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指其将不同社会阶层、体和力量，围绕某种价值信念、政治目标等动员起来并投入既定社会实践的能力，主要体现为凝聚力、动员力和引导力。[1]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党建新要求。然而，目前关于这一命题的研究仅仅做到破题。[2] 除了时间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社会动员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虽自成立伊始就格外重视提升自身社会号召力，但社会号召力归根结底是一种以“非强制性”为鲜明特征，以凝聚力、动员力和引导力为要素的综合影响力，其提升渠道、方式通常是多方齐头并进，难以进行具象研究。在为数不多的独立实践中，新中国成立
[1]本文关于“社会号召力”定义参考了邓纯东和郇庆治的解读，但不尽一致。参见张垚：《新时代，怎样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聚焦十九大报告·从严治党）——对话相关专家学者》，《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2日。
[2]《人民日报》记者张垚就“新时代，怎样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与邓纯东和郇庆治的对话，以及靳诺的《发挥强大政治和组织优势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3期）是其中仅有的专题性论述。
一、缘起
社会号召力是弥补政治资源短缺、消弭社会危机的利器，因而成为政治力量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社会号召力”完整表述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但其价值意蕴不仅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探究，且在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广泛运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这一号召，成为引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也将政治口号当作唤起民众、鼓舞斗志、指引航程，具有号召力、聚合力、战斗力的政治旗帜。[4]中国共产党壮大的历史，也是打破其最初的社会号召力的局限性，不断拓展社会基础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增强社会号召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复杂执政挑战的重要法宝。首
[3]《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失歌症测试
[4]张书林：《党的政治口号变革及启示》，《江汉论坛》2007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增强社会号召力的实践
——以上海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为例
杨丽萍
[摘 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D26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35-08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出现了一场以订立和履行爱国公约为内容的政治运动。在实践中，爱
国公约运动的发展过程完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增强自身社会号召力的实践路径。就覆盖人口300万以上的上海爱国公约运动而言，中共借助爱国主义强大的感召力，将原本多元异化的上海各阶层众围绕党的价值理念、政治目标等，空前广泛、深入地动员起来，并引导至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去。因此，爱国公约运动可看作是全面执政后党增强自身社会号召力的一次实践。
爱国公约；社会号召力；软实力；执政能力建设；上海
coq10先，新中国成立不到1年时间里，在全国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周边局势恶化。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国出兵干涉这场战争的目的昭然若揭，但饱受多年战争创伤的中国普通民众不仅排斥战争，更难以理解党中央抗美援朝的高瞻远瞩。而在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之下，选择与当时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对抗，新政府不仅需要过硬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广大人民众的大力支持。6月28日，发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的号召；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布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2]新政府的号召已出，普通众是否响应，以及如何响应号召，则取决于党的社会号召力强弱。
其次，执政后，党不仅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建设任务，还要应对高度异质的城市社会。譬如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这座城市已经历了一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浸淫，不仅权威凌乱，社会亦高度分化、多元。在总人口超过500万的上海，一个派出所辖区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一般小城市，社会构成更是复杂。[3]仅以新成分局石门路派出所辖区为例，该区共有人口35986人，职业造成的社会分化自不用赘言，无单位归属的社会人员就包括乞丐、流氓、娼妓等边缘人，以及私人医生、艺人、经纪人、资方代理人、摊贩、行商、小手工业者、小工商业主、小房产主及车船主等自由职业者。[4]除人口基数大、社会分化高之外，上海社会体还高度组织化。各种地缘、业缘组织，以及跨缘、跨阶层组织大量存在，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3]参见杨丽萍：《从非单位到单位——上海非单位人组织化研究（1949-196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4]《上海市人口办公室关于上海市人口情况分析报告及有关资料》，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25-2-6。中一些甚至发展为大型非法组织。[5]在这种社会分化的情况下，各阶层、体原本具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价值和准则，随着社会转型，更形成不同的实践策略和秩序追求，社会共识难以达成，社会
