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秦桧其人的评价，史学家众说纷纭，一般史家都认为他是投降卖国的金人奸细。许多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也仅就岳飞案一事认定了他卑微可耻的一生。按照唯物主义辨证法的观点，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去看待，本文将采用引证，反证，比较的分析方法，主要从秦桧在任御史中丞时期的抗金态度，在被金人俘虏北上期间他对金人欲立张邦昌伪齐政权的态度及反应，出使金国的宋廷使者的口中对他在被金人俘虏北上期间的评价，从其南逃归宋这一事件，以及从他与宋朝理学家们的交往来对秦桧在靖康之变前后到南逃归宋这一时期的抗金态度等几个方面来对秦桧归宋前对金的态度进行研究，以填补史学界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秦桧；南归；抗金；叛变；靖康之变
第二次科技革命
一、前言
千百年来, it信息技术史学界对秦桧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他归宋执掌相权后对金主张妥协和议的投降政策这一方面，更由于他在岳飞遇害事件中所扮演的角，后人一直对其采取唾弃的态度。已诗剧
故历史学家刘子键先生指出：“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可惜并没有实证。”被公认为中国宋史学界泰斗的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在其《岳飞传》中就曾坚持秦是奸细这一观点，并认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秦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曾瑜先生也持此一观点。但近几年来，却不断有学者对“秦桧奸细说”提出异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何忠礼先生等人。何忠礼先生在他的《岳飞研究》第四辑（《老学庵笔记中的秦桧》）中就曾经对秦桧并非是金人奸细做过一些专门的论证。本人根据相关史料，想就秦桧在靖康之变前后到他从金国归宋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抗金态度做一些论证及评述。当然作者并没有为秦桧在其后期的所作所为释嫌的意图，只是想尊重历史研究需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对秦桧的研究应该分期讨论，避免走进全面肯定以及全面否定的误区。
关于对秦桧的研究，当前引用论据最多的史料是《秀水闲居录》、《北征纪实》、《老学庵笔记》、《中兴遗史》、《续资治通鉴》、《宋史》、《大金吊伐录校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史》、《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朱子语录》、《宋论》、《宋元学案》等。在这些史料中，后几部由于是后人所作，其文献价值不高，故抛弃少用。而在前几部史料中，我认为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其可信度较低，主要是因为朱、秦二人矛盾尖锐，攻奸成分可能比较大。正如何忠礼先生所言：“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
的话，就会知道其攻奸的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信服。”[1]而《北征纪实》又是秦桧个人所作，为避嫌疑，也暂不引用。至于《鄂国金佗稡编》乃是岳飞的后人所作，鉴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也暂不引用。所以《老学庵笔记》、《中兴遗史》、《续资治通鉴》、《宋史》、《大金吊伐录校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编》、《朱子语录》这几部史料应是我们引用的最关键资料。下面本文将主要从秦桧在靖康之变到他归宋这一时期对金的表现以及他与宋理学家的交往这几个方面来论述他对金的态度。
二、任御史中丞时期秦桧的抗金态度
一直以来，出现在史料中的秦桧都被贯以“奸臣”“奸细”之称，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的骂名，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秦桧后期对金执行宋高宗的和议政策及行为表现导致，在这里暂且不提；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学者对他的研究有失偏颇，只是注重去研究他的消极影响，忽视了他在前期的积极作用而使人们对他引起误解。本人根据对一些史料的参考及分析后得出：靖康之变时期的秦桧应该是一个积极主战，忠君爱国之人。关于这一点诸多史料记载的并不是很详细或者很少，这也就导致许多学者不去或很少愿意去研究这段历史，但是如果愿意去仔细发掘这一时期关于秦桧的史料，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一些线索的。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登科正第，后经吕好问父子推荐出任御史中丞。根据对一些史料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秦桧应该是一个坚决的抗金主战派人物。有史载“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2]在这一段史料的记载当中，秦桧在给当时宋廷的钦宗皇帝的上书中直言地提出金人的贪得无厌与狡诈，说明他在金人进攻宋朝的都城之前曾经对金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当时的满朝文武大都主张对金人妥协退让的情况下，他能够坚持的自己抗金立场，表明这一时期的他还是一个主战派人物。
