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女性悲剧意识对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是闪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两颗耀眼的星星。她的创作刻画的是在金钱、情欲中挣扎沉浮的护港都市男女，而她的情感生活经历和女性的独特体验，激发了她内心的女性悲剧意识并进一步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危朝安
张爱玲于1920年出生于没落的宫宦世家,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曾外祖父是前清大臣李鸿章,然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的童年。父亲是典型的纵垮子弟,靠着祖上传下的遗产ceo薪酬,泡赌城、逛戏院、养姨奶奶,很少理会张爱玲。母亲崇尚西洋文化,在她4岁时空调风管,母亲和姑姑结伴去法国学习,一走就是五年。1927年到硅酸盐学报1937年母亲虽曾两次回国,并为她上学进行努力,但长期不在一起,加之她离母亲的“淑女”要求相去甚远幽闭恐怖症
,所以母女感情淡漠。环境使她早熟,从小便有成人般世故,懂得在利害之间选择,以冷漠的目光看待父母和家庭。对父亲对自己的殴打和监禁,她念念不忘,但也冷淡地为父亲辩护:毕竟他养了我那么多年。父女之间出现施惠者与受惠者的对立,不断追求个人自由的母亲面对亲生儿女,也全然从利害上打算,对着出逃投奔自己的女儿,她第一句话是:跟着我没钱。这使张爱玲少年时有种寄人篱下、缺乏自信的萎顿。父亲再婚后继母与她互相仇视。
作家因特定的出身、经历而产生的特殊的悲剧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作家特定出身、经历在作品中的投影。张爱玲在童年时代的人生记忆,使得她对母亲及母性的光辉理解不足,解构了传统的母性神话。正是因为童年生活缺乏父母关爱、缺少温暖的生活情感体验,折射到文本中,就是作家笔下一系列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委琐的父亲形象的出现。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母亲不再神圣慈爱,女儿也不再温柔纯洁,母女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母亲因为受着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或自我意识丧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处于琐屑卑微的境地,不再是女儿的保护伞；或受着金钱、情欲的压抑而导致变态,疯狂地压迫着女儿,把自己承受的灾难转嫁到女儿身上。
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胡兰成,出于对胡兰成的才气的倾慕,她很快坠入情网,疯狂地爱上了这位既无骨气,又无民族气节的花花公子、汉奸文人,并在一年后迅速与胡结婚。但婚后不久,胡兰成就厌倦了与张才女的婚姻生活,开始留连于女人丛中。他先是恋上了一个年仅17岁的护士,后又与一女老乡同居。更为可耻的是:胡兰成一边与别的女人同居,一边却心安理得地用着张爱玲的钱。当张爱玲得知丈夫花天酒地的现实后,面对无法挽救的婚姻,她深受打击。她叹息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有萎谢了。”这次婚姻的失败,加上父母离异对她的影响,使她对爱情抱定了怀疑的态度。而她对婚姻的世俗性理 解则来自其父母的婚姻关系。父母生活方式不同,并最终导致离婚。个人经历使张爱玲形成了一种情爱症结。在她看来,所有婚姻家庭,上海化工设计院情爱亲情只是物质利益交织的产物。这种意识不自觉地投射到自己的文本中,人世间的众生己不再拥有谈情说爱的环境和心绪,导致情和爱的结局必将指向一片虚无和苍凉。
张爱玲在童年的经历及在爱情婚姻上遭受的磨难,让她形成了女性悲剧意识。这种女性悲剧意识投射到文本创作中,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相似的特质:一是对母亲形象的丑化；二是父爱世界的坍塌；三是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张爱玲彻底解构了母亲神话和母性光辉。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母亲和女儿之间只有怀疑和不信任,甚至是破坏和自私。“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己不是慈爱温柔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
《金锁记》中的母亲七巧是一位被丑化到了极点的母亲。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竭尽全力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婚事进行破坏,用她“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热衷于拆散女儿的理想婚姻,处心积虑把儿子从新婚的媳妇身边夺走,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无非是一种变态的自私的心理一一我一辈子也没有享受过男人的温情和爱,你们也不能够享
