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
我很高兴能够到南阳来参加这次“2011经方医学论坛年会”， 这得感谢这次大会的组织者黄煌老师、黄煌经方沙龙网的全体老师以及河南宛西制药集团。
正像黄煌老师昨天夜晚所说的：“南阳可以说是每一个经方人的麦加。”。黄煌老师的话，准确地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漫谈伤寒论中的方证 》。
我的讲话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燃烧与灭火
二、方证辨证的合理性在哪里？
三、“方证”在《伤寒论》中的地位；
四、 我对“方证辨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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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的观念会无形地束缚着人的观察与阅读；
六 “方证”的历史命运——“被《内经》化”；
七、 吉益东洞的“方证主义”——“去《内经》化”；
集团经济研究八、 病案。
近几年，经方在兴起。但是在临床上自始至终把“方证”当准绳的人并不多。原先一些认为“方证辨证”能够执简驭繁的人，渐渐地又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理法辨证”那里去了。好像“方证相对”是理法辨证的结果，而不是辨证的入手处。这样的局面让我对经方医学能否广泛应用的问题很为担忧，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伤寒论》被内经化”的过程仍然在“现代经方派”医生的身上继续进行着，同时更加感受到黄煌老师始终坚持的“方证辨证是临证追
求的最高境界”的现实意义。
我今天想把自己对方证的认识和大家交流交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批评与指正。
一、方证辨证与理法辨证的异同点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卢崇汉老师的“扶阳学派”和胡希恕老师、黄煌老师的“方证辨证”都是经方派，都信奉张仲景，但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1、新近读了李赛美老师主编的《名师经方讲录》，书中卢崇汉老师的一篇文章《从姜、桂、附的使用看扶阳理论的应用》引起了我的注意。善用附子的卢崇汉在文章里说：“只要附片质量不好，我就不用，绝对不用。那么不用了是不是就不能解决问题呢？昨天晚上我还和刘力红谈这个问题，附子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没有附片，这个问题又怎么办？所以，第一次刘力红来跟我看病，看了四十多个病人，四十多张处方，没有一张用附片。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药房的附片不能用，我就不用附片，那么就用桂枝法，这四十多张处方就是用桂枝，桂枝法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啊”。胶木轴瓦
在卢崇汉老师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非常重视理法的。然而胡希恕先生对于同一
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根据冯世伦老师在《扶阳论坛：中医火神派名家之“华山论剑”》中的一篇演讲，他说胡希恕先生曾经说过下面的一段话：“太阳病，依法当发汗，但发汗的方剂为数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用之有效呢？我们的答复是不行，绝对不行”。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方药的位置在胡希恕先生的心目中重千斤。
在辨证与治法都正确的前提下，对某一个主要药物的调换，卢崇汉老师的态度与胡希恕先生态度是有区别的。一个可以斟酌迁就，一个则是斩钉截铁地拒绝。
2、其实，这里牵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辨证思路，一种是理法辨证，另一种是方证辨证。他们的临床实践都很成功，但哪一个更符合仲景的原意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天，在不经意之间，我突然在电脑上看到一篇《梁文道深入浅出谈“结构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梁文道谈到象棋中的规则和棋子哪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今天假如说我跟你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棋摆出来以后发现少了一个‘车’，那该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下不成呢？不是。我们都知道解决的方法，就是我随便拿块硬币出来代替它就行了。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明明那个硬币不是那个‘车’，上面没刻着的那个‘车’字，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它当做‘车’来使用呢？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我把这个替代物当做‘车’，我们接
下来在玩这场棋子游戏里面，它的走法就跟原来上面印上‘车’字的那个棋子的走法完全一样的话，那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些棋子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魔力。重要的是玩象棋的规则，也就是说象棋棋盘上面的每一颗棋子，它的意义不来自于它本身，而来自于使得这个棋能玩的起来的一些游戏规则”。
3、梁文道的象棋的故事来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它使我想起了抽象的规矩与看得见摸得着的棋子的关系孰轻孰重的问题。
卢崇汉先生的扶阳理论与姜、桂、附的使用当然是相互倚重的。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理法还是比方药重要。他的思路是符合索绪尔的象棋理论中抽象规矩与具象的棋子的关系。
胡希恕先生、黄煌先生是注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方证’，所以把临床诊治称之为“方证辨证”。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理法方药的辨证程序是倒过来的。假如根据象棋游戏中抽象的活动规则远远地高于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象棋棋子的话，胡希恕先生、黄煌先生的思路与观点是不符合索绪尔的象棋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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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到了卢崇汉先生与胡希恕先生、黄煌先生方证辨证的不同的学说特点了。
众所皆知，按照理法方药的次序来进行辨证施治是主流中医学的常规。行内人士都已经耳熟能详，心知肚明了。那胡希恕先生、黄煌先生“方证辨证”的合理性的根据在哪里呢？
二、方证辨证的合理性在哪里？