冲突和危机四伏。称赞教学设计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遭遇了现实压力，其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重建工作，都面临工程浩大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境遇。为化解这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社会危机，党必须提升自身社会号召力，凝结共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获得巩固新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
二、实践
订立“爱国公约”运动肇始于北京。[6]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完成，随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推及全国。之所以将爱国公约运动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增强社会号召力的一次实践，是因为“这项任务不是独立的与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军属、镇压反革命、搞好居民福利等相平行的任务，而是与这一系列任务相结合的”[7]，是“把爱国运动和本身具体任务结合起来，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8]的一场政治运动。这一定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提高自身社会号召力的政治期待。
上海的爱国公约运动的发展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而社会动员的力度恰是政党社会号召力的集中体现。1950年11月，上海组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全市抗美援朝运动。随后，上海各界订立爱国公约活动陆续展开。27日，全市工商界召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订立
[5]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6]《京工商业界集会反对美国侵略订出五项爱国公约保证巩固经济战线》，《人民日报》1950年11月9日。
[7]《爱国公约应深入到人民众中去！》，《文汇报》1951年7月17日。
[8]《为什么要订立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6月6日。
婆罗多舞了上海工商界的“爱国公约”。[1]此后，爱国公约运动在生产场域、生活空间得到大力推广。
在这场为时1年的政治运动中，300多万上海市民用签名或其他方式表示拥护和执行爱国公约，8万多个单位根据全市性的爱国公约分别订立了各自的爱国公约。[2]其中，工厂职工订立爱国公约的达到97.5%；公私合营譬如银行方面亦达95%；机关方面有93.3%；公营企业有92.5%。[3]到1951年底，抗美援朝支前活动胜利结束后，各项捐献任务超额完成，爱国公约运动也完成了使命。上海的运动实践明确体现出党提升社会号召力的价值追求和实现路径。
（一）充分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和挖掘有社会号召力的主体的示范性，增强社会感召力。感召力是社会号召力的前提。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感召力通常由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和自身形象等政治符号所决定。而爱国公约运动正是通过组织化的渠道，将党的性质宗旨、价值理念和政治
社会目标融入到具体的公约内容之中并形成感召力，“以便有效地领导人民众为实现爱国公约中的共同的要求而奋斗”[4]。
因此，上海全市范围内爱国公约内容、形式虽各异，但“一般说来，爱国公约的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如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和协助政府除奸反特务等等；一是生产的或工作的，如按期完成生产计划及节省原材料等等；一是学习的，如学习政治文化技术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5]。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内容是共同性的，主要是表示人民对于、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拥护，表示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行动以及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支持，表示
[1]《工商界今日举行大会》，《文汇报》1950年11月27日。
[2]刘长胜:《关于上海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4月13日。
[3]《三万会员签订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7月26日。
[4]《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文汇报》1951年8月9日。
[5]咏平：《一个好的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6月20日。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重新武装日本的反对等”[6]。在生产或工作方面的，则大多要求人们“更加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巩固国防、镇压反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项斗争和建设事业”[7]等。
