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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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1,%No.4%Dec.%2016
第31卷第4期2016年12月
改革开放前，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各领域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关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领域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就医疗卫生建设研究而言，近10多年来，专著有曹普的《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史》、姚力的《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论》和李洪河的《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应对（1949-1959）》等；论文有 李德成的《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研究（
1955—1983年）》、钟雪生的《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王胜的《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张黎天的《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姚力的《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贾章旺的《领导下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李玲和江宇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及丁名宝的《论的医疗卫生思想》等。这些成果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史、主要成就等进行了充分考察。但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探索的视角看，研究者们对医
疗卫生建设探索的成就与经验、社会建设探索的成就与经验的总结还不够。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材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时，社会建设领域探索的理论成果尚付阙如。因此，研究与总结改革开放前社会建设领域的探索成就与经验仍有重要价值。本文就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例来谈谈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建设领域的探索问题。
一、历时性的个案考察：改革开放前临淄区（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变迁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曾经为齐国都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临淄县，1970年改县为区。淄博市临淄区
位于山东省的中部，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古代名医辈出，“西汉有公乘阳庆、公孙光、淳于意仓公；东汉有楼护；隋有许道劲、许智藏；宋有马明生；明代有高昶；清代有崔昌龄等”[1]。早在齐国时就建立了医院，齐国的“管仲在临淄(齐国故都)建立了慈善性医院，收集残废病人集中。此后，历代相传。”[1]但近代以来医疗资源日趋萎缩。
近代以来，临淄县也曾建过医院，那是1936年5月，“临淄利用救灾结余款建民众医院一处，专职医护人员5人，设简易病床10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山东，民众医院结束。”[1]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医药卫生也十分落后，据1948年统计，全县有中医254人，西医69人，中药铺87处，西医诊所21处。”“多以私人行医形式、散布于城乡，有的开设私人药铺。有的
坐堂行医，有的走乡串户为病家医疗。”[1]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淄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才有了大发展。
（一）1950年代临淄县的医疗卫生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9月，临淄县建立县级卫生院，负责县医疗和卫生行政管理双重工作。初建时卫生院设由6名医护人员和3张观察床位组成的综合门诊负责医疗，设由医疗、防疫、妇幼保健、行政、总务等5个股组成的行政机构，主管全县境内医药卫生工作，负责县及县以下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县卫生院的成立拉开了临淄县医疗卫生发展的大幕。
之后三年，首先，临淄县逐步建立了预防和服务等医疗卫生体系。1952年3月，县防疫委员会和县内各行政村防疫委员会相继成立，8月防
摘要：改革开放前临淄区（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变迁是当时新中国历史的缩影，其背后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医
疗卫生领域在公共卫生事业、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而改革开放前医疗卫生实践与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当时党的一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念，包括立足于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民生问题要着眼长远立足于根本解决、社会建设要依靠制度创新、社会建设既要让政府担当也要动员社会以及要充分考虑社会建设项目的可及性等等。
关键词：医疗卫生；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探索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58(2016)04-0040-06
[收稿日期]2016-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0BD J 009
[作者简介]高冬梅
（1968-），女，河北张家口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当代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研究.从医疗卫生发展看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探索
高冬梅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北京100101）
第4期
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监察、防疫训练、宣传教育3个小组。适应反细菌战的需要，
1952年，全县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爱国卫生运动队伍：1个防疫大队，7个分队，101个小队，1770个小组。[1]除了预防机构，医疗服务机构方面，临淄县第二区（今皇城镇)和第三区(今辛店镇)成立公办卫生所，并采取自愿结合、自筹资金的办法在全县建立“联合诊所”。1952年，在联合医疗诊所内安排中医带徒134名，以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1]区卫生所和各联合诊所除了医疗工作，还义务承担卫生防疫工作和食品卫生监管。此时期最重要的疾病预防工作是1952年临淄县全民普遍注射、鼠疫疫苗，1周岁以上儿童开始全民普种牛痘。其次，临淄县进行了“改造旧产婆、开设训练班培养新法接生员，在全县大力开展新法接生工作。”[1]再次，在妇幼保健方面，推行妇女“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保护，禁止女工担任特别繁重或有害妇女生理机能的工作。第四，在地方病防治方面，l950年临淄县成立了黑热病防治领导小组开始防治黑热病。第五，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仅1952年“全县参加人数达37053人；清扫房屋32928间；清扫庭院、街道421405平方米；清除杂草146224平方米；清除垃圾21164吨；填平污水坑l22处；捕蝇24斤；捕捞孑孓25斤；捕鼠158461只；填鼠洞l6437个；灭蚤3217平方米；消毒房间1579间；改造与新建垃圾箱76个、厕所242个；改良水井573眼。”[1]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头四年，临淄县在公共卫生体系、新法接生、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地方病防治等医疗卫生建设的各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
