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历代研究《伤寒论》的成绩与不足：宋之前将之当成方书，对其理论体系了解不足，且认为《伤寒论》是外感热病的专书，这一极错误的认识直到清代才有所纠正； 隋唐时的孙思邈再次编次了《伤寒论》，并首先提出“方证同条”，为日后方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校注了《伤寒论》是一大功绩，赵开美仿宋刻本至今仍是《伤寒论》最权威版本；
成无已首注《伤寒论》，并系统论述二十三种腹证（然不受重视），之后的注家皆袭用《内经》注解大论，牵强附会，曲意穿凿，玄虚晦涩难解，将一部实用医典活活曲解成难懂、不实用之书。且由于封建观念的影响，历代只重脉诊不重腹证。这些都是中国历代治《伤寒论》的特点及通病。
在日本，以吉益东洞为首的古方派，独立于《内经》之外，发展了《伤寒论》自身的体系，以方证相对、不尚思辨而尚实用、重视腹诊为特点，将经方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而非单用于外感热病。 应该看到，分清经方与医经的体系不同，是正确学习《伤寒杂病论》的第一步，不然一些概念会被误导，终身不得其门而入。在中国，从宋金之后，《伤寒杂病论》皆是《内经》的附庸，都要以经解论，要知道，作为一部经典，不可能要依靠《内经》、《难经》方能立足，它定有其自身体系，从学术、行文、概念便知大大有别，有这方面，日本比我们做得好（我素对日本没有好印象，但在这方面却要肯定它）。
到明清，出现了方有执、徐大椿、尤在泾、柯琴，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方有执敢于提出：《伤寒例》的学术思想与论中条文有根本不同；柯琴率先提出“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使经方用途大大扩展，对《伤寒论》认识大有突破，但乃离不开《内经》，似乎没有《内经》，《伤寒论》便不可自立于世；腹诊在清代也略有了发展，但乃重视不够。应该看到，虽有柯琴等人提倡，《伤寒论》是外感热病专书乃是主流观点，又由于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即便在外感热病上，大都认为伤于寒邪才用伤寒法，余五邪皆用温病法。究其实，大家虽口头仍尊仲景为医圣，实际《伤寒论》已沦落到可有可无的地位。
后世发展了很多辩证方法，不是提倡以症状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推崇玄学思辨，没完没了的诡辨，随意臆测病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中医的堕落。到了民国，有人要废除中医，不搞实用真要消亡了。在中医面临被废除的民国时期，激发了《伤寒论》的潜力，反而迎来了其研究的又一个高峰，当时伤寒派名家林立，多借鉴了日本的古方派观点，以实用派占了主流，如恽铁樵、陆渊雷、余无言等，《伤寒论》的实用价值才进一步得到体现。
胡希恕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那个特殊时期，他充分了解《伤寒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实用、高效。为了中医的生存，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既有师承，又博览书、聪颖善悟，既办学育人又密切联系临床，既了解中国传统的伤寒学观点，又得到日本的古方派、巴甫洛夫学说的启发，提出了：
1、《伊尹汤液经》是《伤寒论》原始蓝本、与《内经》的医经体系不同，《伤寒论》自有其独特体系。袖袖阀管
2、六经辨证的实质是八纲辨证：《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不是脏腑经络辨证，而是八纲辨证。
网聊大管家>李冬民3、强调厥阴不是伤寒的最后阶段，而是太阴。
4、经方辨证体系是六经八纲辨证与辨方证的统一。
5、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6、经方辨证为病－证－方证三级结构。
7、六经八纲是辨万病的总纲。库仑定律
8、古方（经方）能治今病
9、可用排除法确认半表半里病。
细胞生长肽等重大观点。胡老在经方体系内来解释条文与经方，使经方独特而又朴素的概念及脉诊得到正确的解读与总结，使《伤寒论》自身朴素的辨治体系重现于世，使整部伤寒论亲切可读，使辨证论治的实质
得以体现。既纠正了中国研究伤寒传统的错误观点，亦纠正了日本古方派不注重六经病机辨别的极大不足，为后人研究伤寒论指明了正确方向。
解放后，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中迷失了自我，胡老虽苦苦坚守，奈何不为世人所重，胡老与陈慎吾前辈友善且学术思想相近，二人每相互促进，曾共同办学，皆为经方大师。
胡老自我要求甚高，文稿一再修改，身前皆未出版。胡老一生，只在别人要求下发表一篇文章，足见其严谨与耿直。
经方体系的辨病机就是辨六经，很简明。它符合上古生命哲学中“一分为三”、“涵三维一”的核心思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六经辨证就是在"三"的阴阳和合中辨病机，脏腑经络等很多辨证方法是在"万物"这一层次来辨的，五行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三十二天罡六十四卦，令人眩目------"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很多有志之士便是深陷其中，白白消耗心血而不得其门而入.
