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友
来源：《文化纵横》 2020年第2期
张玉友
20世纪以来，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现有文献较多关注“经济奇迹国”或“经济大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但较少关注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小国发展模式研究。2010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相继爆发了“阿拉伯之春”、苏丹军事、阿尔及利亚政权更迭等政治事件。可以看出，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几乎都未能抵御大规模抗争政治的影响，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却能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政局。作为非洲西北角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摩洛哥自1956年独立至今一直维持着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发展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自1666年起，来自谢里夫家族的阿拉维王室一直统治着摩洛哥，延续至今。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面临持续的大饥荒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摩洛哥王室就通过调节经济政策，建立了“王室-经济精英-普通民众”的治理框架来消减社会恐慌。独立后，摩洛哥王室仍然秉持着这一理念：经济政策调整是消除内外威胁的重要工具之一。摩洛哥商业律师希沙姆·纳希里（Hicham Naciri）指出，21世纪以来，摩洛哥代表
了非洲大陆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即在缺少自然资源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强大的民营集团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鉴于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独立以来摩洛哥发展模式及其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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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西方学者均将发展定义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人类等各个领域的可持续进步。笔者认为，在考察中东非洲地区的国家发展时，须重点将政权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三个因素同时纳入其中。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摩洛哥发展模式的基础——国家资本主义是如何演变而来的？（2）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国家冠军企业对促进摩洛哥发展有何积极作用？（3）摩洛哥发展模式有何特点以及还存在哪些困难？ 一、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与中东北非地区大多数国家一样，摩洛哥也采用了基于政府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state capitalism），即国家通过资助部分企业来控制其生产方式。[1]从政商关系的发展历程看，摩洛哥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寻租、任人唯亲、庇护以及后来的“新世袭主义”。所以，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又被学界称为“庇护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起源于摩洛哥统治阶级——“马赫赞”（Makhzen）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领域。“马赫赞”对经济领域的持续干预，辅之以“仲裁人”的治理模式，最终发展成了摩洛哥特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一）殖民时期（1912~1956年）
18~19世纪，“马赫赞”一方面控制着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商路，另一方面准许部分与王室亲密的摩洛哥商人建立自己的品牌。1912年，摩洛哥进入殖民时期后，一些传统大家族继续在殖民经济体系下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摩洛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中心也从政治中心菲斯转向了欧洲人居多的沿海城市卡萨布兰卡，同时，菲斯大家族也将商业阵地转移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一时期，菲斯家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他们开始支持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独立后在政商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构建阶段（1956~1972年）
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王室在政治上面临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在经济上面临国家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摩洛哥资本在殖民时期非常活跃，但相对外国资本，只占不到5%的份额。因此，独立初期，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急需创立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同时还需要培养一批忠诚于王室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促进经济发展，摩洛哥开始采取了一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国家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1959年，摩洛哥设立了第一家国有银行——摩洛哥外贸银行（Banque Marocaine pour le Commerce Extérieur），核心功能是为摩洛哥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贷款；制定了促进民族企业发展的保护主义税收政策；大力兴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大坝和灌溉系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发展。
由此，摩洛哥王室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培育了位于农村的农业资产阶级和位于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以纺织业为主）。网络结构设计
（三）摩洛哥化阶段（1973~1982年）
20世纪70年代初，两次未遂的军事使得国王哈桑二世决心加强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这直接导致了1973年《摩洛哥化法》的启动。摩洛哥化措施波及了1500家外国公司和400000公顷的土地，涉及矿产、铁路、农业、银行等行业，目的是让摩洛哥资本接管外国企业和外国占有的摩洛哥土地。从摩洛哥化之后的资本流向来看，一部分公司直接由哈桑二世或者王室控制，另一部分是由与王室有亲密关系的新资产阶级所掌握，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南部的苏斯地区。因此，摩洛哥化行动是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王室可以通过新建立起来的资本体系来干涉与控制国家经济事务。
1919年由法国和荷兰建立的北非证券集团（Omnium Nord-Africain，简称ONA）在摩洛哥化过程中就完全由摩洛哥王室接管。在王室的控制下，20世纪80年代初，北非证券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与并购，并在1982年形成了COGESPAR-SIHAM-ONA联盟，旗下共控股85家公司，涉及行业包括矿业、汽车组装、食品工业、快消和金融等。1966年成立的国家投资集团（Société Nationale d’Investissement，简称SNI）也是摩洛哥化的重要举措。国家投资集团在摩洛哥化阶段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股份继而再转手出售给公众的形式，一方面重启了卡萨布兰卡证券交易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1973~1982年的摩洛哥化阶段，王室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可以服务于国家的新企业家阶层，以减轻国家的投资义务。这一时期，摩洛哥经济精英的地缘图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忠诚于哈桑二世的政治精英开始涉足经济事务；另一方面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的经济精英开始进入能源、旅游、房地产等国家核心经济部门。
