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为封疆大吏的陈宝箴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在政治方面，陈宝箴所推行的湖南新政，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地方自治实验。在文学领域内，陈宝箴不仅本人的诗文作品相当值得称道，而且还是其子陈三立在诗文创作方面主要的引路人，清末同光体诗派的兴起，陈宝箴也有非常大的贡献。就陈氏家族自身而论，义宁 陈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
、“文化之贵族”[1]291，也是从陈宝箴开始才有了一百余年俊彦继武、奇才辈出的辉煌局面的。因此，对晚清名臣陈宝箴生平事迹与思想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陈宝箴的生平事迹与政治品格陈宝箴（1831-1900），谱名观善，字右铭，晚号四觉老人。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他生而英毅，倜傥颖悟，弱冠之年应童子试，即大受考官青眼，断言他将来必成大器。关于陈宝箴的生
平行迹，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不妨先迻录《
清史稿》本传的部分内容，以资说明。
……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为曾国藩所器。以举人随父治乡团，御粤寇。已而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军来凤、龙山间。石达开来犯，军饥疲，走永顺募粮，粮至不绝，守益坚，寇稍瑱稍引去。宝
箴之江西，为席宝田画策歼寇洪福，事宁，叙知府，超授河北道。创致用精舍，遴选三州学子，延名师教之。迁浙江按察使，坐事免。湖南巡抚王文韶荐其才，光绪十六年，召入都，除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糈台，专摺奏事。
《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明年，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抚幕有任驎
者，植党私利，至即重治之。直隶布政使王廉为关说，据以上闻，廉获谴。覆按史念祖被劾事，尽暴其任用非人状，念祖遂褫职。繇是有伉直声。湘俗故闇僿，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弹厂，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又疏请厘正学术及练兵、筹款诸大端，上皆嘉纳，敕令持定见，毋为浮言动，并特旨褒励之。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怿，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
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宝箴素慕曾、胡荐士，因上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诏求通变才，遽擢京卿，参新政，于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宝箴又言四人虽才，恐资望轻，视事过易，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诛四京卿，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
事三立亦革职[2]9733—9734。
通过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对陈宝箴一生之志行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但这样的叙述，未免太过于简单浮泛，因此，我们还需要借助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来稍作概括与深入的辨析。
首先，陈宝箴是一个时刻以家国社稷为忧的爱国者。
咸丰十年（1860），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但未能中式。其后他在京师留居三年，“得交其巨人长德及四方隽异方雅之士，而于易公佩绅、罗广东爱国主义教育网
公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有三君子之目”[3]845
。其间适逢第二次战争，英法联军入寇，咸丰帝仓惶出奔热河。陈宝箴蒿目时艰，积极向政府
邢台学院学报
JO U R N A L O F X IN G T A I U N IV E R SIT Y
第32卷第4期2017年12月
摘要：陈宝箴是晚清督抚中的佼佼者，在湖南推行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自治运动；同时，他也是义
扩散方程
宁陈氏家族作
为“近世模范人家”的辉煌局面的开创者。对陈宝箴作为时刻以家国社稷为忧的爱国者与才干出众而又持重老成的政治家的身份的界定，以及对其宗张、朱而兼叶、王的由伦理实践指向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的辨析，对晚清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陈宝箴；义宁陈氏；晚清政治；经世致用中图分类号：K 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58(2017)04-0070-04
V ol.32,N o.4D ec.2017
略论晚清名臣陈宝箴之事迹与思想
董俊珏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福清
350300）
[收稿日期]2017-07-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陈宝箴与晚清的政治和文学”（15YJCZH03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董俊珏（1976-），男，江苏常州人，博士，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黄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福建地方文化.
