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翻译学的主要方面
小结：翻译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获得了迅猛发展。翻译以前是作为语言学习的一种方法，或是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和对比语言学课程的一部分。这门新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詹姆斯.霍姆斯，他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不但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个名称，而且还规划了该学科的结构。翻译理论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学是互相关联的，近年来都有发展，逐渐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 翻译实践历史悠久，翻译学却是一门新兴学科。
纪念马克思200周年马基雅维利主义2.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割裂持续存在。
3. James S. Holmes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88年才为人所知)被认为是翻译学的“成立宣言”
陈沙立4. 翻译可以指翻译研究领域、翻译产品(译本)或者翻译过程(产生译本的行为)
5. 俄裔美国结构主义学家Roman Jak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提出三种翻译类型：
语翻译(intralingual)，语际翻译(interlingual)，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6.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最近50年的事，它被称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多亏了James S. Holmes.
7. 对翻译的探讨，从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贺拉斯和公元4世纪的圣哲罗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就开始了，后者被翻译成拉丁文时所用的手法影响了其后的圣经翻译。
8. 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60年代，语法-翻译教学法统治了中学语言学习(死记硬背外语的语法规则和结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接法或交际法兴起，语言学习摒弃对翻译的摒弃，翻译局限于高层次大学语言课程和专业译员培训。
9. 翻译也是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
10. 霍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探讨三个方面：翻译产品(已有译作，探讨特定时期、某种
语言/文本类型的翻译)，翻译功能(哪些书籍何时何地被翻译，何种影响)，翻译过程(挖掘译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
11. 翻译理论、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学还是会互相影响的。
12. 20世纪70年代，对比分析衰落，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科学在德国保持强劲势头，等值观念风光不再，文本类型和文本目的的翻译理论在德国兴起，Halliday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看成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交际行为，盛行于澳大利亚和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见证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多元系统学者赫尔曼斯《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导致了“操纵派”的诞生。这种动态的、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方法在其后的十年大行其道，而语言学方法则较为沉寂。
第二章 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小结：从西塞罗至20世纪的翻译理论大多围绕着翻译是该直译（“字对字”）还是意译（“意对意”）这一对矛盾进行，这是一个反复出现又毫无结果的争论，圣哲罗姆在用拉丁文翻译《圣经》时曾对这一对矛盾进行过著名的探讨。有关《圣经》及其他文本翻译的争论一千
余年来一直在翻译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早期的翻译理论家们大多在译著序言中为自己采用的翻译方法进行辩护，他们常常很少关注（或者根本无法获得）前人相关的著述。德莱顿在17世纪末提出的三种翻译方法标志着更系统、更精确地研究翻译的开始，而施莱尔马赫对异质文本的尊重则对当代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直译与意译之分开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与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为数世纪以来乃至今日所有重要翻译的基石。
2. 西塞罗对直译是不屑一顾的，圣哲罗姆援引西塞罗的翻译方法为自己在《七十子希腊文本》之《旧约全书》的拉丁译文中所用的方法进行申辩。
3. 人们一般认为，圣哲罗姆最清晰地论述了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不过，在中国及阿拉伯等有着古老而
丰富翻译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争论。
4. 马丁.路得用中东部德语翻译的《新约》(1522)和《旧约》(1534)，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对加强该方言的语言形式，使其成为标准德语大有裨益。多亏了马丁的德语翻译，自那
以后，普通德国人的语言开始变得清晰而富有强烈的表现力。
5. 忠实，在贺拉斯看来，最初的含义就是“字对字”的翻译，直到17世纪末以后，这个词才真正用以指对原作者意义的忠实。 6. 17世纪的英国在翻译理论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德纳姆、考利(Cowley)和德莱顿(Dryden)的论述深思熟虑、理据充分。考利在《品达歌集》的前言里批驳“逐字忠实地转移成法语或意大利语散文”，提议用“拟作”(imitation)来描述他的极端自由的翻译方法。
7. 约翰.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拟作(imitation)，他批评本. 琼生是“逐字译”的译家，像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他在翻译维吉尔的《伊尼德》时却改变自己主，翻译手法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
8. 艾蒂安.多雷在1540年的手稿《论如何出地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提出了翻译的五条原则
9. 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是继德莱顿之后首次系统研究翻译的文章，与德莱顿以原作者为中心不同的是，泰特勒站在目的语读者的立场，将“好的翻译”做了界定(译文读者和原
文读者感同身受)。
10. 17世纪的翻译关注焦点是“拟作”，18世纪焦点是译者为同时代读者重现原文精神的职责，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人们谈论的则是“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德国神学家兼翻译家F.施莱尔马赫写下了影响深远的《论不同的翻译方法》，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译者（商业文本译者、艺术文本译者），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施莱尔马赫倾向于第一条道路，即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近，使用相对于顺化(naturalizing)的“异化”(alienating)。
11. 异化与顺化的对立在韦努蒂那里就成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对立。
12.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英国翻译理论，其研究重点是原文的地位及译文的形式问题，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弗兰西斯.纽曼与马修.阿诺德有关荷马作品翻译的争论。纽曼主强调作品的异质性，阿诺德发表文章《论荷马作品的翻译》，倡导一种透明的翻译方法，阿诺德认为学者是唯一有资格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的人。这种精英主义直到今日在英国仍然十分普遍。
第三章对等和对等效应
小结：本章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语言学引起的翻译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术语是意义和对等，这些术语雅各布森1959年已有讨论，再由奈达发扬光大，其论著系统地分析了意义并提出翻译应注重对等效应。尽管后来人们对此目标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奈达的伟大成就在于将翻译理论从停滞不前的“直译与意译”争论中摆脱出来，并将之带入一个新时代。他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概念把接受者放在程序的中心位置，对随后的理论家，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家，影响至巨。
1. 理论学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尝试较为系统地分析翻译问题。新一轮辩论的中心是某些重要的语言学问题，最瞩目的当属有关意义和雅各布森在1959年已撰文论述的“对等(equivalence)”。
2. 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进一步探讨语际翻译中的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对等问题(equivalence)，认为代码单位之间通常不存在完全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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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从40年代开始，奈达一直致力《圣经》的翻译工作，理论主要体现在《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
4. 奈达认为意义可以分为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情感emotive或涵connotative意义。决定指称意义和情感意义的技巧，包括层级结构法hierarchical structuring(上下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区分词组特性)和语义结构分析(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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