自胡希恕大师横空出世，融合古今中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伤寒论》自此方可读，古朴可珍，比它家更近仲景原意，可谓真得仲景之心，甚至可以说胡希恕前辈是近代研究《伤寒论》第一人，至今仍无人能及。
曾有听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讲课中对其学生说到：有人统计，自东直门创院以来，病人数最多，疗效比较公认的就数胡希恕前辈，只是一般人难接受其学术见解，致了解他的人有限，范围不广而矣。但有些内行人对其则有极高评价，如刘渡舟前辈就对其很佩服，多次在书面及口头赞其“擅用经方，出神入化”、“经方学派的大师”等，以及当时的很多名家如陈慎吾、谢海洲、任继学等大师级人物对胡希恕的经方疗效亦佩服不已。
然"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国人积重难返，多数中医至今仍对其不甚了解、不甚认同，良可惜也。
《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其方证和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后世称“张仲景为方剂之祖”，即认为《伤寒论》的方证都是张仲景一人发明创造，但这不免有过誉之嫌，更不符合中医发展史，也因此影响了正确认识《伤寒论》。因此，要认识《伤寒论》，认识经方，必须弄清楚《伤寒论》方证的起源。
经方，是指《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简称《汤液》）、《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为代表的中医药学体系，在我国医药学界有着深远影响，其魅力所在，不仅是其方药及方证，更关键在其特有的理论体系。《伤寒》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本经》标志了经方的起源。《本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但一致公认是我国最古最早的医药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医药的起源，如徐灵胎于《本草古今论》
谓“本草之始，仿于神农”如是说。其实其与《伤寒》一样，“神农一日遇七十毒”，不是一个人、一个朝
代所完成的，而是我们先人祖祖辈辈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它起始于神农时代。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为了防寒、防止生病则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考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
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本经》所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显示用药理念与《伤寒》一脉相承。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名实相符。有关《本经》成书的时代，章太炎认为：“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代有增益，至汉遂以所出郡县附之耳”；钱超尘教授据《周易》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国语?楚语》有“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论语》有“季康子馈药”等关于药物知识记载，认为“先秦时代人们对药效已有所认识，并载于古书，《本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所以无其名者，或与《汤液》32卷合为一书亦未可知”。说明不是一朝一代一人所著成，但其起源确是始于神农而早于岐黄。
《本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反映了经方科学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以八纲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书中更详于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任应秋老师考证认为，张仲景系《神农本草经》一派，主要依据是两者都是用八纲辨证。《本经》单味药和适应证，实际是单方证，这在《伤寒》可见有相类记载，如一物瓜蒂散方证、百合洗方证、文
蛤散方证、矾石汤方证、苦参汤方证、狼牙汤方证、大猪胆汁方证、大乌头煎方证、甘草汤方证、猪肤汤方证、雄黄熏方证等等，这些方证与《本经》一脉相承。后来发展为复方证，其理论仍是用八纲辨证，而不用脏腑五行、经络辨证，对比《本经》与《伤寒》的内容即可清楚。更重要的是，《伤寒》中有许多记载了神农时代的医疗经验，如《伤寒》中多处记载“若被火者”、“若火熏之”、以粥治病、以麻黄汤发汗、以大承气通腑实等治法，标明了汉代对神农时代的继承和批判及弘扬。
皇甫谧《甲乙经序》谓：“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说明《汤液》、《伤
寒》的方证，不论是单方方证还是复方方证，都与《本经》有渊源关系。即说明《伤寒》的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伤寒》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本经》不仅指方药、方证，更重要的是其理论，即八纲辨证理论，亦起源于神农时代。
《黄帝内经》（下简称《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下简称《伤寒论》）是不同时代的两部中医古籍，《内经》前而《伤寒论》后。两书皆同源于古代的医经，也即以《易》学、阴阳、五行、六气、卫气营血、精气神等为主导，认证皆以四诊、八纲。不同的是，《内经》集古代医学、哲学理论之大成，其中阴阳、五行、六气对后世影响深远，不仅用其推衍疾病的生理、病理、用药，而且用于推衍防病、养生等。由于六经辨证是根据症状反映来分析病情、病性的，所以《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实质：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即《伤寒论》只是根据疾病所反应的症状治病，不再应用《内经》中的五行、六气推衍辨证。