第4期
上书建言，解决了留守清军粮草运输的难题。京师沦陷之后，圆明园为英法联军所焚毁，陈宝箴饮酒肆遥见巨火烛天，“锤案大号，尽惊其坐人”[3]845，归寓后即修书寄予时任河南太康知县的好友田玉梅，劝对方帅军赴京勤王，并有“旌麾到日，请先以五尺躯执鞭赴敌，以劳执事，藉得一泄此中郁礧不平之气”等语[4]1812。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陈宝箴对于当时的局势有了非常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这促使他毅然放弃了通过科举以求取功名的途径，转而锐意于实际的作为来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由此开始了他以军功入仕的政治生涯。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大力加强海防，京师戒严。陈宝箴临危受命，由湖北按察使转擢直隶布政使，得以亲身参与抵御外侮的斗争。他先是上《直抒管见以备采择摺》条陈京畿守备事宜，并中肯綮，复由刘坤一奏请，奉旨驻天津督东征湘军粮草转运事宜，虽繁难火急，而皆
董理井井。《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陈宝箴痛心疾首并深致憾于李鸿章，谓其“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李鸿章自日本归国后，陈宝箴拒不往见，当时传言李氏将复任直隶总督，陈宝箴慨然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3]847。是语虽不免意气，然陈宝箴拳拳赤子之心，灼然可见。
其次，陈宝箴是晚清一位才干出众而又持重老成、顾全大局的不可多得的能员。
帝师翁同龢初见陈宝箴，对其印象颇佳，在日记中写道：“右铭尝从曾文正公军营，颇知兵机。”[5]2777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陈宝箴之晓畅军事，部分是得自于其父陈伟琳的熏陶教育，更主要的则是缘于其英武天资和戎马生涯的实际磨练积累。他曾数诣曾国藩不假，曾氏亦引之为上客，并称其为“海内奇士”，推誉甚隆，然其实不过以文士待之，故虽盛为诗酒高会，但却从未让陈宝箴参预其军机要务。故而翁同龢之说实未得其然。陈宝箴辞别曾国藩而赴江西就席宝田军，显然是出于对曾国藩的冷落态度的失望。他晚年出资重刊与曾国藩同起湘乡、并建勋业却不相统属的湘军名将王錱所著之《练勇刍言》，且命其子陈三立为之作跋，隐然有以王錱为湘军正宗而睥睨曾氏之意。在席宝田军幕之中，陈宝箴终于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清军攻破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奉幼天王洪福瑱南走入闽，席宝田率军昼夜追击。陈宝箴准确估算到了太平军的行军路线，使席军一战而毕其役，显示出杰出的军事素养和临战指挥能力。只是因为他投笔从戎之时已近于太平天国末期，从而失去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再加上他生性谦退，不自表异，又起自寒素，无尺寸之凭，故而终其一生，
陈宝箴的军事才干虽为知者所赏叹，却终究未能尽其所用。
军事才能之外，陈宝箴的政治才干在晚清督抚之中，尤为翘楚。张之洞晚年入掌军机，颇自苦于“调停头白范纯仁”之窘迫；相比较而言，陈宝箴则表现出了统摄大局的远见卓识与弥缝龃龉的高超能力。据陈三立所撰乃父《行状》，陈宝箴在席宝田军中时，席氏兵力单薄，又与时任赣抚沈宝祯极为不和：
每军牍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公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措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忱相拊劳。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歼寇竟大功[3]845。
又，沈宝祯与曾国藩以茶厘税金等问题而争持不下，曾国藩愤恚不已，乃至欲与沈氏绝交。陈宝箴遂复至曾氏营中，为二家讲和。朱克敬《暝庵杂识》记其事甚详：
（陈宝箴）从容言：“舟行遇风，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之喜怒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6]卷四。
再者，陈宝箴任湖北按察使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治湖北久，专一省政权，巡抚谭继洵不平，每持异议。宝箴调停其间，事有不可，辄犯颜力争，无阿附，两公皆倚以为重”[7]卷四。由这样三个事例，足以见出陈宝箴深谋远虑、静察默识，处处以大局为重的杰出政治家的本，于当时疆臣之中，可谓一时无两。
另一方面，陈宝箴在仕宦生涯中表现出的沉稳宽厚，是以其胸中的才略定见为根基的，而必当雷厉风行时，其行事之果断强毅，又堪称霹雳手段。陈三立所撰《行状》中，记陈宝箴早年以道台官湖南时，宁远有豪族欧阳氏，“常械斗，杀数十百人，椎埋剽夺，纵横境内外”。湖南巡抚王文韶深以为忧，即奏属陈宝箴按治之：
（陈宝箴）莅界，欧阳姓男妇观道旁逾千人，且行且指詈，张甚。府君瞥舆左一人，颀身长裙，含微哂，走观者时仰其面，骤命卫士提此人斩以狥。卫士向拔刀，其人出不意，伏地请死，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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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邢台学院学报第32卷
父老十余辈，逡巡亦随跽。府君晓以等威利祸，杖而后释之。自是道路肃然[3]846。
联系到前揭《清史稿》本传中所言整肃吏治事，可知陈宝箴之胆识魄力，确非常人可比。因此，如果
要给陈宝箴之政治品格与才智作一概括，那么其子陈三立所写的两段文字，洵为不刊之论：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灿然。
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反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3]846。
二、陈宝箴的学术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陈宝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在晚清时代同样有其典型意义。
陈三立在其父《行状》中指出，陈宝箴“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3]850。我们知道，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朱子学与陆王心学的斗争，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王阳明之心学则最终促成了宋明理学的瓦解；朱熹同时还受到以南宋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儒学的强硬挑战。此外，在宋代理学内部，还有廉洛关闽等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张载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他提出的“心统性情”、“天理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所知”与“见闻所知”等等基本命题，为其后理学各家所本。朱熹将张载所开创的从宇宙论走向伦理学的理学思想体系推向了全面成熟，同时以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来取代了张载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心范畴“气”而成为宋代理学的核心概念。因此，陈宝箴既宗奉张载又心仪朱熹，还兼治叶适、王阳明的学 术祈向，粗看起来，不仅流于驳杂，并且似乎也偏离了此前义宁陈氏专宗王学的家族传统。然而，从张载到王阳明，整个宋明理学都普遍强调在实践而非思辨之中来体认和实现人世伦常这一理性本体，重视“自律”，讲求“慎独”。在两宋诸贤之中，张载所代表之“关学”的一大特，就在于特别注重“学以致用”的精神。《程氏粹言·论学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子（二程）谓子厚（张载）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子厚曰：“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8]1196