方证辨证的合理性用我们平时常用的理性思维的确难以理解其中的奥秘。 然而运用野性思维这一概念来解释，就能使这个疑团涣然冰释。 1、在一个有意识理性所创造的理论结构中，预先被人设定的秩序与规矩是起着指导作用的。譬如，在象棋游戏中，规则是人所设计的，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规矩唱主角，看得见摸得着的棋子当配角的。卢崇汉“扶阳学派”里，重阳的理论与扶阳的治法是诊治的核心理念。“火神派”与“扶阳学派”的自我命名就是理法在前的明显的标志。
2徐僖、作为会思考的动物，“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思维方式加以定义的。然而思维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有意识理性思维” 。
有意识理性思维仅仅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思维之一，它存在在人类的习惯的现意识之中，是人类思维的冰山一角。人类还有另一种理性思维，它是无意识状态的存在，所以命名为 “野性思维”。 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把它与“本能”区别开来，它不是“本能”，而是一种不同于习惯理性的另一类理性。“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在人类进入开化以后，它被深深地遮蔽了，不被人们所认识而已。 3、“方证辨证”就是中国未开化时代先人的“无意识理性”的产物，“野性思维”的结晶。它是一种自发的规矩与秩序，不是先人所创造所设计的。只不过是先人在无数亿次的医治疾病的实践中，发现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诊治疾病的规矩而已。所以在这种“方证辨证”的诊治方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方证药证就是“具体的科学”，不需要有有意识的理性去解释，去论证。就象警犬扑捕犯人一样，无需更多人为的说明。当然警犬扑捕犯人是动物的本能，不能与人类的野性思维相提并论。
4、方证辨证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运用人类与生俱来的野性思维来诊治疾病的。野性思维与我们现代思维一样，包括三大内容：记忆、理解与发现。不过它是人类的原始逻辑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的理性活动。然而野性思维强于知觉与想象，善于直观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它缺乏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思维的发展往往以自身知觉的日益迟钝、麻木为代价，所以努力保持自身知觉的敏感性对经方医生来说就显得分外重要，有一段关于知觉的话使人永记难忘：“每当我的感觉迟钝，临床思维陷入模式化时，我就想起日本汉方家泽泻久进的教导：具有敏锐的感觉是成为高明医生的重要条件，而嘲笑感觉的认识，就是在嘲笑人类”。
5、野性思维不是“本能”，它人类的无意识理性，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思维能力，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被习惯的有意识理性所遮蔽住了。只有在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每一个人都知道，儿童学习语言与成人学习语言的成效与速度是不好比较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一个是运用无意识理性去接受，另一个要更多地运用有意识理性去学习。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经常听到老师强调的“要运用外语思维去学习外语”， 这句话中的外语思维就是学习者与生俱来的野性思维。
至于海耶克认为，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还有那一片极其重要的领域。这里就不加以讨论了。
6、“方证”是中国远古时代先人野性思维的活化石，弥足珍贵。
方证的雏形是中国远古蛮荒时代先人野性思维的产物，是先人用特殊的思维方式发现的疾病过程中的共时性现象。这种诊治知识是先人用生命和时间积累下来的。共时性是指方证辨证时疾病的症状、体征、脉象、舌象、腹证、体质状态、疾病谱等因素以及相对应的方药组合关系的横向联系。方证辨证中的共时性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横剖面，它强调的是诸多要素中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的内在联系。黄煌老师的“方证三角”学说就是这种横向联系的最经典的现代论叙。
7、‘野性思维’一说，其来源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野性思维》。1935年至1939年，斯特劳斯与其妻子到巴西给印第安原住民和其他土著人中进行了更多系统性的实地考察工作后，发现土著人有特殊的思维方式。他把这种思维称之为‘野性思维’。他认为未开化人类的野性思维，具有具体性与整体性思维的特点。野性思维与开化人的抽象性思维一样，都是有秩序的。野性思维也能够对经验进行极其详细的总结归类。所以这两种思维的区别与不同，不是分属野蛮与文明或是初级与高级这两种等级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行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野性思维，它是人类文化的源头。
斯特劳斯认为原始人的“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超越生物活动的本能，寻求有意义的文化性生活实践。他是人类心灵本身自然的存在物，无所谓改进与提高，只有作用方式的不同和活动领域的扩展。斯特劳斯认为“野性思维”虽然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但它并未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它仍然给我们启迪，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8、斯特劳斯认为“野性思维”具有具体性、非时间性、类比性、按两元对立的逻辑进行操作的四个基本特点。
9、我们对照方证的特点，发现方证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临床运用具有高效的“具体性科学”； 方证具有‘共时性’的特点，通过这一个横断的剖面，准确地抓住了人体本能排异抗病的需求，并运用经反复验证的方药来因势利导地辅助人体抗病；方证辨证是一种类比性的思维活动，类比性的思维活动不同于因果性思维活动，它只求知其然，而不求所以然；方证 的“证”由两个方面组成：病人之证与方药之证，两者合二为一，就象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符合野性思维的两元对立的逻辑。
10、列维·斯特劳斯对“野性思维”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方证辨证”的合理性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使我们联想到“方证”，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性科学”，完全有可能形成在中国远古
蛮荒时代先人野性思维中。他们通过知觉与想象的平面而捕捉到一种抗病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发现有助于人体本能排异、调节与补充功能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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