１９４１年线”。
６月２２日，吴拉茂会见周恩来，转交吴努致周恩来的信。吴努除继续坚持对“１９４１年线”的主张外，再次催促尽快成立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启动边界谈判工作。①会见时，吴拉茂也强调了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的紧迫性，“因为边境上最近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小冲突，……若泄露了必然引起不友好方面的造谣生事。最好两国间先设立边境联合委员会。”对此，周恩来指出：“这种冲突，无论错在哪方，都是不幸的，不应该发生的。处理边境问题的首要的也是最好的原则是维持现状，然后设法解决······但就中缅边境的现状而言，是可以以缅甸独立、新中国成立那时的现状来做根据的。”同时，周恩来对缅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中缅间南段有未定界。北段也有未定界，但那里双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因此我们看到南段的问题，也要看到北段关系好的原因。”［１１］言下之意，南段边界冲突的原因在于缅甸军队进入了边境争议地区，改变了边境现状；北段关系好的原
①目前笔者尚未看到该信件，但从《中国总理周恩来关于访缅问题，中缅边界问题给缅甸前总理吴努的复信》（１９５６年８月４日）可以推断吴努信的大致内容。
玛吉阿米的留言簿因在于中国军队没有进入边境争议地区，没有改变边境现状。
（二）民族报事件加速了中缅边界谈判的进程
当中缅双方刚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时，缅甸一家报纸的一篇报道将之拖入了舆论漩涡。
７月３１日，缅甸《民族报》发表消息称：“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共产党中国军队已经侵入并且占领了从葡萄城到肯朗渡口共长五百英里的边界附近的缅甸领土，而且仍然在向内地移动中。”该报还说：吴巴瑞总理昨天召集了内阁“内圈”和各军种首脑会谈，讨论这种严重局势。这家报纸在发表上述消息的同时，指责中国“背弃自己的诺言”、对缅甸主权进行所谓“赤裸裸的和无耻的侵犯”。［１２］当年，“波匈事件”的发生，本就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这则消息在缅甸报社界大量转载，引发了对中国的严厉批评，加重了缅甸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与此同时，美国借这个事件大作文章，极力渲染中国正在对外“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１３］
黑龙江科技大学不良视频针对《民族报》的报道，当天，缅甸政府发表一项声明，批驳指出，“《民族报》所说中国军队已经占领马滚甘、娜汶和辟毛到萨通之间的其他两个村庄，这是不真实的。这些地方中有两个地方目前由联邦武装部队驻扎，同有关总部保持着无线电的联系；其他的地方处在监视之下。关于总理在昨天召集内阁的‘内圈’和各军种首脑会商这种局势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但却认为“有些中国部队进入了缅甸
领土，在佤邦非常接近缅甸—中国边境的联邦土地上建立了哨岗。”［１４］８月６日，缅甸总理吴巴瑞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有５００名‘或更多’的中共军队占据了佤邦边境地区７５０—１０００平方英里的土地”，“除非中共军队撤离，否则缅甸政府不会就边境问题开展谈判”。［１５］８月４日，周恩来复信缅甸前总理吴努（６月１２日，吴巴瑞代替吴努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主要表达了两点内容：一是强调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在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以前，比较妥当的办法是暂时维持目前两国边界的现状，也就是说，暂时维持缅甸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两国边界的实际情况”。二是对缅甸政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缅甸外交部虽然“指出这家报纸所登载的那条消息是不真实的。但是，声明接着说，中国军队进入了缅甸境内的佤邦，建立了岗哨等等……。这种根据自己的看法公开指责对方越境……并不利于两国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１６］８月２５日，吴拉茂转交吴巴瑞致周恩来的信。信中提出中缅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中国应承认“１９４１年线”。①对此，周恩来向吴拉茂指出，南北两段都是未定界，“在北段，按照我们的看法，缅军进入中国境内的已经很多。不仅民族报所说的被中国军队占据的一些地方都在缅军手里，而且缅军还在向前推进……（在南段）中国军队两年前就到了‘１９４１年线’以西，两年来并没有移动。但是，两年来，很多缅甸军队却进入了历史上中国人民承认的习惯线以东的地区，这个地区原来是空的。因此，两年来，缅甸军队在南北两段都向前推进，而中国军队没有移动。”针对缅甸政府和报界公开边界争端的做法，周恩来批评说：“即使这一次缅甸报纸和缅甸政府负责人都公开地说话，中国方面也没有用政府的名义来给予答复。尽管事实上在北段缅军占了中国的地方，并且还在推进，在南段，按照我们所认为的界线，缅军进入的也
很多，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事实公布出来。否则，就会引起中缅之间的公开争论，而这种争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利于挑唆和干涉的扩大……中国政府希望缅甸政府不要增加政治空气，以便于施加压力，因为那就是要中国政府在不平等的方式下作让步。这会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并且会便利帝国主义的利用。”［１７］黄果园事件及其引发的民族报事件，使边界问题的负面影响充分地暴露出来，给美国等西方反
①参见《周恩来总理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话纪要》（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案号：１０５－００３０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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