一、五行、六气用舍不同
《素问·玉机真藏论》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始生也。故其气来耎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入通于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为苍，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这种用五行、六气联系人体五脏生理病理的论述，在《内经》里非常多，这种理论在中国(更确切地说在中原)，经后世发展得丰富多彩，其理论也多歧纷纭。其特点是具有地域性和推衍性，有时根据疾病症状的表现，有时更注重根据季节、气候、地域等。
已知《伤寒论》的主要方证来自于《汤液经方》（下简称《汤液》），值得注意的是，仲景撰用《汤液》中60个方证，其中39个为大小五脏补泻方证，是脏腑辨证论治的典范，而且在《辅行诀脏府用药法要》中还着重介绍了《五味补泻体用图》，并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成五气，化成五味，
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可知《汤液》也用五行理论指导五脏辨证。但张仲景撰用了39个方证，却绝然不再用其脏腑补泻名，如小泻肝汤改名为枳实芍药散、大泻肝汤改称为大柴胡汤、小补心汤改称栝楼薤白半夏汤、大补心汤改称为枳实薤白桂枝汤、小补脾汤改名为理中汤、建中补脾汤改名为小建中汤、小泻脾汤改称为四逆汤……值得注目的是，有的虽用其名，但其适应证已不是脏腑概念。如小泻心汤改名为泻心汤，其适应为“心气不定(足)，吐血衄血”的阳明里实热证；又如小泻脾汤其适应证为：“治脾气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腹冷，脉微者。”《伤寒论》改名为四逆汤，其适应证为：“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这里很明显，张仲景抛弃了五行五脏理论，跳出五行外，而主用八纲辨证。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六经辨证和辨方证，其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的三阳，和少阴、太阴、厥阴的三阴而言。论中虽称之为病，其实即是证，而且来自八纲，具体内容即其提纲，即“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
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伤寒论》是先辨六经，再辨方证，无须再用五行五脏理论。因此，章太炎先生称：“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又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逮仲景作，独《伤寒论》平脉篇、《金匮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这里要明确：《伤寒论》中的平脉篇、《金匮要略》的首章是王叔和所加入，由此，也更可知《伤寒论》不用五行、六气理论。
二、理念不同
（一）五元论和一元论不同：
非理性信念
《内经》以五脏五行、经络流注为生理基础，论病则以其五脏六气变化为主。其特点重视五行、六气，五脏附会五行，如“病之生变，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从多方面论述病因病机，不但治本脏病，还要考虑生克的脏腑。即临床辨证可从五个方面考虑，也即遇一病(证)时，既可从心论治，也可从脾论治，也可从肾论治，也可从肝论治，也可从肺论治，因此，辨证论治是五元论。
《伤寒论》以六经辨证，再辨方证，即凡遇病(证)先辨六经所属，时再辨方证，有是证，用是方，用是药，与《内经》五种可能显然不同，因此，《伤寒论》是一元论。
（二）重病因与重症状不同
《内经》偏重于病因病机辨证，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素问·举痛论)，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素问·至真要大论》)“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素问·生气通天论》)。“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素问·疟论》)。因而临床注重于病因病机辨证，多推衍脏腑经络的
虚实寒热表里阴阳、具体致病之外邪，如风寒朿表(肺)，用辛温解表(宣肺)；如风热束表(肺)，治用辛凉解表(宣肺)。又往往根据气候、季节而判定外邪的属性而指导，如秋冬多为风寒束表，多宜辛温；春夏多为风温犯表，多宜辛凉。
《伤寒论》的辨证主要依据人体患病后所反映出的症状特点、病情、病性，也即形成的证来治病，针对的是证的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不推论经脉流注、致病具体外邪。凡在表者发汗解表，阳热实证(太阳病)无汗者，用麻黄类方药，有汗者，用桂枝类方药；阴寒虚证(少阴病)无汗者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有汗者用桂枝加附子汤。即是说多用辛温解表，没有辛凉解表之方，只有在里热、阳明里热时方用辛凉清里，而不是解表。更重要的是，六经概念不同而不同：《内经》谓：“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即认为三阳病皆可用汗法。而《伤寒论》的少阳病治用和法；阳明病治用清里热法，皆忌用汗法。对三阴的更明显不同，《内经》谓：“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伤寒论》的三阴病，除少阴病用汗法外，太阴、厥阴皆忌用汗法和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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