朱熹主张“致知格物”，要求“知”先于“行”，但究其主旨，却是为了防止伦理实践的盲目性与自发性，所谓“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若
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悌，交朋友不得不信。”[9]152—153就此而言，他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在伦理的终极目标上，并无二致。至于永嘉学派的叶适，虽然与朱熹在学术思想上有重“事功”与重“道德”之异趣，但其本质不过是在结果伦理与动机伦理上各持一端而已。通常功利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由行为结果的好坏来界定行为本身对错的一种学说，持此种观念者，往往更看重实践，并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多的持重审慎的态度。与叶适持论相近的永康陈亮，就曾对张载在其《西铭》关于伦理方面“天人合一”之说的一个具体阐释，即“乾称父，坤作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有关缘何、如何将“天理”贯
彻于道德实践的极有价值的解释，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认同[10]62。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结论，即陈宝箴的学术思想，乃是以实践理性与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其核心仍在于“经世致用”，在根本上还是属于嘉道以还的经世实学思潮的范畴。但是，在具体的学术路径方面，陈宝箴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其父陈伟琳对王阳明心学的阐发的基础之上，从张载、朱熹、叶适与王阳明这四家的学说中，整合出了由伦理实践指向经世致用一以贯之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王学成分的融入，这使得陈宝箴的整个思想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晚清经世实学的一条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重要路向。学者冯天瑜、黄长义所著《晚清经世实学》一书概括晚清经世实学流变与演迁的三种路向为：今文学的路向、宋学的路向和古文学的路向。但是，晚清宋学路向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学术思想当中，均不含王学之成分，这就使得与他们同为疆臣的陈宝箴的经世实学思想，并不能简单的以宋学路向来看待。如果从陈伟琳开始算，那么义宁陈氏家族完全可以成为晚清经世实学之新的“王学路向”的代表，而与受到阳明学推动的日本明治维新具有很大相似之处的湖南新政，则亦可视为晚清经世实学之“王学路向”的具体实践。
讲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学术信念，作为一种精神指引，贯穿于陈宝箴的全部人生，是其政治实践的基本动力；而以“义宁公子”的身份成为陈宝箴最为得力的助手和湖南新政的实际决策者之一，甚至被视为陈宝箴之代言人的陈三立，毫无疑问也是其父思想的传承者。延伸下去，陈寅恪之“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2]282，恐亦莫能大外于其祖、其父之轨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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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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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寿州刺史。”[3]P1513。归附后契丹应提升其官职，故应以《旧五代史》为是。关于幽州之役后卢文 进的官职，据《旧五代史》：天成元年（926）“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将伪署幽州节度使卢文进率户口归明，百僚称贺。十二月甲午，以契丹卢龙军节度使卢文进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节度使。”[3]P583-586知卢文进在契丹先后担任幽州节度使与卢龙军节度使。故前引《资治通鉴》中“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2]P8940，此处的“幽州留后”应为“幽州节度使”，卢文进在契丹先担任幽州节度使，后担任卢龙节度使。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国志》卷18《卢文进传》：“契丹以文进为幽州节度使，又以为卢龙节度使”[1]P196，才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载。
最后，本文认为，在使用《国志》时，应先对使用的史料进行史源学辨析，同时将《国志》的记载作为一种线索，去探究相关史料的真伪及先后顺序。这样才能将《国志》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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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处系年有误，辽朝没有天赞六年。天赞年号只用了四年（922-925）就改行天显年号（926-937）。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载氏著：《辽金史论》，第333页。但将卢文进归唐一事系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是正确的。
②详见《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第870-871页；《新五
代史》卷25《周德威传》，第298页。
③此处当以《契丹国志》记载“幽州节度使”为是，详见后文辨
析。
④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契丹国
>的若干问题》、《<；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载氏著：《辽金史论》，第323-334、357-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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