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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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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卫国
海布圣地城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4）
［作者简介］谭卫国，男，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应用语言学。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主要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广为运用。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选择问题，郭建中于1998年提出了四个制约因素: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要求和作者意图[1]。德国学者雷斯(KatharineReiss)认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恰当翻译策略的首要因素[2]，然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选择翻译策略时往往受翻译目的影响。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内学者发表了不少讨论影响翻译策略选择之因素的论文。有些学者探讨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有些学者探究了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的关系。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将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相结合同时加以探究的成果。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与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南，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典型实例分析，探讨翻译目的对文本类型转换和翻译策略选择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相关理论探讨
本研究关涉三种理论，分别简述如下。
1.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翻译家威密尔（Hans J. Vermeer） 和诺德（Christianne Nord）。他们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译文受众，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诺德于2001年提出了翻译的三个目的：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一般目的（比如挣钱）；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译者选用某一翻译策略的具体目的（比如使用异化旨在忠实于源语文本）[3]。翻译目的论的Skopos主要指第二个目的，即实现目的语语篇的交际功能，而这一目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往往需要译者与委托人(Commissioner)或者发起人(Init[来自M]iator)协商后定夺。曹明伦教授将翻译发起人的政治、文化或经济目的归为非文本目的，视译者的目的为翻译的文本目的，即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了解并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与文体风格[4]。
2.文本类型理论。
文本类型理论是德国翻译理论家雷斯提出来的。她根据文本功能将文本分为四类：（1）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强调文本的创造性构建和语言的美学层面，突出文本作者与文本本身；（2）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即旨在传递信息、知识的文本，重点在其内容；（3）感召型文本(operative text)，即通过召唤读者采取某种行动，促使其对文本做出反应，重点在于感召产生的影响；（四）视听型文本(audio -visual text)，重在视觉或听觉的意象，如电影、广告等，是对前三种文本的补充[2]。后来，英国翻译家纽马克（PeterNewmark）在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三种：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5]，与德国学者雷斯的分类大同小异。纽马克按体裁将严肃文学、官方文告和私人书信等归于表达型文本，将科技文本和经贸文本归于信息型文本，将通告、说明书、公共宣传品等归于呼唤型文本[5]。实际上，一种文本可能汇聚多种文本功能，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要求选用不同的策略。一般说来，重内容的信息型文本和重效果的感召型文本均应以归化翻译为主；重形式的表达型文本则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3.主要翻译策略。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对应概念，是在翻译
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于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来的。在韦努蒂看来，归化策略倡导者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策略实施者则对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采取民族偏离主义的态度，乐意接受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6](P20)。换言之，采用归化策略的译者向译文读者靠拢，采取译文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再现原文的内容；运用异化策略的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亦称“同化”（assimilation），注重将源语语篇的语言特点与文化特征同化到目的语语篇中，因此，“归化”策略的运用必定导致透明而流畅的译文。“异化”策略应用者有意识地打破目的语常规，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保留原文的异域性（foreigness）[7]。归化重在求同，异化重在求异。归化折射语言与文化的相通性；异化主要再现语言与文化的相异性。
总体说来，文本类型与翻译目的息息相关，不可分离，二者共同作用，决定翻译策略的选用。
二、《红楼梦》的文本类型与其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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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与翻译目的具有密切联系。这里就《红楼梦》的文本类型与其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加以探讨。
1.《红楼梦》的文本类型。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伟大作家曹雪芹艺术修养的完美结晶，具有巨大的文学艺术价值，堪称中华文化艺术之瑰宝，读者为之惊叹不已。
企业所得税审计《红楼梦》属于何种文本类型取决于它的文本功能。它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缩影，其创造性构建和语言美学价值决定了其主要功能为表达型文本功能。《红楼梦》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其揭示功能显而易见，属于信息型文本。《红楼梦》还带有讽刺小说意味，对世人有警示作用，兼有呼唤型文本的特征。可见，该古典名著集三种文本功能于一体，主要具有表达型文本功能，其次具有信息型文本功能，再次具有感召型文本功能。
译者通常在弄清文本类型与其功能之后确定文本的具体翻译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主要翻译策略。流动资金需求测算
2.《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
芬兰学者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实施者，译者在考虑翻译目的时应重视行为参与者(包括发起人、译者与译文读者)和客观环境(时间、地点和媒介)的分析[8](P52)。下面分别讨论《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杨宪益夫妇译本与英国学者霍克斯译本——的翻译目的。
两译本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正处于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当时的“红学”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红楼梦》被官方认为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其主题是揭示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宪益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着手翻译这本古典巨著。当时外文出版社隶属于我国出版总署，出版总署规定“外文出版社是国家对外宣传的外文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作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其业务方针规定：对外宣传中华文化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读者和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以及研究中国文化的国内外学者。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伙伴主要是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杨宪益夫妇译本的主要读者是中国英语爱好者和亚非拉国家的兄弟妹们[9]。外文出版社作为这项翻译的委托人或发起
者，决定了杨译《红楼梦》的目的：再现原著的政治背景和艺术价值，尤其凸显阶级斗争主题，同时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杨宪益夫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权决定自己译作的目的。他在回忆其翻译目的时指出，他们并不只是为美洲人或澳洲人翻译，而是为所有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懂英语的人翻译，故务必如实介绍中国文化[10](P1)。显然，杨译本的文本功能主要是传达原著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仍以表达功能与信息功能为主。由此可见，杨译本的文本功能同原著的文本功能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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