为了分别推动医疗和卫生事业建设，1953年，临淄县人民政府成立卫生科专事县卫生行政管理，县卫生院改称“临淄县人民医院”，专职开展医疗工作。
之后，医疗卫生事业继续快步发展。1953年，临淄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增加到21人，新建医疗用房29间，病床达到20张，[1]设立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和临床检验室，建立了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该年，临淄县人民政府也从行政管理上制定了卫生工作制度。规定每年开展4次卫生突击活动，清除垃圾和突击消灭病媒昆虫，开展捕鼠、挖蛹工作。平时，逢双日清扫一次卫生。日常推行个人卫生，饮食行业增设防尘设备，建立消毒制度。1955年，临淄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正式成立。到1956年，临淄县共建立联合诊所53处。为农业社培训保健员l200人，保育员818人，新法接生员555人，西医带徒l52人，基层卫生工作也得到了加强。[1]
l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深入。临淄县对粪便、垃圾实行统一管理和无害化处理，在广大农村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活动。特别是l958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全民性的大突击，彻底实现“五洁四无”（室内、室外、厨房、厕所、街道洁）（无鼠、无雀、无蚊、无蝇）县。除此之外，在全县推广个人卫生l0件事：“每人一巾一盆，饭前便后洗手，勤洗脚、洗澡，勤洗衣，勤晒被褥，每月理发1次，勤剪指甲，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每人一碗一筷，青少年每天刷牙。”是年，临淄县境内消灭天花病，1959年，全县已基本消灭黑热病。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医疗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合并组建了7处公社卫生院（院内有1-2人分管卫生防疫工作），逐步形成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1958年，临淄合并于益都县，医疗卫生机构也并入益都县，1962年，益都、临淄又分县，临淄县卫生局、卫生防疫站等医疗卫生机构又分离出来。合并后成立益都卫生学校(校址临淄城里)，为当地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第一所正规院校。
（二）1960年代临淄县的医疗卫生建设
疾病防治方面。1961年，临淄区开始结核病防治工作，当年为儿童接种卡介苗47500人次。以后每年都由妇幼保健站负责为新生儿接种卡介苗。[1]1965年，县、社、队三级医疗预防网进—步健全，预防接种工作由突击转向经常化，由重点预防转向普及。1967年，临淄县首次推广使用麻疹疫苗，1968年，临淄县没有了麻疹病例报告。
1960年代，为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临淄县卫生局继续举办中医进修班，1962年，共招收中医学员38人，其中社会招生17人，在职职工进修21人。[1]1965年，临淄县各级医院都设立了中医门诊和中药房。
1960年代，临淄县在1950年代对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加强卫生管理的基础上，卫生防疫站加强了饮水卫生监督检查。1966年，临淄县推广“泥封堆肥法”。城区建设卫生队，临淄城和辛店各一个卫生队，由县卫生局和公社双层领导，负责城区及各单位公共厕所的粪便与垃圾的清理工作。
针对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后农村医疗资源仍旧匮乏的状况，1965-1969年，临淄县卫生局遵照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每年组织农村医疗队下乡，共计80多人，与当地众同吃、同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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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走村串户开展巡回医疗。[1]
对症>科学与人类行为“”开始后，临淄县卫生局被夺权，其职权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指挥部卫生组取代。1969年，临淄县划归淄博市，改称临淄区。
（三）1970年代临淄区的医疗卫生建设
1970年代，临淄县的医疗卫生体系开始从“”初期的破坏中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1970年临淄县划归淄博后，撤销卫生组，改称“临淄区卫生局”。本年，恢复临淄区卫生防疫站、临淄区妇幼保健站等预防机构，之后机构逐步发展，如l977年12月，临淄区卫生防疫站增至25人，是1950年代的4倍多。[1]疾病机构的规模和数量都发展迅速。如县人民医院的规模大大发展，条件大为改善。l974年，临淄区人民医院有病床100张，职工112人，其中医师8人、医士6人、护土12人、助产士3人、药剂土3人、检验土2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45人。新增200毫安X光机1台、30毫安X光1台、显微镜3台、轻便手术台6台、无影灯2台、麻醉机2台、电冰箱2台、甲种手术刀包2个。[1]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全县医疗机构也比六十年代大为增多（参见下表）。
1962年与1974年临淄区医院情况对比表
时间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医师医士每千人均医师(士)病床1962年l处8处4人60人 2.29人80张1974年l处区分院5处，公社卫生院9处36人75人 2.57人368张资料来源：《临淄区卫生志》，第238页。
1970年代临淄县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大发展。特别是1972年，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有240个，占全区总生产大队数的50%。
疾病预防工作在此时期得到大发展。1973年，临淄区对部分公社妇女进行阴道涂片检查，共查3500／10万，对查出的患者全部进行了手术或放射。[1]1975年，临淄区妇幼保健站为全区1396l5名l5岁以下儿童接种卡介苗，建立了卡介苗接种站，常年开展工作。1978年春，临淄区全区12岁以下儿童普种卡介苗，全区共种117833人。1979年，由临淄区政府拨款，免费为43870名7岁儿童服驱蛔虫药，蛔虫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1]1979年，临淄区卫生防疫站成立“食品卫生科”。专事饮食卫生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1978年，临淄区齐陵镇卫生院建立精神病科，设病床l5张。[1]标志着医院门诊的科室更为齐全。
二、共时性的宏观审视：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卫生实践和成效分析
改革开放前山东省临淄区医疗卫生事业变迁的背后，是当时党和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探索及其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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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探索和实践
主要是进行了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
1.加强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构筑全方位的疾病预防体系
解放前，中国的卫生防疫几乎是一片空白。为了应对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的大流行，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预防医疗机构。除此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机构外，传染病和地方病如结核病防治所、血吸虫病等的专门防治机构，1960年代普遍建立起来。“到1970年代后期，全国有防疫机构4千多家，卫生防疫人员9万多人，基本形成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方面全面的公共卫生体系。”[2]而且当时各级医院、卫生院也都承担着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职能。