事实上，自上海解放以来，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以及普遍的媒体宣传，党的宗旨等具有感召力的对政党的认知已得到传播。只是朝鲜内战突然爆发，1年时间有限的政治社会化很难使市民对党的价值理念、政治目标等形成足够的认知[8]，也很难产生足够的政治觉悟支援朝鲜战争。因此在爱国公约运动发动阶段，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有社会号召力的主体及其效能的发掘。
首先，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分化程度虽高，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也深入人心，但上海人民却从不缺乏爱国主义的激情。特别是抗战前期，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两次淞沪抗战，上海是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即使在“孤岛”时期，上海市民也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例如，1939年，上海地方协会派出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防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9]当朝鲜半岛的战争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出现后，上海市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迅速燃起。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爱国政治运动，除爱国公约运动外，还有爱国缴粮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在这些运动中，爱国主义成为最具有感召力的旗帜，它激发了不同阶层、体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抛开价值、观念上的分歧，打破了社会分化和利益纷争的壁垒。爱国公约运动也是如此，“它集中了人民众反帝爱国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热情，把这种斗争意志和斗争热情以公
[6]《普及爱国公约运动》，《文汇报》1951年3月31日。
[7]《一年来的爱国公约运动》，《解放日报》1951年10月27日。
[8]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及其政治功效》，《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f检验[9]熊月之：《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5期。徐重阳
约形式加以巩固，并使之变成爱国革命的实际行动”[1]。
为此，中共采取各种办法以激发人民众的爱国热情。新的戏剧作品被要求“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2]。不仅如此，一些卓有成效的宣传方式也被施用于订立公约前爱国主义情绪的酝酿，“在游行、控诉、回忆以后，化愤怒为力量，我们应立即掀起一个检查爱国公约和实行爱国公约的运动”[3]。
其次，以社会中坚力量示范言行。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界头面人物对社会公众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950年11月24日，上海市工商界知名人士率先公开发表声明响应抗美援朝，订立爱国公约。其中，胡厥文做了这样的声明：“我工商界人士，应本爱国主义的精神，实际地以行动订立抵制美货、加强生产、不逃税、不投机的公约。并切实明了公约的意义，唤起各界人士共同遵守。”[4]该声明发表后，全市工商业者纷纷行动，签订爱国公约。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成为社会主体，一举一动也成为全市人民行动的方向标。12月9日，全市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的组织下，制订了《上海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行动纲领》，提出了“普遍开展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运动，为提高生产，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国防经济力量而斗争”[5]的目标，围绕“行动纲领”，全市职工展开了签订集体合同，订立爱国公约的活
[1]晨星：《认真检查和修改爱国公约》，《文汇报》1951年6月6日。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3]《订立爱国公约时要注意具体情况》，《文汇报》1951年3月7日。
[4]《工商界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纷纷要求订立爱国公约》，《文汇报》1950年11月24日。
[5]《上海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行动纲领》，《文汇报》1950年12月10日。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6]
爱国主义的高涨，以及上海社会各界，包括工商界头面人物及主要社会力量对爱国公约运动的积极态度，对上海市民形成了强大的感召，社会各界纷纷响应。“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军事干校，其他医药、工商、文教、妇女、救济、宗教、市郊农民等各界人民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普遍签订爱国公约，支持政府关于巩固财经好转、稳定市场、改造工商业等种种措施。”[7]（二）想方设法提高社会动员的广度
和力度，增强社会动员力。动员力是社会号召力的基础，党增强社会号召力的终极追求是尽可能广泛地拓展其社会基础，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力量。而爱国公约运动中，动员力度之大堪称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典范。当然，这一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爱国主义作为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在民族遇到危机时泛起，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特殊情境中虽易于形成情感洪流却不能持久，更无法确保社会动员的深度。
