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我们自然会想起《现代》杂志诗人，其成员包括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何其芳等人。此外还应该包括《水星》的主要诗人卞之琳、废名、李广田等人。在这些现代派诗人中，卞之琳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卞之琳的特殊性在于，首先是其对现代派诗歌诗体建设的卓著贡献，其次是其对现代诗歌语言艺术形式刻意的和不懈的探索。有人评价卞之琳说“由于将西方的和中国的传统的诗歌艺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已成就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之一”[1]。 但在后来现代派出现了分化，卞之琳倾向于“主知”一边，戴望舒则倾向于“主情”，值得注意的是，卞诗在30佳能960
年代中后期以《在异国的警署》为界，其诗思与诗风大为转变，其诗歌有了“大我的寂寞”，注重于表现“大我”的主题，卞诗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显得更深沉而又凝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王佐良先生称之为诗人艺术高峰期的最好作品《尺八》，因为这首诗不只是反映了当时现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且对于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也具有相当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尺八》创作背景
至1935年，日本已强占了我国东三省，并意图侵占整个中国。这一年卞之琳因工作需要东渡日本，在东京住了5nordost个月。然而，刚踏上日本土地，卞之琳便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快的审问。再有正值溥仪访日，卞之琳被盘查。在极其愤慨的情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国的警署》一诗。异国的经历使卞之琳清醒的认识到国家“式微”的根源所在。从这以后卞诗中更多地具有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尺八》的创作应该是基于这一诗思的，卞之琳说这首诗带着“对祖国式微的哀愁”[2]。这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二、《尺八》分析
“尺八”是一种类似箫的乐器，一种箫管，早在东汉时期，尺八的前身羌笛就已流传于民间，到了隋代和唐代，尺八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乐器。后经由当时日本的遣唐僧东传日本，保留至今，尺八其演奏技巧复杂，音独特而有古味，音苍凉辽阔，能表现空灵、恬静的意境。内容上《尺八》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海西客”，乘船去日本，夜闻尺八声。他便想当年西渡中土的“番客”、夜投孤馆，在尺八声里动了乡愁，也得到了慰藉，第二日便在长安街上“访取了一枝凄凉的竹管”，于是，“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诗人根据“尺八”东传
的史实，以前人之乡愁，来暗示了自己此刻的心境，“尺八”只是一个情感的象征载体。因此，诗里两次用了这样的句子，来描绘此时此刻“海西客”的心绪。“为什么年（霓）红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每次还紧接着连用了“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这三重叠句的急促呼喊之音，都隐隐地透露了“海西客”的心境。最后一句“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寓意深刻。这“悲哀”，包含着对祖国“式微”的深深的哀愁。唐朝时候繁荣的国势已不再来，现在祖国面临着被瓜分、被侵略的危机。卞之琳身处他国又遭歧视，使之更深切地体会到祖国式微的哀伤。作者在诗歌中自觉打破了时空界限和现实、心理界限、把现实与历史、外部世界与心理世界扭结沟通了起来。“尺八”原本从中国传入日本，但随时间推移，它已经在日本落户生根。而在自己的祖国，“尺八”却极少见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吗？“尺八”只是众多的文化元素中的一个，对于当下的人来说我们又是如何对待现代化呢，我们所拥有的传统的东西还有多少没有被丢弃或被遗忘，难道遗弃传统就是现代化了？我想当时诗人总会有这些疑问在心头。诗中所表现的不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这也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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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混凝土施工技术三、创作特点
（一）具有“内倾性的情感特征与审美心态”的诗人，主要是由于诗人的个性心里气质决定的，卞之琳属于“内向型心里气质和阴柔型的审美心态”[3]“但是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4]
（二）“化欧”“化古”的诗人，他的诗歌充分体现着中西诗学交融的特点，他之所以能“化欧化古”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中国现代诗歌需要新鲜的营养成分，寻求新的突破点，以便实现现代诗歌的升华，所以现代诗歌作者都致力于自觉地追求新的诗歌元素，这就使得中西诗歌有了交融的契机。在思想上象征主义的内在反抗性也适时的迎合了中国现代诗歌作家的创作心态。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要求形式自由的愿望也在西方诗歌那里得以满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象征主义的感性特征与中华民族审美传统有某种内在的“契合”。如创作艺术手法上，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象征、暗示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感物体物的思维方式相似，再有就是西方的纯诗与我国的意境都有相通之处，还有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神与物游”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与西方象征主义美学思想之核心的“契合”思想不乏暗合，这些在卞之琳创作的诗歌上有很显性的体现。
聚乙二醇2000“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
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例如，我写抒情诗，像我国多数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又如，诗要精炼。我自己着重含蓄，写起诗来，就和西方有一路诗的着重暗示性，也自然容易合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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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智慧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中卞之琳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极富知性的诗人之一，卞之琳诗歌中流露的智慧，从一定种程度上，起到增强情感深度的作用，隽永含蓄地刻画了一个沉思者的情感历程[6]，卞之琳对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贡献是对诗歌抒情方式的突破，即写作“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沉思为特点”“以智慧为主脑”的“新的智慧诗”或者称之为哲理诗。代表作是《断章》，他对“戏剧化”手法的运用，广泛运用冷静的客观抒情，表达抽象玄思的“玄思感觉化”，这些对西方现代诗人的大量借鉴，使他成为30年代现代派诗歌作者中“主智”一派诗风的重要代表，这也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转折的一个标志，为40年代更为明确自觉地“新诗现代化”运动开辟了道路。“知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非个人化”，他自己说他早期“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道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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