其次是普遍开展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就开始对危害最大的天花等开始接种（种痘）运动，对伤寒、、鼠疫等进行预防注射运动。老百姓没钱，国家把费用全部包下来。“到1952年，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种痘工作的效果开始显现，全国1952年比1950年天花的发病率减少了90%。”[3]有效地控制了天花的泛滥和蔓延。
再次，开展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就是把人民众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改善自己的卫生状况。新中国初期，人多条件差，卫生文明意识不强，而许多传染性疾病都与卫生密切相关。适逢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向中国边境撒布细菌，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4]的号召。上到中央下直到村庄党委系统都成立爱国卫生委员会，在生产间隙组织多次爱国卫生运动。后来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运动由最初的清除垃圾向“讲卫生、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和臭虫）、消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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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发展，1958年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5]后来爱国卫生运动向“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的更高层次发展。由于广泛动员，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在改善环境卫生、培养民众卫生习惯、防治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地方病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2.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实现全民看病免费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建立劳保医疗制度，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实行劳保医疗，看病由企业负担，职工家属就医，由企业负担50%。1952年建立公费医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实行公费医疗。这样城镇职工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
当时国家比较穷，还没能力将城市医疗保障制度推广到占全国总人口80%多的农村。于是在农村建立了依靠集体、农民互助共济的合作医疗制度。1950年前后，东北各省先搞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20%-30%。1965年发布6.26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掀起了大办合作医疗的热潮。1970年代合作医疗很快在全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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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医疗保障体系的不足，张栋在《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一文中给予中肯评价：“公费医疗方面，过度保障造成多用多占和小病大治的广泛存在，浪费大量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高级干部保健制度，以极少人口耗费大量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在劳保医疗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之间，职工享受的医疗待遇差异很大；一些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单位，职工医疗费长期得不到报销，医疗费拖欠现象严重。在合作医疗方面，由于农村公社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有限，广大农村始终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医疗保障体系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尽管如此，全民医保体系的建成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3.建设医疗服务体系，保障社会各体就医
解放前，中国的医疗机构为数很少，医护人员总数也少的可怜。新中国成立后，城乡都逐步建立起三级医疗体系，在城镇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在农村形成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当时，国家较为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尤其是在1965年，发表“626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医疗资源进一步倾向于农村。
为了应对农村医生缺乏的问题，当时中国最有创新的是为农村培训“赤脚医生”。“626指示”之后，卫生部和教育部确定为农村加快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将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称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全面手”：不仅负责治病，而且担负着预防接种、卫生知识宣传、用新法接生等多方面工作，对提高农村卫生保健水平起了很大作用。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59214名。[6]另外，为解决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各级政府还积极整合城市和军队的医疗资源，到农村巡回医疗。到1975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并有10余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6]
另外，此时期国家还构建了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体系，促使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取得卓越成就。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巨大成就一般依据三条标准评价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一是人口的发病率的升降（特别是流行病与传染病）；二是人们生病后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三是民众的体质如何，特别是平均寿命的升降。从这三方面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医疗卫生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首先是迅速控制或消灭了严重危害民众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贫穷落后、长期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当时的中国疾病丛生，鼠疫、、天花等20多种烈性传染病在中国广泛流行，寄生虫病等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防治，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以几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传染病为例：一是鼠疫，又名黑死病等，病死率极高、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鼠疫曾波及中国“20个省区，全国发病人数1155584人，死亡达1028408人”。[7]解放后，经过宣传教育、疫情监测、疫情报告、预防接种、灭鼠灭蚤、交通检疫、疫区处理、病人、搞好坏境和个人卫生及根除疫源等综合性防治措施，鼠疫于1956年底基本得到控制。[8]二是，自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每三到五年流行一次，据国民政府统计，仅1937年至1946年间，“患者即达百万人以上，死亡达115000人”[9]。此病于1957年得到了彻底控制。三是天花，与鼠疫、并成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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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染病，解放前几乎年年发生，染病者重则死亡，轻者痊愈后留下“麻子脸”；1950年，全中国天花患者还有43286人，[9]到1956年，中国大地上的天花病例几乎绝迹。