正是由于在秦桧等抗金主战派的抗战呼声影响下，宋钦宗起了抗战决心，遂不顾与金人所立盟约，下诏不割三镇，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称自己“不忍陷此三镇以偷顷刻之安”，表示愿意“与民同心，永保疆土”。密令“河北三帅固守三镇”，并派遣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3]这个时候的秦桧还没有在宋廷占据高位，仅仅身为御史中丞，一位监察官员（宋朝御史中丞为监察机构御史台的一级长官），并无实权，但他作为主战派的人物，他的不畏强权，坚决主张抗金的行为，反对对金的妥协政策，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忠君爱国的思想。
又有史料记载“己巳，集百官议三镇于延和殿，各给笔札，文武分列廊庑，凡百馀人。惟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与，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与之。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予之以纾祸。已而黄门持宗尹章疏示众曰：“朝廷有定议，不得异论。”[4]秦桧在当时议和势力占朝廷主流的时候还能挺身抗争，坚持对金人采取反击的态度，并且也正因为此而被解除了御史中丞的职位，如此一位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宰执大臣意见，反对妥协退让的正直大臣，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他在后期对金执行宋高宗的和议政策而成为岳飞被害事件的帮凶就忽略研究他抗金的历史，避口不提他正直的一面，未免有失公允，容易使后人走进对他全盘否定的误区。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时期的秦桧应该是一个忠于宋廷、坚持抗金的主战派人物。
三、秦桧被俘时期的表现
据赵永春教授所著的《金宋关系史研究》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突袭北宋京城成功。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此时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站出来反对，立议状乞存赵氏，为此金人大怒，缚秦桧于军前，结果秦桧被金人俘虏北去。 木结构设计规范在他被金人俘获北上的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北宋朝廷的忠君爱国以及反对金人统治的思想，以下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反对金人立伪齐政权，乞存赵氏
根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游园记年出版）中的记载，金军攻占北宋首都东京后，金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看到金国无人敢留在汴京管理北宋的土地，就提出了“以汉治汉”的策略，但并不同意由北宋的赵氏皇族来帮助他们管理黄河以南地区。由于北宋前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主张妥协议和，深得金人欢心，所以金人就想立他为伪齐傀儡皇帝。当时随二帝一起被俘北上的官员们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大都不敢有表示自己的意见。有史载说，“京城破，金欲立张邦昌，执政以下无敢有异议，惟桧与之抗疏以为不可。”[5]当时的监察御史马伸对被俘北上的诸多官员说“吾曹职为争臣，岂容坐视不吐一辞？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2]此时的秦桧为台长，闻言即进状曰：“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原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2]关于这一段史料在《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等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我们从秦桧对金人的上书中的言辞恳切，大义鼎然之气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秦桧其人并非如一般史料所说的那般卑劣不堪，品德低下，是个叛变卖国的奸细，相反他还应该是一个敢于直言，赤胆忠诚
的热血臣子。并且秦桧也由这件事情得到金太宗吴乞买的赞赏——称“高其节”，使其得到了北上宋廷官员队伍中不一般的待遇——将其赏赐给他的弟弟左监军完颜挞懒为随军的文职人员，并且得到了他的信任，这也为他最后南逃归宋创造了机会。