受。对于儿子长白,她怂恿她烧、逛窑子、捧戏子,让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成了一个“精神残废”。对于女儿长安的婚事,她也是竭尽破坏之能事,因为她见不得女儿脸上“时时微笑”,好像在嘲笑她的婚姻的不幸。自己不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同样不希望别的女人得到,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行。于是,她凭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果断地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在父母兄嫂家中,在家人耗光她的全部积蓄之后,便欲将她扫地出门,甚至怂恿她回到已死的前夫家去争夺遗产。当受尽屈辱的她向母亲哭诉,幻想寻些许温暖和安慰时,母亲不仅不维护她,反而轻描淡写地敷衍她,为她的兄嫂开脱。立场完全不像一个母亲,甚至还不如一个局外人。因为在流苏母亲看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自己的衣食问题最终还得依靠兄嫂解决。《花凋》中的川嫦的母亲也是毫无人性、“见死不救”的冷血母亲。面对重病中的女儿,她压根不想拿出钱来给她治病,原因仅仅是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十八春》中,当曼祯被陷害、被夫而身陷魔窟时,母亲为了顾全一家大小的生活,听从了有钱的大女儿的摆布,实际上也成了谋害曼祯的帮凶,葬送了曼祯的一生幸福。
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张爱玲深深的孤独。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张看来不过是一种物质的联系,亲情和人伦是不存在的。她通过对父爱的颠覆,彻底摧毁了父爱的大厦,父
爱世界也完全坍塌了
张爱玲笔下的父亲以“物质父亲”居多,典型的有《花凋》中的川嫦的父亲郑先生。这位父亲一方面不肯花钱给女儿治病,因为她的病治不好了,“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另一方面,却有钱在外面养姨太太。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川嫦死后,他却花钱为她买了一块墓地,并在墓碑上写上了一段温情脉脉、爱意绵绵的话:“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里,知道你的人是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挽词,深刻揭示了郑先生自私、虚伪、冷漠的本质。在这位父亲看来:女儿的生命甚至可以不管,但是面子却不能不要,于是就有生前无钱治病,死后却有钱立碑的虚情假义。作者通过这一细节的刻画,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这位“物质父亲”的矫情。《茉莉香片》中的主人公聂传庆,是个未老先衰的小青年,“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的父亲打的”,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似乎打骂是父子间唯一的交流和联系,父子之间的关系犹如封建的“君臣关系”一样森严。这“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小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阴郁和恐惧中,实际上己经被折磨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废人,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并折磨所有爱他的人们。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却有点害怕”。父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地变味了。《多少恨》中虞老先生把女儿视为摇钱树,《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则想靠女儿嫁个有权势的人家
来提升自己的职位。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往往很卑琐、很功利、很平淡。那种不含杂质的纯情、不用虚伪的真情,不带保留的激情非常罕见。在她看来,这个世界没有超凡脱俗的爱情,爱情仅仅是构成家庭的一个因素,所谓的爱情并不纯洁、纯真、忠贞,她是带着肉体的、金钱的、功利性的,是“似是而非”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一个连谎言都懒得说的所谓“爱人”,心甘情愿地出卖灵魂和肉体,末了还得自编谎言以自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对振保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促使她放弃了一切,想与振保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她那与众不同的爱在振保的自私怯懦下,只是“墙上的一株蚊子血”。她的放弃和牺牲显得那么一文不值。而这种情爱的消亡,正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而发生的,人类贪婪、怯懦、自私的天性随物质的发展而膨胀,把最珍贵的东西冲刷成为化石。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只能看到人生的痛苦,在她的作品中,现实与传统的重负使得情爱成了枯黄的标本,只能被生生撕裂,徒留其中的丑陋与尴尬。因此,张爱玲为情爱作出的虚无的承诺,必将是苍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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