总之，“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在解放后不长的时间内，就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10]
其次是城乡大多数人的医疗基本有了保障。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三大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覆盖了全体国民，城乡都建立了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使得曾经的弱势体工人、农民能够享受到“小病不出厂、不出村，大病能住院”，预防药送到田间、家门口等一套完整的初级医疗保障，在当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医疗服务的普遍普及和一定程度的均等化，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再次是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民众建康指标极其恶劣，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约200‰，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到198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7.9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约34.7‰，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为50/10万。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11]
尽管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医疗卫生是一个短缺的供给，但总的来说，成就是主要的。也正因为如此，2013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凤凰网历史频道在网友中做了专题调查，84%参与调查的网友认为，时代的医疗政策总体上很成功。
三、实践与成就的背后：改革开放前党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念
医疗卫生建设是中国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卫生建设体现了当时社会建设的诸多理念，对今天颇有借鉴意义。
1.社会建设要立足于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建设旨在实事求是地创造一个中国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上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12]。新中国没这样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方针。195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周恩来总理又提出卫生工作要与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这四条方针规定了之后30年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走向。与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相比：西方关注个人，我们面向工农兵；西方以为主，我们主张预防为主；西方强调西医先进技术，我们强调中西医结合；西方依赖专科医生，我们主张卫生工作与众运动相结合。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旨在创造一个自己的模式。
苏金生
曾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是模仿前苏联的结果。然而，“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季塔连科院士却认为，中国当初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没有学习苏联。”[13]仅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前苏联没有）而言，就能说明这一点。
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同中国自己创造了新模式。1976年被誉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在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令各国代表为之赞叹：“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14]1978年，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被写进《阿拉木图宣言》，世界卫生组织把它们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在发展中国家推广。1980年代初，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其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这说明中国的医疗卫生模式受到了世界关注。
当时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大多数人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的新路子。
之所以能够如此，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建设抓住了国情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我国“贫穷落后”，所以必须在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低成本地解决老百姓的疾病预防和，二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医疗服务必须是普遍普及和一定程度的均等化。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探索意识和应
变智慧。这对今天的启示是，搞社会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考虑到生产力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又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实现为广大人民众服务的宗旨，特别是要保证弱势体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充分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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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建设可以与经济增长“统筹兼顾”、并驾齐驱
当时，党领导民众在勒紧裤腰带搞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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