《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王曾瑜先生《关于秦桧南归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论述了秦桧是金人派往南宋的奸细而不是逃归南宋的。我们通过对宋金时人的有关记载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认为尽管秦桧南归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直接的史料来证明这一点。关于这一点，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如果仅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言秦桧逃归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正是由于秦桧获得了自由，在金人军中从职，才有可能使金人放松警惕，使得他有成功逃归的机会。倘若像其他被俘官员一样被囚之身，是不可能有逃归的机会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这一史料做为他是金人奸细的证据。另外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诏行宫留守秦桧即赴行在所奏事。张浚以桧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一时仁贤荐桧尤力，遂推引之。”[4]这一史料记载的是秦桧在南逃归宋后百官向宋高宗推荐其做官。我们从“仁贤荐桧尤力”也可以看得出来秦桧在金立伪齐的事件中的表现是何等的忠烈，否则文武百官也不会向皇帝推荐一个从北朝南归的故国臣子。
（二）出使金国的宋使记录中的秦桧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宋廷出使到金国使节的口中到秦桧忠于宋廷，反对金人的证据，并非是叛变投降金国的奸细。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后就一直遣使到金国商议和议事宜。在这些通往金国的使臣中，就有许多人有关于秦桧在金国事迹的记载。
据《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出版）记载，建炎三年（亚1129年），洪皓（洪迈之父，字光弼，饶州鄱阳人，徽宗政和五年进士，高宗建炎三年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充任大金国通问使，被金人扣留了15年才得以回归宋廷。在金期间，洪皓一直关注金国情况并同宋廷保持联系，对宋高宗书曰“桧身陷敌区，乃心系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虽苏武不能过之忠臣”。[6]首先我们从反的方面来推测，如果这一时期秦桧有叛变投降金国的活动，以洪皓久居金15年的时间来看，是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发现的，如果不是秦桧在金国有对宋“忠孝之节”的表现，洪皓是不会对宋高宗上书的，不然，随军北上的那么多北宋官员，为何洪皓会单单称赞秦桧之忠节？另外我们从洪皓的人品来看，以其久居金国15年并且在金人予高官的情况下尚且没有变节（史载“已而左副元帅宗翰召皓等遣官伪齐，
皓力辞不可，宗翰怒，命壮士拥以下，执剑夹承之，皓不为动”[4]）的高尚品格，他所说的话还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也正是由于宋高宗相信秦桧的忠节，才会在其南归后不久就授予宋廷的宰执大臣之位，使其逐步登上了权力的颠峰地位。
又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记载：绍兴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张邵上奏：“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异类亦能知之；非特史能书之，党庠家塾、杂记小说亦能书之。顾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请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谓中京者，已而二圣稍东，有随驾医官七、八辈，因留而居，一日，过臣言：‘秦中丞已间行南归矣。’有荥（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粘罕，引大义以谯责之，粘罕有惭’”[6]。从这段史料中张邵对秦桧的评价也是节比苏武，如果我们仅仅用巧合来对待这段历史而抛去不用的话，未免有些不公，再则以洪皓等人的千古忠名，为何要为秦桧书写赞歌？除非他们也一同投降了金人，但这又似乎不为历史所接受。所以我们从秦桧在随二帝被俘北上这段时期的表现来看，他也应该是忠于宋廷，反对金人的。
三、从南逃归宋看秦桧
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初，金人以桧请存赵氏，执还燕山，既而从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遗金书请和也，桧与闻之。逮二帝东徙韩州，金主以桧赐左监军昌为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昌之提兵南下也，桧以任用随军，以计得与其妻王氏俱行。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破之三日，桧与王氏及臧获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以小舟至涟水军界，为禩逻者所得，将缚而杀之。桧曰：‘我御史中丞秦桧也。’”[4]。这一段记载的是秦桧从金国南归宋是史事，后世的诸多学者皆以其亲信高益恭乃是燕人来论证秦桧奸细之说，质问，若非奸细，奈何放归燕人高益恭回北朝？
在此，本人提出一点异议，如果高益恭是金人安插在秦桧身边的眼线，为何要在其刚刚回归南宋的时候即遣送回北朝以至授人以柄，否则长期呆在南宋或干脆不出现高益恭这个人物岂非更有利于隐藏他奸细的身份，所以我看高益恭这个人并非是金人的蓄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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