就爱国公约运动的前期情况来看，成绩显著，但问题也不少。一是，运动的发展并不均衡，广泛性不足。“一般说，大城市较中小城市为好，中小城市较乡村为好，而在城市中，各阶层之间也还不平衡。”[8]例如，在杨浦区的18个厂中，“在其他小厂仅一部份订立爱国公约，居民以派出所为单位来订立，只有几个重点里弄订立里弄爱国公约，工商界仅订立了一个全区工商界的公约”[9]。二是，订立公约的形式各异、执行程度不一。有的虽订立了爱国公约，但被“锁在抽屉里，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空白点”[10]；“有些小组看到旁的小组已订立了爱国公约而自己还没有订立，就把别的小组爱
[6]《有关爱国公约的两个经验》，《新民晚报》1951年8月19日。
[7]潘汉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4月19日。
[8]《普及爱国公约运动》，《文汇报》1951年3月31日。
[9]《爱国公约检查报告》，《文汇报》1951年7月21日。
[10]孙进福：《爱国公约的几点体会》，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C7-2-27-54。
国公约照抄一遍，或根据全市性的爱国公约摘几条，内容不具体……有的就把过去订立的劳动公约改名为爱国公约，普遍的把爱国公约订成生产公约”[1]。结果，“流于形式”成为各种“爱国公约”运动总结中频频出现的词汇。
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党的社会号召力自身寻突破口。社会号召力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软实力，其逻辑起点是众观点，非强制性是其本质特征。[2]爱国公约运动正是强调了“自发性”和“众性”特质。
首先，明确爱国公约运动为自发的众性运动。即“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创造出来用以团结和教育自己的新方法”[3]。“订立爱国公约……这是从抗美援朝运动普遍展开后，各地人民自动的把自己爱国的自觉要求集中起来，共同遵行，相互监督的一种办法。”[4]“自发性”和“众性”可以有效淡化政治运动的政治意味，消除众对政治运动的抵触情绪，提高参与度。
其次，订立爱国公约体现了“自觉自愿”的民主原则。“民主自愿原则”是社会号召力非强制性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爱国公约的订立中，“尽量吸收本单位的众自觉自愿地”在“爱国公约”上签名。[5]并严格执
行一系列民主程序，包括“事先应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事后应加以郑重公布，讨论越民主越好，每一条都应为每个参加订约者所完全同意，不同意的也可以不参加”[6]。显然，遵循上述原则和程序，能够赋予爱国公约运动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再次，尊重不同场域，不同产业、阶层爱国公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性。实际上，部
[1]《爱国公约检查报告》，《文汇报》1951年7月21日。
[2]靳诺：《发挥强大政治和组织优势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3期。
[3]《一年来的爱国公约运动》，《解放日报》1951年10月27日。
[4]《为什么要订立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6月6日。
[5]《关于普遍订立检查与实行爱国公约》，《文汇报》1951年3月10日。
[6]吴永平：《怎样订好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6月14日。分爱国公约流于形式的原因是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为了提高爱国公约的可行性，新订立公约建议：“(一)要注意具体而切合实际，避免空洞或口号式的条文……(二)要简单……(三)公约不是永远不变的。在执行当中发现有不合宜的地方，
可以增订或修订，这样才能赶上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要求。”[7]这些具体而灵活的公约内容迎合了众多样性的需求，切实拓展了爱国公约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
第四，爱国公约内容要突出众关心的福利问题。物质利益，“这是众最关心的一件事，福利工作搞得好，众会增加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认识提高以后，其他各条也容易做到；如果爱国公约只重政治，忽略了具体福利问题，会减低众执行爱国公约的热情”[8]。哪怕是企业职工订立的爱国公约，也要“联系本单位的具体工作”[9]。一些里弄公约，正是吸取众提出的诸如房屋修理、自来水分担以及里弄卫生等公共福利诉求而制定出来的[10]，从而避免了流于形式。
由此可见，“自发性”和“众性”及民主原则、程序是消解政治摊派或强制的减震器，提升了爱国公约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正是“自发性”“众性”特点，使爱国公约运动在调动广大人民众参与热忱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也正是这些民主原则及程序，使得爱国公约在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以及规范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最终，所有“党的任务成为众性运动”[11]。
（三）加强对公约的领导、示范和监督，增强社会引导力。引导力是社会号召力的关键，在社会得到普遍动员后，必须对其进行必
[7]李挽华：《怎样订立、执行、检查爱国公约》，《新民晚报》1951年8月24日。
[8]《爱国公约应该包含那（哪）些内容》，《文汇报》1951年7月17日。
[9]牛孺：《怎样订立爱国公约》，《文汇报》1951年3月15日。
[10]《怎样酝酿订立里弄爱国公约》，《文汇报》1951年7月17日。
[11]孙进福：《爱国公约的几点体会》，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C7-2-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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