（四）经济开放阶段（1983年至今）
在摩洛哥化政策的影响下，摩洛哥经济出现了回暖，GDP从1978年的130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210亿美元，但这种极为短暂的回升无法弥补因公共支出产生的大量债务。令摩洛哥经济雪上加霜的是，1979~1983年间，国际磷酸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导致摩洛哥“近乎破产”。[2]1983年，经济持续下滑和社会不满的增加，迫使国王哈桑二世放弃了摩洛哥化政策，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去摩洛哥化”运动，即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3]从1983年开始，摩洛哥进入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下的稳定化改革。从1993年到2005年，摩洛哥政府集中推进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1989年，摩洛哥正式推出《私有化法案》（La Loi de Privatisation），1993年第一家国有企业“糖产品公司”（Socie?te? des De?rive?s du Sucre）进行私有化改革。[4]此后私有化开始扩展到基建、电信、农产品、银行和旅游等领域。[5]私有化进程开启了摩洛哥大私人资本（Grand Capital Privé）进入摩洛哥核心经济领域的大门，共有114家公司参与私有化，其中最为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是摩洛哥外贸银行和国家投资集团。
从中东欧的私有化经验来看，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前就已掌权的精英是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同样，在摩洛哥，我们也能看到私有化使得已经集中大量私人资本和大量物质或社会资源的精英体受益。[6]1995年，摩洛哥外贸银行被摩洛哥商业大亨、来自贵族家庭的奥斯曼·本杰伦（Othman Benjelloun）收购。收购后，摩洛哥外贸银行被整合进了本杰伦的商业集团，成为其商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7]同样，摩洛哥王室通过其控股的北非证券集团收购了国家投资集团的51%股份。1996年，该集团的营业额就达到了4.32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北非证券集团的第二大集团，同时还控制着工业、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投资。
法国学者奥德·西尼奥勒认为：“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与其说是国家的退出，不如说是国家内部的重新部署。”[8]这种重新部署既反映在国家权力干涉的削弱上，也反映在其干预领域的增加上。国家将某些经济和社会职能“移交”给私人行为者，这些行为者为国家获取效忠和间接控制人民提供了支持。在摩洛哥，这种重新部署体现在摩洛哥王室通过私有化行动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其政治经济网络。由此，摩洛哥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国家经济的再集中化，培育了更多的商业家族。从这个角度看，私有化政策通过合作和排斥培育了谋求利益的联盟。寻租的“铁律”[9]到了肥沃的土壤，其维持和强化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商人-官僚体系。他们结成小集团，通过影响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来寻求互惠互利。
二、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的兴起、发展与作用
从1983年开启的去摩洛哥化运动和私有化政策，虽然在本质上是摩洛哥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延续，但其经济表现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GDP保持着4%~6%的稳固增长率，预算赤字从1983年的12%降到了1993年的3%，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到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7亿美元。[10]因此，正如史蒂文·海德曼（Steven Heydemann）所言，“在某些条件下，寻租、改革能力和改善经济表现之间也可能存在正和关系”[11]。梅兰妮·卡米特（Melani Cammett）通过对摩洛哥纺织业的研究表明，从改革的赢家或输家的角度来考虑私有化政策的社会政治影响是多么的狭隘。[12]文成公主进藏教学设计
nordost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取得较好经济成就的背景下，1999年继位的穆罕默德六世却面临着三大困境：第一，私营企业不愿参与公共事业的投资；第二，摩洛哥大型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欧美为主）；第三，社会发展滞后。基于此，穆罕默德六世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修正，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扶持原有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型经济部门，其目的是培养更多的行业龙头企业。因此，在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初期，摩洛哥开始推动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
当代经济研究 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1953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文·威尔逊在谈到其任职过的美国通用公司时说道：“对国家有益的政策也对通用汽车有益，反之亦然。”[13]这一讲话意味着国家与大企业可以建立牢固的联盟，前者为后者提供在国际竞争中所需的一切特权性资源，如保护性税收制度，同时维持必要的干预权，而后者则为拓展国家利益服务。这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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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有丹麦的马士基、英国BAE系统公司、芬兰的诺基亚、欧洲空客公司等；20世纪70代以来，新兴国家也发展了大量的国家冠军企业，如沙特阿美石油和韩国现代汽车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转向以科技和知识为主的竞赛，国家冠军企业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
2004年，摩洛哥的大众媒体开始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的概念。这一年，摩洛哥两大私有银行瓦法银行（Wafabank）和摩洛哥商业银行（Banque Commerciale du Bank）合并成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Attijariwafa Bank，简称AWB）后，摩洛哥《经济学家报》（L’Economiste）报道称：“两家银行的合并在摩洛哥创造了‘国家冠军企业’。”[14]此后，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使用该概念，据《青年非洲》杂志称，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前老板哈利德·乌德基里（Khalid Oudghiri）是第一个使用国家冠军企业来彰显摩洛哥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定地位的企业家。[15]自21世纪初以来，摩洛哥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如房地产行业的阿道哈（Addoha）、电信行业的摩洛哥电信（Maroc Telecome）、能源行业的阿克瓦集团（Akwa Grou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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